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市场的“蝴蝶效应”几千万资金就能搅动风暴

2017年04月26日 14:56 新浪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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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收藏古籍是一个小众市场。 私家收藏古籍是一个小众市场。

  可能没有哪个市场像古籍一样,容易产生蝴蝶效应。

  一方面,古籍市场上流传着各种投资者“一夜暴富”的传言,另一方面,这个市场又显得十分脆弱。成都一位有20多年经验的古籍玩家老张说,古籍投资风险不小。甚至一个新入场的投资者,就能轻而易举地搅动整个市场的风暴。

  风云突变 红印本爆炒之后被腰斩

  如果不深入了解古籍,就不会知道其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门道。对于初入行的新手而言,选对古籍主题尤为关键。“古籍有很多主题,精刻本、红印本、内府本……不一而足。”老张说。

  并非每个主题的古籍都容易发现珍品。“有人专门收内府本,就是皇家刻的书,给皇子皇孙们看的。”老张说,内府本刻工讲究,如同宫廷画一样,纸墨、笔工、刻工及装订都是最好的。内府本尽管制作精美,内容不一定有多高的价值。“内容一般是四书五经,历朝历代都在雕刻。市场存量大,再加上内容不新奇,这一主题不见得具有收藏价值。”

  另一方面,也有人对明代的套印,也就是红印本情有独钟。套印的古籍,除黑色字体外,还会套印一次红色。因为稀有,红印本曾在一段时期内被炒到了极高的价格。“原本一册红印本只值一两万元,在2010年前后,价格迅速成倍上升。一本明代的红印本《诗经》可以卖6万,明版红印本《苏东坡文集》可以卖到10万。不过很快,价格又开始下降,目前,这类红印本价格相对2010年,已经腰斩。”

龚明德家中藏书丰富。龚明德家中藏书丰富。

  市场很小 几千万就能搅起风暴

  其实,古籍市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玩家只是一个小众群体。小到什么程度?如果有个财大气粗的人,短时间内投入几千万购买古籍,就可能在整个市场中搅起一场风暴。

  老张说,前几年红印本古籍价格疯涨,就是因为一个北京玩家搅局。“玩家的弟弟是一家证券公司老总,拿出几千万让他买书。”结果,整个市场迅速闻风而动,价格一路飙升。而几年后,这位北京玩家意外去世,他弟弟把手中的书全部抛售,整个市场行情应声而降。

  类似的事例还不少。“杭州一个地产老板,参加拍卖会经常包场,拍卖会上所有的书全都买走。”老张说,过了几年,房地产不景气,这个老板又开始卖书,那几年书价垮下来跟他有很大关系。

  一古籍玩家说,市场行情好时,“一本书今天卖一万,明天可能卖一万五,后天就可能涨到两万。”这种感觉确实很让人振奋,但书价垮塌时,也有不少人被套牢。

  兴趣所在 是对抗风险的最大武器

  在变幻莫测的古籍市场,不排除有真正的高手,通过高超的鉴定技术和敏锐的市场嗅觉,获得巨大成功。事实却是,这种高手并不多见。

  成都数十家古书店中,像老张这样做到一定规模的不超过五家。大部分玩家,做着依靠倒卖古籍发财致富的梦进入这个市场,最终都因为梦碎而黯然离开。

  “收藏古籍,还是应该出于自己的兴趣,而不是想着发大财。”老张说,他当年步入这一行,就是因为自己喜欢读书,也爱买书。在老张的店里,可以感受得到他对古籍的喜爱,桌面上始终摆着一套工具,用于古籍修复。他捏着一张古代的纸片说,把纸揉成团再摊开,喷上水,压平,经过一夜,纸会像原先一样平整硬挺。“现在的工业用纸就不行,怎么压都有褶皱,这也是古籍的魅力所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董兴生 实习生王鸽摄影报道

  古籍爱家/

  专门租一套房存书 退休教授藏书10万本

  对于钻研学术的学者而言,古籍是他们的精神食粮。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龚明德,就是其中代表。在成都,无论是旧书摊主,还是旧书店主,几乎没有不认识龚明德的。别人出高价,不卖,龚明德来了,店主低价出售的事,时有发生。

  64岁的龚明德淘旧书,不为投资增值,而是为学术研究之用。在他看来,这也是古籍在当今社会的一大价值体现。他的家里,一半的空间都被书柜摆满,书柜摆不下,客厅的空地也被装满书籍的纸箱摆满。这不是全部,他还专门租了一套房子,用来存放其余的书卷。

  如今,龚明德的藏书已经达到10万本,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藏书家,“我应该算是一个存书家吧,所有的书籍都是有用于学术我才会买,不知不觉就有这么多书了。”

  为买一本古籍 花光两三年工资

  作为版本学方面的专家,每当需要一本书当作研究资料,龚明德都会尽量买齐所有的版本。每周三、周日,他都保持着骑车在各大旧书市场淘书的习惯。

  “版本非常重要,越早的版本,越不容易出错,拿来研究的价值也就越大。”每搜集一种古籍,龚明德都会小心地用旧信封包好外表,最后将各种不同的版本整理成一沓,再用纸包上。艾芜的《文学手册》,他整理不同版本的书籍就有10多本。其中一本书的外皮上,印有“珍存”二字,颇为特别。

  “这本书你在全世界买不到第二本,花了我两三年的工资,要卖的话得几十万了。”龚明德说,这些笔记都是艾芜亲笔所写。因为有了这样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他后来的一篇文章因此得以写成。

  当然,有时候为了买书他也会和旧书贩子斗智斗勇。“假如说一摞书他叫价4000元,我就分成两堆,假装对一堆书感兴趣,然后贩子会说这堆书3000元,实际上我想要的书在另一堆里,价格就杀下去了。没办法,这么多书,不用点小手段哪里买得起。”

  数字化古籍 或为未来交流趋势

  四川省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副馆长王嘉陵说,古籍既有一般书籍的属性,也有文物性。今天尽管提倡大众化阅读,但古籍由于其专业的内容,脆弱的纸张和珍贵的价值,再加上古籍竖排文字也与当今的阅读习惯不同,并不适合由大众传阅。

  交流还有其他办法,龚明德的客厅里有一台半旧的扫描仪,这是他专门为同事和后进们准备的。“圈子里都知道我有不少书,每当有人因为课题需要借阅时,我就用扫描仪把书弄成电子版传给他们,既不会让古籍有损害的风险,又能让他们把课题做好。”

  这招在公立图书馆早有运用,王嘉陵介绍,实际上对于那些不能外借的善本,四川省图书馆也在积极地运用数字化手段与外界分享。“我们不少图书已经数据化,有需要的学者一般都通过这样的手段获取古籍。”此外对古籍进行复制再造也是不错的办法,在王嘉陵的办公室里,有一套《华阳国志》的再造本,客人们可以随意翻阅,他手中类似的再造本就有二三十部。

  “有的古籍是孤本,还有的古籍原本就是稿本,再不抢救就没有了。比如《四库全书》总共只有7部,现在存世的只有三部半,这种就需要多再造复制。”王嘉陵说,对于古籍中的孤本、善本以及毁坏严重、需求量大的版本,会优先进行复制再造。

  “不光是为了交流,很多孤本如果不备份,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毁坏了,即使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了。比如明代的永乐大典,只有正副两部,所以现在能存下来一本都是稀世珍宝。现在国家图书馆已经有2万多种、9万多册古籍数字化,还做成数据库放在网上。大约10年前,四川省图书馆也开始了这项工作,现在已有几百部书完成了数字化,但古籍全部数字化还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些条件。”

  文化价值的传承 市民可零距离接触古籍

  在王嘉陵看来,古籍是文化的传承。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有纸草书,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泥板书。古籍作为文明的传载系统,让后人得以了解前人的智慧。“通过古籍,我们可以了解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坚持哪些东西,会给人内在的启发。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但是你会发现智慧的根仍然在远古,比如老子孔子,到现在仍然深刻影响着我们,这就是古籍在发挥传载作用。”

  由于排版、文字的原因,古籍书可能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阅读方式,但市民仍然可以到四川省图书馆一睹其风采。据了解,四川省图书馆的古籍总量,已经达到65万本,善本近6万册。或在明年,已经整理好的古籍会逐步对市民开放。

  古籍按照其珍贵程度分级,清代乾隆之前的古籍都是前三级,乾隆末年(1799年)到1912年前的便归于一般古籍,也就是第四级,“四级以下的可以直接阅读,三级以上的古籍会有一些限制。因为古籍除了一般书的属性,还有文物性,受文物法的限制,不能全部开放给市民翻阅。”一些珍贵的古籍,未来也有可能会通过展览的方式,让市民一睹其风采。

  对于怎么利用好古籍,龚明德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通过读书会和讲座的方式,可以让市民领略古籍的精髓。“比如在成都,一群20多岁的论语爱好者聚在一起成立读书会,搜集原始的资料、各种版本的论语,真正把论语一个字一个字地钻研。只要坚持到40岁,这个读书会就不得了了,里面的人都会是研究论语顶尖的专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尚智摄影报道

  /古籍玄机/

《九天玉樞雷經注解》背面是公文纸,一张收税账单。《九天玉樞雷經注解》背面是公文纸,一张收税账单。

  珍藏20多年书增值400倍

  在新都区开古书店的杨先生手头有一本保存了20多年的旧书,这是一本1942年出版的《木刻近代人范》,严格来讲这本书不能称之为古籍,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旧书。但杨先生标价6万元,“最低4万元”,才愿意出手。

  《木刻近代人范》的作者是王青芳,这位中国现代的版画家和国画家可能不为人熟知,不过他与于右任、徐悲鸿、钱玄同、何香凝、周作人等文化名人交往甚密,跟齐白石更是情同手足,齐白石的不少印章就是王青芳刻的。

  王青芳的著作不多,《木刻近代人范》便是其中之一。上世纪90年代,杨先生在旧书市场偶然淘到了一本,这一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上面有王青芳的亲笔签名和印章。

  “当时买这本书时花了100元,一直在我手上保存了20多年。”杨先生说,在此期间有不少人提出购买,但全都被他拒绝了。“惜售的原因在于稀少,卖出去了,再多加两万也买不回来。”

  古人也废物利用 用公文纸印书

  将已经使用过一面的A4纸二次利用,是现代常见的节约环保方式。在古代,就已经开始用已经使用过一次的公文纸印书。郭云龙手中一本明朝洪武年间的《九天玉樞雷經注解》,内页是竖排楷体文字和插图,背面另有玄机。其中一页上写着:初一日,凉州人李正唐羊毛八驴每驴照例抽税银一钱七厘,共银八钱五分六厘。“这是古代收税的记账本,还有一面是空白的,后来被用作印书了。”郭云龙判断,这本书的纸张可能产自元代,到了明代,被二次利用。

  据介绍,用公文纸印书的现象,在古代也不多见。“有人统计过,全国各大图书馆藏书中,用公文纸印的书只有47种。”一家博物馆馆长曾说。而郭云龙珍藏的这一本,极有可能是第48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董兴生 实习生王鸽摄影报道

  来源:华西都市报(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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