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实习同学《聊复集·怪症汇纂》研究组
图1--钟南山谈健康张仲景，东汉时期的长沙太守，因医术高湛、医德仁厚、医学思想流传深远而被冠以“医圣”之名。现在，老少皆知的“饺子”和“门诊”，传说就是张仲景发明的。当然，张仲景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其医学思想《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分“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其中“杂病”篇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即《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被翻译为多种文字，流传千古，对于东亚医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仲景之后，大量中外学者汲取仲景的医学思想，渐成仲景学派，传承仲景精神，发扬务实作风，切实治病救人。时至今日，日本普遍使用的210多个处方，大多来自《伤寒杂病论》。[1] 非典时期，钟南山教授（图1）等将《伤寒杂病论》记载的“大青龙汤”用于救治非典病人，取得良好效果，且没有出现西医治疗后骨头大面积坏死的状况。[2]
图2-1--伤寒论研究大辞典-选1
图2-2--伤寒论研究大辞典-选2
图2-3--伤寒论研究大辞典-选3
图2-4--伤寒论研究大辞典-选4张仲景去世1500余年后，汪必昌出生于新安歙县（今安徽徽州地带），其大半生所奋斗的，正是用实际行动传承仲景精神。《伤寒论研究大辞典》（图2—选1、2、3和4）概括性地指出：“（汪必昌）对医学造诣颇深，尤潜心于仲景学术。著有《医阶辩证》（图3）一卷，《聊复集》五卷。在《伤寒三说辨》中，以仲景为宗，而力排王叔和强分集证之谬等。”[3]我们认为，清嘉庆御医汪必昌作为清朝中期的医学家，汲取仲景精神千年精华，并将传承仲景精华于后世。
图3--民国三三医书-医阶辩（辨）证一、医者仁心，治病救人
张仲景被称为“医圣”，而在古代，“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张仲景之所以被后人铭记和尊崇，具有一颗医者仁心是关键。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乃名门之后，但因目睹当时疾病肆虐，决心学习医道。后来，张仲景担任长沙太守，掌控天下名郡，实力雄厚，本可如其他各路诸侯，睥睨天下。但是，张仲景恪守“四境之内有一民不安，则守牧之责也”，每逢初一十五在公堂坐诊为百姓免费诊疗[4]。[4]1500多年后，新安书生汪必昌，不在乎失去“士绅不当差、不纳粮”的特权[5]，为治母病，更为治“天下所有母亲”之病而弃文从医。在“安土重迁”的清朝，汪必昌更是为治病救人和精进医术，遍游燕赵等地，最后在京城成名，被入选到太医院成为御前太医。[6]张仲景和汪必昌，都是典型的心系民众的“秀才学医”的代表，汪必昌传承的，首要是张仲景的医者仁心。
图4--中医人物词典二、实事求是，推本溯源
张仲景和汪必昌，在《中医人物词典》（图4）中均被定义为医学家[7]。这是因为，张仲景和汪必昌除潜心医术之外，还重视对医学思想的探索。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道，“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8]，而汪必昌在《聊复集》自序中则说道：“（魏晋以来）医学之正传晦蚀，流传于世者，大半粗工曲学”[9]，并痛惜“医道之失真”（图5—选1、2、3和4）。可见，张仲景究极医道，是因为当时医道不明，治病救人无从依据。汪必昌究极医道，是因为当时医道不真，贻误患者。在《医阶辨证》自序中，汪必昌更是明确表达其追求医道之路讲究实事求是：“不致疑误，而病者不致含冤于地下。”[10]
图5-1--《聊复集》已刊本汪必昌《自序》-选1
图5-2--《聊复集》已刊本汪必昌《自序》-选2
图5-3--《聊复集》已刊本汪必昌《自序》-选3
图5-4--《聊复集》已刊本汪必昌《自序》-选4张仲景和汪必昌追求医道的方法具有一致性。张仲景重视古人经验，对中医推本溯源，其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写道：“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11]汪必昌对仲景的医学思想及研究方法十分推崇，其在《聊复集》凡例中说道：“（学习医学应）先达经史，胸明古往今来；次穷易数，方知阴阳五行消长；再读《难经》，《素问》，方识病机；熟仲景之方法，才有体格，不致捕风望洋之叹。”[12] （图6—选1）
图6--《聊复集》已刊本-《凡例》-选1三、注重实践，验方为要
张仲景在师法古人的基础上，注重实践，重视收集验方。从张仲景的行医生涯可推测，其坚持不懈在公堂为百姓诊疗，见证大量疑难杂症，并实地检验其医学思想，在这期间还收集了大量民间验方。据记载，张仲景“博采众方”，既包括古方，也包括当时民间验方。[13]
图7-1--《聊复集》已刊本汪滋畹《序》-选1
图7-2--《聊复集》已刊本汪滋畹《序》-选2
图8--《聊复集·怪证（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整体书影尽管汪必昌没有机会像张仲景一样，以太守之尊坐诊公堂。但是，汪必昌前半生“游吴越，历齐鲁，至燕赵”[14]，一路治病救人，在实践中精进医术，又以更加精进的医术继续治病救人。嘉庆朝内阁学士汪滋畹在为《聊复集》作序时赞叹道“（汪必昌在京城）能以术自显”[15] （图7—选1、2和3），这足见汪必昌在实践中逐渐成长为真正的医学大师。值得注意的是，汪必昌所著的《<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图8）记载了大量不见于其他医籍的药方，可推测这些药方或来自于民间并被汪必昌所搜集，或于汪必昌行医过程中被创制出来。更可贵的是，《<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中记载有大量关于治疗效果的词眼，如“立愈”、“速愈也”、“数服而愈”等（图9），可推测这些药方多为汪必昌所验证之方。
图9--御医汪必昌验方真迹历史表明，来自于实践的验方往往具有更高的医学价值。中国传到日本的医籍不计其数，但日本汉方药常用的210多种处方，大部分来自于《伤寒杂病论》，这足见来自实践验方之价值。正因为如此，2018年6月6日，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在北京主持召开“《<聊复集·怪症汇纂>未刊稿本研究》成果评价会”，指出《<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图10-选1、2和3）。原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教授在认证研究考证后，认为《<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具有很高的医学价值（图11）。
图10-1--中科协评价报告-选1
图10-2--中科协评价报告-选2
图10-3--中科协评价报告-选3
图11--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评价四、辩证施治，不致疑误
张仲景在中国医学史的一大贡献是确定了“辩证施治”原则，该原则已经发展为中医辨证论治诊疗体系，成为中医治疗学的基础。[16]研究者们对“辨证施治”进行总结，认为《伤寒论》（图12）既辨病又辨证，其科学性在于首先通过辨病，从整体上获得对该病病性、病势、病位、发展变化规律及转归预后等方面的了解，正确地进行分析和诊断，这是辨证施治的精髓[17]。
图12--现代版张仲景《伤寒论》封面汪必昌在《聊复集》的自序中写到，“仲景制方，不于病而命名，惟求证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宜主某方，拈来无不合法。”[18]这不正是对张仲景的辨证施治原则的最恰当的解释吗？可见汪必昌对辨证施治原则的理解之深刻。且在《医阶辨证》之中，汪必昌则对辨证的原则进行了阐述和继承，将这一原则应用到他的医学实践之中。“辨证施治”的思想是汪必昌继承张仲景医学思想的清晰体现。以汪必昌所著的《聊复集》为例，《聊复集》已刊本和未刊本，构成了辨证-辨药-用药完整的行医逻辑，这就是对仲景辨证施治精神的最好诠释。
图13--御医孤本三种验证方-书影除此之外，张仲景行医用药之严谨也被汪必昌继承。《伤寒杂病论》之所以能成为“经方”，一大基本原因是张仲景记载药方详细务实，认真严谨。比如，白虎汤方的记载如下：“知母六两，石膏一斤（碎），甘草二两（炙），粳米六合；上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19]其记载的药品、数量、煎煮方式、服用方式都清晰明确，操作性极强，即时放在医学发达的当今也能无障碍地使用。汪必昌在《<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中记载的“小儿夜啼”药方写道：“小儿夜啼，用蝉退7个，取后半焙干为末，用薄荷汤少入酒调服，而啼自止。若不信，用蝉退上一半，一样调服，仍啼如旧”[20]（图13）。这一药方也见之于《本草纲目》等医书，但汪必昌记载更为明确，更有操作性，并将注意事项，即不能用蝉退的上一半说明清楚。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下此结论：汪必昌在《医阶辩证》自序中表白的“不致疑误，而病者不致含冤于地下” （图14-选1、2 、3和4）真乃实至名归。
图14-1--历代中医珍本集成版《医阶辨证》-选1
图14-2--历代中医珍本集成版《医阶辨证》-选2
图14-3--历代中医珍本集成版《医阶辨证》-选3
图14-4--历代中医珍本集成版《医阶辨证》-选4继承了仲景精神的汪必昌，在《<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中还收录了历代仲景医学精髓。据考证，《<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记载的五百四十种药方，来自于古代医籍（汪必昌大多作了筛选验证和批注）（图15）、宫廷药方、民间秘方偏方和汪必昌独创。作为一个师法仲景的医学家，我们可以推测汪必昌所收集的药方，正是历代仲景学派的精髓。众所周知，清朝道光年间，因鸦片战争，西风东渐，中医渐渐式微。处于古代及近现代之交的汪必昌，用其毕生将仲景精神发扬光大，当属历代中医学家弘扬仲景精神的最高峰。
图15--稿本内御医汪必昌增补验方现在，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已被充分挖掘开发，后来者难以通过《伤寒杂病论》复制竞争优势。但是，《<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因为各类原因，以未刊本孤品传世，其中记载的五百四十种秘方偏方验方多不为人所知，这岂不是一座宝矿？
因此，我们敢断言，传承千年仲景精华的清嘉庆御医、医学家汪必昌，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医发展的“张仲景”，凝聚仲景精华的《<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医发展的《伤寒杂病论》。
（2019年6月5日修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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