国家典籍博物馆一层善本古籍展厅。 2007年发现的《永乐大典》“模”字韵“湖”字一册，现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

　　本报实习记者 薛 帅 文/图

　　8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国家典籍博物馆，顺着国图古籍馆研究馆员程有庆手指的方向看去，那册当年经他手入馆的《永乐大典》卷2272至2274 “模”字韵“湖”字一册，静静地躺在一层善本古籍展厅的玻璃展柜中，其崭新程度令人惊奇。“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对古籍怀有敬爱之心，保护得好不足为奇。” 程有庆说。

　　自8月1日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始接待社会团体预约参观以来，其首展“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中的珍贵展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其中，《永乐大 典》、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四库全书》、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真迹……成为焦点中的亮点。在程有庆看来，对古籍的采访、整理、编目以及修复的过 程，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和故事，其中不乏曲折、动人与精彩。回想起2007年他与《永乐大典》一册孤本的邂逅，程有庆至今仍兴奋不已。

　　珍爱古籍令藏家甘愿转手

　　2007年11月，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核查古籍善本，程有庆与中国社科院的杨成凯、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以及文物出版社的孟宪钧一道，来到 上海进行普查工作。施安昌告诉大家，他有一位现移民海外的老邻居这两天正在上海，自称手中有《永乐大典》中的两册“孤本”并想要鉴定。当时他们四人都认 为，《永乐大典》在民间发现的概率很低，用程有庆的话是“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等见到这位姓袁的藏家并从她手中拿到书时，凭借多年经验，程有庆很快认定其中一册是影印版；而另一册从文字、内容、装帧风格各个方面，跟他曾见 过的《永乐大典》善本模样如出一辙。“虽不敢相信，但凭经验来看，它是真的。”程有庆说。四人中只有程有庆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更加熟悉《永乐大典》实物， 因此几位专家都推举他作为主看，听取他的鉴定意见。“并不是我有什么特权，半辈子与古籍打交道，古籍馆在这方面有最为充足的资源。我们看多了、看久了，判 断真伪可能更有经验。”程有庆向记者解释道。当时，他细细翻阅每一页，如手捧至宝，对古籍的珍爱溢于言表，这些都被一旁观察的袁女士看在眼里。

　　为了进一步确定该书真伪，程有庆立刻给曾在中华书局工作多年的父亲打电话，通过查阅《永乐大典》史话，发现这册的确空缺。又经查证发现，国家图 书馆恰好存有的两册“湖”字单册正是这册孤本的前、后两册。直到这时，他才敢确认，又一册《永乐大典》被发现。“正好补齐，前后相连，巧了。”程有庆激动 地说。

　　当施安昌与袁女士用难懂的上海话谈论此书的由来和去向时，程有庆清晰地听到袁女士“要出手的”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如果您要出 手，我们馆可以考虑。”程有庆立刻接下话茬。这是该册孤本能得以回归祖国怀抱非常关键的表态，也正如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所说：“古籍馆人手捧文献的珍 爱之情自然流露，在收放文献中与生俱来的爱护和珍视，是很多藏家愿意将自己的珍藏转让或捐赠给国图的重要原因。”

　　历经曲折最终入藏国图

　　“这册孤本自发现到最终被国图收藏，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程有庆说。据了解，在发现并认定这册孤本后，他们一行四人，以杨成凯主笔，立刻起草 书面材料，并由时任国图古籍馆善本特藏部主任的张志清(现为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上报给国家文物局。之后，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专家又先后进行了 4次较大规模鉴定，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也参与了该册鉴定、入藏过程。无论如何鉴定，结果始终一致：认定其为明嘉靖年间所抄 《永乐大典》的零本。

　　该册《永乐大典》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湖”字分册连缀了尚存的上下两个“湖”字分册。“让我们看清楚了《永乐大 典》选材、引书、编排的诸多特点，相关文献资料也得以更为完善。”傅熹年说。而与以往民间寻访得来的孤本相比，其品相完好、字迹清晰，更实属难得。

　　“一次次的鉴定可以理解，因为《永乐大典》是国宝，各个环节都要慎重进行，但拖了这么多年才入藏国图，其实另有原因。”程有庆透露，资金未能及 时到位，双方曾有过多次协商，最终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与国家图书馆一道，通过实施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运用项目 专款才将这册古籍回归国家所有，但直到2013年10月，它才最终得以正式入藏国家图书馆。至此，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全部藏书达到222册，而目前 全球范围内共存《永乐大典》仅400余册，尚不足全书的4%。

　　攻破藏家心理防线的绝佳武器

　　傅熹年曾指出，《永乐大典》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承载的是明初所能见到的宋元以前中华精神家园的全貌，是中华文化遗产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自信、勇气和魄力。面对正本下落不明、副本散落流失严重的现状，对《永乐大典》的民间寻访工作仍需继续深入。而今，《永乐大典》每一册 的发现，都可以被列入年度国家重要文物新发现之列。

　　据国家图书馆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古籍馆的采访经费在30万元至50万元，这对于像《永乐大典》一样具有重大价值的特殊藏品来说，无疑连一件也 “买不起”。“这令我们时常会感到尴尬。”有过类似经历的古籍馆舆图组组长白鸿叶告诉记者，她曾因几次在拍卖会上与“看中”的珍贵古籍擦肩而过而深感遗 憾。现在人们看到的9个展厅中800多件展品是在经费并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通过海外送还、政府拨交、藏家捐赠、员工访求等各种途径获得的。“有时我们真 得靠个人的社会关系不停地去争取，因为心中认定国家才是珍贵古籍最好的归宿，这也是我们攻破藏家心理防线的绝佳武器。”白鸿叶幽默地说。

　　在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看来，专款专用、专项通道是古籍“特殊品”得以回归国家的重要保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年一拨的日常采访经费 并不足以应对这些“特殊品”的入藏，以往遇到特殊情况都是通过文化部向财政部申请专款，如1960年周恩来总理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 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如今，国家在这一方面更需要设立一些更为便捷的途径，以便珍贵古籍更加顺利地回归祖国。”李际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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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由翰林院大学士解缙担任总纂修，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全书共22937卷(目录占 60卷)，11095册，约3.7亿字，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大英 百科全书》将其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明永乐年间纂修的《永乐大典》正本至今仍下落不明，嘉靖年间所抄录的副本也屡遭厄运，经历被盗、焚烧和劫掠之后几乎全部散失。目前全球范围内仅 存400余册零本，尚不足全书的4%，分别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现馆藏《永乐大典》222册(含现存台湾的60册)。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