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本主义的兴起打破女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的阶层隔膜，在艺术之外，一场爱情的交锋正在进行。 　　

　　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当欧洲的文明绵延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随着阶层差异被打破，高贵的女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不再是恩主与仆从的关系，情与性的解放渐渐弥合了女赞助人与男性艺术家之间感情的距离，也为以往精神伙伴的关系注入了一种或明或暗的激情。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女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开始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和演绎的兴致。 　　

　　在漫长的艺术史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女赞助人的角色也在不停地转变，从让艺术家敬畏依赖的恩主，到那些著名情史中的女主角。然而，无论怎样的角色转换，不变的是，她们在守望艺术时，所焕发出的追求自由与爱情的勇气与光芒。　　

　　在西方艺术史上，从文艺复兴开始，女性开始作为重要的艺术赞助人角色对近现代文明施加自己的影响，在同一时期的中国人眼里，这几乎是一个不能被理解的现象，由“穷得只剩下钱”的女性赞助人去拯救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七尺男儿——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里，面对这带着脂粉香的赞助，无论是桃色效应还是软饭嫌疑，都足以令人避之不及。然而，东西方的伦理差异正体现于此。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的骑士文化中，行吟诗人将骑士阶层的浪漫情怀和检验男性吸引力的标准，直接指向为获得城堡女主人的青睐。然而，在等级森严的历史岁月中，这是一种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情，而漫长的中世纪将这种情怀深深植入欧洲的文化当中，即使当历史的脚步行进至以颠覆中世纪的禁锢为己任的文化复兴时期，森严的等级观和这种浪漫情怀依然还在延续，女赞助人与男性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就脱胎于这种骑士与女主人的模式——从纯粹典雅的欣赏与忠诚开始起步，止于恩主与仆人的关系。 　　在今天看来，这种关系似乎因为缺了一些桃色的成分而显得有些局促和紧张，缺少让后人浮想联翩的空间，然而对于身处其中，拥有权力却没有情感选择权和人身自由的女性来讲，对艺术的热爱和赞助，却是为数不多的能让她们体现出自己才华，消磨光阴并改善生存环境的事情和通途。她们通过这种曲折的方式，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或是避难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启蒙运动后的几百年里，艺术家和赞助人之间更加向平等的方向的发展，而其中所隐含的情感也更像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

　　比如，与17世纪中卢梭与华伦夫人复杂的情感，以及18世纪时巴尔扎克四处用爱情猎取女赞助人的心获取资本不同，还有19世纪时，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之间的感情，更像是两人一生情感中涓涓不断的潺细暗流。

　　读过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的通信集《我的音乐生活》的人，一定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天才艺术家内心的怯懦与孤独。柴可夫斯基结识梅克夫人时，他的第一次婚姻已经破裂，事业发展又停滞不前，关于他是否为同性恋的猜测在一个隐秘的圈子里让他承受了很大压力。但梅克夫人却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听到了他的《暴风雨》，而对他产生了激越澎湃的热爱之情。1876年，梅克夫人给柴可夫斯基写了第一封信：“请让我向您表示衷心的谢意……您的作品如何使我陷入狂喜，这是不必告诉您，也不适宜于告诉您的，因为您已习惯于听到比我这个音乐门外汉有资格得多的人们的感谢和钦佩。……我写信请求您绝对相信；您的音乐确实使我的生活愉快而且舒适。”

　　可以说，梅克夫人几乎在听到柴可夫斯基旋律的那一刹那，就真正听懂了这个男人脆弱的性格。她为了保护他的自尊心，以收藏乐曲为名委托柴可夫斯基作曲，每年支付6000卢布；为了避免刺激他对于女性施予赞助的疑惑，她坚持在柴可夫斯基使用她的别墅期间避居外地，并永远承诺只通信不见面。他们交往了13年，书信往来多达1100多封，从最初客套的钦佩与赞赏，逐渐向着艺术与人生、音乐与爱情的纵深处扩张。他们的书信虽有情意但并无热烈表白，严格来说实在不算情书，却涵盖了人生百味，到达了两个人心灵沟通所能到达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