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这一城市名称由何而来？1786年，Peter Ochs在他的著作《巴塞尔的历史》中列出了这个名字12种可能的来源。有语言学家认为，“巴塞尔”源于希腊语的“巴塞流斯”(国王)一词。另有人认为，“巴塞尔”源于凯尔特语中的常用地名和人名“巴塞尔”一词。其中最动人的解释是：当年Julianus国王的母亲，叫做Basilina，国王为了纪念母亲，就以Basel命名该城。

　　人文主义之城

　　公元740年，巴塞尔成为主教城，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1392年，主教买下莱茵河对岸的小巴塞尔。1431年到1449年宗教会议期间，巴塞尔成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中心。1460年，在教皇皮乌斯二世的捐助和支持下，阿尔卑斯山北麓第一座大学——巴塞尔大学开始有了雏形。这是欧洲的第一批大学，也是瑞士最古老的大学。巴塞尔大学就像智慧的灯塔，甫一建立就吸引着欧洲各国的学者和学生们云集于此，特别是1521年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来到了巴塞尔大学执教，不仅使巴塞尔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重镇，而且使巴塞尔更有了“人文主义者之城”的美名。后来修建的巴塞尔市政厅，高悬着着“自由永远高于金和银”的字样，人文主义在巴塞尔的可谓根深蒂固。

　　伊拉斯谟在巴塞尔大学期间，发表了许多著名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之间的论战。路德认为人有限的意志在与上帝无限的意志互动下，是没有自由可言的。绝对的自由意志是上帝的属性，受造且有限的人类并不配享有。伊拉斯谟则认为，若像路德那般全盘否定自由意志，不仅为不敬虔者开一康庄大道，更使人失去批评这类人的立场，因为若没有自由意志，人就不需要为个人的恶行负责了。他在1524年写下《论自由意志》，同路德通信并批评路德。他深信人性发展的可塑性，认为通过教育可以把人性中隐蔽着的原始美德发掘出来，也可以抑制人性中的邪恶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构建人类正义社会的前提。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他选择在巴塞尔大学执教就是天经地义的了。伊拉斯谟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和对人格尊严的尊重，不仅奠定了其人文主义学者的地位，同时也给巴塞尔大学留下了丰厚的人文遗产。

　　巴塞尔大学成为欧洲重要的人文标志。在后来的宗教改革期间，巴塞尔大学经历过风风雨雨，但其人文主义精神始终长存。仅仅在最近一百多年里，就有多位著名学者在此展露才华，开拓文化创造的新天地。1869年2月，年仅25岁的尼采被聘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此后十年是尼采一生中相对愉快的时期。在巴塞尔，他结识了许多年长和年轻的朋友，例如瑞士著名文化艺术史学家雅可布•布克哈特。1869年4月，尼采获得了瑞士国籍。同月28日，他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职演说，题为《荷马和古典语言学》。当时，巴塞尔城里所有贵族家的大门都对他敞开，他成为巴塞尔学术界的精英和当地上流社会的新宠。187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悲剧的诞生》，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已经形成了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便是：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

　　与尼采一道，文化史教授布克哈特在此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被誉为“解释学之父”；生命哲学的奠基人狄尔泰在此登上教授就职讲演台；分析心理学的创立者荣格在此度过了他充满梦幻和奇想的学生时代；伟大的美学家与艺术史学家沃尔夫林在此革新了艺术史和美学；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此度过了他沉着思考的晚年……除了这些名噪一时的学者和思想家之外，巴塞尔大学还孕育了众多化学家、数学家、神学家以及诺贝尔奖获奖者。很难想象，在一个如此之小的地方，却能产生出如此之多对世界文化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但事实确实如此，这正应了当地一句俚语：“巴塞尔是伟大的小城市，苏黎世是渺小的大城市。”的确，“伟大”不是由城市的建筑体积和面积来衡量，而是对文化和艺术的尊重，以及开放的文化气度和胸襟。

　　繁荣的出版事业

　　任何文化的剧烈变化，除了文化自身的演变和发展之外，还和社会背景，以及经济、科技和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建立在对理性和科技的肯定之上，巴塞尔能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且其人文精神源远流长，亦是与它发达的商业和技术分不开的——特别是传播人文精神的印刷和出版事业。在15世纪中期，巴塞尔的印刷和出版事业就已经很发达，巴塞尔大学的成立更是极大促进了当地的出版与印刷业，当时就有50多个大出版家。伊拉斯谟前来巴塞尔，其发达的印刷业是诱惑他的重要原因。早在他定居巴塞尔前的1516年，伊拉斯谟花费心血根据手抄本校订而成的希腊文《新约全书》在巴塞尔出版。几次再版后，该文本在英国成为新约的标准本，在欧洲大陆流行后即成为公认文本，即新教各教会至今所公认的标准文本。

　　这是商业发展和学术研究之间的良好互动，而这种互动则是是建立在宗教改革和图书出版革命之上的。在文艺复兴之前，图书生产主要是在修道院或者是大教堂，修道士们在缮写室里制造手抄本，为王公贵族提供个人藏书，或者是为教堂、修道院提供馆藏书。辛勤抄书的过程也是理解教义、探究神学知识、为天国效劳的过程。但是，随着欧洲大学的兴起，以及其他读者群的出现，手抄本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要。那么大批量印刷生产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1450年之后，西欧的书籍生产事业从抄写者的缮写室转移到印刷商的作坊，这是图书出版领域的一场革命。

　　支持这场革命的则是当时西欧深刻的宗教和学术背景。置身于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学者们热烈欢迎印刷商为他们提供大批价格低廉、版本各异的希腊古典文、拉丁文和基督教文献，以便求知、整理和参考。此时的宗教改革，也为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比萨、康斯坦茨、巴塞尔三次公会议之后，宗教虔诚复苏。宗教团体和信徒们需要大量的宗教学术著作和通俗虔诚读物，这大大地刺激了出版事业。出版事业的繁荣，也使得这些学者和宗教改革者们的学说、主张和著作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传播，整个欧洲沐浴在一种新文化的气氛中，人们的思想发生着巨大的转变。

　　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影响下，早期从事出版事业的商人们并不仅仅以出版收益作为印刷书籍的唯一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学者抱负，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己任，或者是以传布基督福音为荣耀。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巴塞尔的约翰•阿默巴赫(Johann Amerbach)——一位学者式印刷商。他毕生宏愿就是出版西方四大拉丁教父的全集。他在世之日出版了奥古斯丁、安布罗斯的文集。他去世后，两个儿子继承父业，继续这一计划。

　　正是这样的宗教信念和学术抱负成为学者与出版商合作的基础。伊拉斯谟在巴塞尔期间，与出版商弗洛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弗洛本出版社工作时，他仿佛是在“磨房里推磨”，写作、校订、督察、印制了几本书，“八个月内就完成了六年的工作”。而此时，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的出版商为了争夺他的著作而使出各种手段，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他的《格言集》、《对话集》、《愚人颂》、《基督徒士兵须知》刊印发行几十版。在那个没有版权意识的时代，多少出版商盗印他的书。在那个没有版税、稿费少得可怜的时代，伊拉斯谟40岁以后，就能够用稿费养活自己，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最耐人寻味的是，伊拉斯谟于1536年7月辞世，而地点则在他的出版商家里。

　　巴塞尔的出版商们正是以其对于学术的尊重，以及和学者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同时凭借地处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优势地理位置，在文艺复兴时期，建立起了欧洲最大的出版业。德国绘画能以版画著称于世，与周边地区，特别是巴塞尔印刷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1514年，年轻的荷尔拜因(Hans Holbein)与其兄一起离开家乡前往巴塞尔，看中的也是这里蓬勃发展的出版业。2年后，荷尔拜因便独立地为一大出版商画书籍插图。荷尔拜因与出版商们友谊甚笃，在他的著名肖像画中，就有大出版商阿麦巴赫的儿子——巴塞尔大学法学教授明尼发修。这位教授后来成为北方文艺复兴的大师，其早期事业，亦与出版有关。

　　失去的儿子

　　荷尔拜因生活的时代，也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丢勒等的群星闪耀的时代。荷尔拜因出生于离巴塞尔不远的奥格斯堡，他的父亲老汉斯是当地一名抢手的宗教画家。荷尔拜因的叔叔西格蒙德(Sigmund)也娴熟于绘画，现在，巴塞尔存有极其少量的可能是西格蒙德所画的油画和草图。荷尔拜因主要向他的父亲老汉斯学习绘画。1514年，年轻的荷尔拜因和他的哥哥安布罗(Ambrosius)怀揣着艺术之梦来到了巴塞尔。

　　1516年，荷尔拜因为新当选的巴塞尔市长J•迈尔夫妇画像，一举成名。随之，大量订单蜂拥而来。他为巴塞尔市政厅绘制壁画，为教堂和私人住宅设计玻璃镶嵌画和装饰画。1517年应邀到瑞士中部作画，顺道去了意大利，学习意大利的“新艺术”。回来后被接纳为巴塞尔画家同业公会会员，和一位皮革商的寡妇结婚，并开了自己的画店。由于他的肖像画很出名，他的画坊很快成了巴塞尔最著名的画店，他在巴塞尔的艺术声誉从此确立。后经出版商弗洛本介绍，荷尔拜因与崇拜很久的伊拉斯谟相识，并为他画肖像，其中有一幅著名肖像至今保存在巴塞尔。伊拉斯谟也委托荷尔拜因为自己的讽刺作品《愚人颂》绘制插图，这是荷尔拜因的首批插图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伊拉斯谟不仅和荷尔拜因相熟，他和文艺复兴的另外一位大师——米开朗基罗也有过合作，他们一起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为亨利七世国王设计陵墓。

　　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席卷巴塞尔，改革者反对在教堂悬挂绘画等偶像制品，荷尔拜因自然处境艰难。1526年他转道尼德兰到达伦敦，伊拉斯谟为他向托马斯•莫尔写了一封推荐信。翌年，他所作的《托马斯·莫尔肖像》在整个伦敦引起轰动，这幅肖像被誉为美术史上的肖像精品之一。很快，荷尔拜因在英格兰站住了脚，成为亨利八世的御用画家。1528年，荷尔拜因回到巴塞尔处理一些事务，承接了几项绘画，并买下一栋房子。但是，紧张的宗教气氛让他难以忍受。1532年，荷尔拜因带着永远的伤痛离开巴塞尔又回到了伦敦，其惆怅的心情在《艺术家的妻儿》一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543年，一代大师在瘟疫中死去，巴塞尔永远失去了这个儿子。

　　也许是为了弥补失去的惋惜，也许是对于其绘画价值的认识，也许是出于自己喜欢，但不管什么原因，荷尔拜因去世后，巴塞尔出版商，聪明而有学识的巴西利厄斯·阿默巴赫(Basilius Amerbach)的开始收藏荷尔拜因的作品。他大量收藏其第一次画风转变时的作品，这应该是巴塞尔历史上最早的收藏家了。对于巴塞尔人来说，收藏荷尔拜因只是他们收藏史上的一个截面，但这足以折射出巴塞尔人对于艺术的尊重。后来瑞士出现大量世界级的艺术收藏家，比如国人所熟知的拥有16000多幅大师作品的恩斯特•贝耶勒(Ernst Beyeler)，中国当代艺术最大收藏家乌里·希克(Ulrich Sigg)等等，无疑与巴塞尔在历史上形成的这种收藏习惯有关。

　　博物馆之都

　　1661年，巴塞尔大学和市政府从当地的出版商、学者兼收藏家巴西利厄斯·阿默巴赫(前文已经提到)家里，购得一批包括许多荷尔拜因的精彩作品在内的收藏。1662年巴塞尔大学在旧城区南端、靠近威特斯坦桥的地方建成巴塞尔美术馆(Kunstmusum basel)，专门陈列这批收藏以及15、16世纪瑞士和德国画家的杰出作品。10年后(1671年)，巴塞尔大学向公众开放美术馆，以便市民前来参观和领略艺术的魅力。这是全欧洲第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因此在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巴塞尔美术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荷尔拜因作品，以及16世纪巴塞尔地区的名人肖像，包括人文学者伊拉斯谟的画像。美术馆共分为四层，在门厅入口的院落里分别摆放着罗丹的《加莱义民》和贾克梅蒂的雕塑。《加莱义民》是罗丹花费了11年的心血雕刻而成，在法国政府的限制下，这件作品仅复制了12尊。原作留在了法国加莱，而其余的则被英国政府、纽约大都市博物馆等收藏。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的上海艺博会上，法国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画廊Artco France却带来了一件《加莱义民》，成为当时艺博会上最贵的作品。

　　巴塞尔美术馆拥有价值连城的世界一流作品，而这些藏品也足以构成一部欧洲美术史。因为其不仅拥有着荷尔拜因、格吕瓦尔特、埃尔•格列柯、伦勃朗等古典大师们的作品，还珍藏着莫奈、塞尚、德加、马奈、雷诺阿、毕沙罗、高更、毕加索、马蒂斯、莫迪里阿尼、波纳尔、贾克梅蒂、罗丹、康定斯基、达利、米罗、夏加尔等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

　　巴塞尔美术馆何以拥有如此丰富的艺术藏品？其中缘由，从本质上来说，应是巴塞尔人从骨子里对艺术的热爱。让世界艺术界震惊的壮举发生在1967年，为了毕加索的作品免于流落美国，巴塞尔市政府就是否花费百万瑞士发廊购买毕加索作品举行全民投票。经市民投票，同意政府投资600万法郎加上部分企业及私人赞助，购买两幅毕加索的作品。毕加索听说此消息后，为巴塞尔政府尊重艺术的态度和市民们的艺术热情所感动，向这个城市捐赠了他的4幅作品以表谢意，其中《坐着的丑角》和《两兄弟》就收藏在巴塞尔美术馆中。

　　也正是巴塞尔市民对艺术的如此喜好，以及对艺术事业的支持，让如今的巴塞尔——这座人口不足20万的小城市，拥有了40多座博物馆和美术馆，成为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都”，市政每年花在文化事业上的经费将近1亿瑞士法郎，其中有3000万用于国家博物馆的运作。

　　很多外地人来到巴塞尔，或许就是为了看一幅自己喜欢的作品或者一件古董。除了巴塞尔美术馆、贝耶勒基金会美术馆、历史博物馆外，汤格利美术馆、古乐器博物馆、犹太博物馆、当代艺术馆等都是著名艺术品的收藏地。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博物馆，如徽章博物馆、墓地博物馆、玩具博物馆、漫画博物馆、纸艺博物馆等。

　　贝耶勒基金会美术馆是世界上品位最高的现当代艺术私人收藏馆，长期展出毕加索、梵高、塞尚、莫奈、马蒂斯等世界顶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定期举办特别展览。美术馆建筑本身也跟馆中的藏品同样出色，出自屡获殊荣的建筑师伦索•皮亚诺之手。历史博物馆原来是弗兰西斯派的教堂，主要陈列着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以宗教作品为主。基尔施戈登博物馆是历史博物馆的3个分馆之一，由18世纪的民居改建而成，里面展示着从中世纪到近代为止的，与市民生活有关的各种东西。例如陶瓷火炉、挂毯、家具等，分别放置在各个房间里。汤格利美术馆主要收藏了生于弗里堡、长于巴塞尔的雕塑家简•汤格利的作品，在宽敞的美术馆内，展示艺术家利用旧轮胎、旧齿轮等各种废旧材料创作的作品。古乐器博物馆在巴塞尔音乐学院的一个角落里，这里曾经是古乐复兴的中心之一。犹太博物馆从各个方面展示了曾生活在瑞士的犹太人的历史。1897年，巴塞尔曾举办过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当代美术馆展示着自1960年以来的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作品。

　　除了这些名目繁多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之外，巴塞尔还有不胜枚举的画廊、画室、工作坊……散布于古老的建筑中。巴塞尔市民热衷于追求文化艺术的享受，巴塞尔市政府在财政和税收上鼓励建造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市民有了更多欣赏和接受艺术的机会。也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培养了巴塞尔人在艺术判断上的敏感度，在艺术事业上的雄心，以及在艺术接受上的国际视野和品位。

　　艺博会之冠

　　上个世纪60年代，正是先锋艺术的黄金时代，但社会对于它们的广泛接受还需时日。当时，当代艺术机构很少，能开画廊和收藏当代艺术品，那的确是当代艺术的忠实信徒。1967年，德国科隆以先锋精神举办科隆艺术品市场(现更名为Art Cologne)，成为世界上首个艺术品博览会，但参加的18个画廊几乎都是德国画廊。一年以后，三位巴塞尔画廊经营者相遇，他们是特鲁德·布鲁克纳(Trudl Bruckner)、巴奥·希尔特(Baltz Hilt)和恩斯特·贝耶勒，他们觉得瑞士也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艺博会，以此来对抗不久前成立的科隆艺博会以及科隆艺博会“卡特尔”式的封闭形式。

　　两年后，1970年，第一届巴塞尔艺博会举办。开放再一次成为巴塞尔人建立伟大事业的原始精神。与科隆相反，巴塞尔艺术博览会采用一种民主的模式。但经验的缺乏和准备时间的短暂，使第一届艺博会看起来有些凌乱，比如汤格利的喷水塑像很快变成了一片泥塘，因为没人想到它还需要排水口。直到开幕，还有很多画作没有拆包。但失败是成功的基础，在精明的贝耶勒等人的努力下，艺博会很快进入了完善和发展的征途。1973年，就超过了科隆艺术品市场。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成功引起了科隆组织者的极大惊恐，他们甚至呼吁抵制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尽管如此，还是无法阻挡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从此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艺术品博览会，以至于后来《纽约时报》将它称做“艺术世界的奥林匹克”，俨然成为世界艺博会之冠。

　　布鲁克纳认为巴塞尔艺博会的成功关键在于贝耶勒，因为他有非常广泛的国际关系，同时又专长于现代艺术领域。这也意味着艺博会开始之初，就把20世纪大师们的作品包括在内，这将吸引那些富有的收藏家并将他们引向更为冒险的领域。这是对贝耶勒所开拓的事业的赞许，也是对贝耶勒本人最精准的评价。因为对于贝耶勒，他的一生就是充满了冒险。

　　贝耶勒出生在巴塞尔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二战期间，他在一家古玩店获得了一份兼职工作的机会。1945年，这家古玩店的老板去世，贝耶勒接手了古玩店。很快，贝耶勒就显露出自己对艺术独特的敏感和品位。人们惊讶地发现，每当市场刚刚意识到一个伟大人物的价值的时候，贝耶勒已经拥有好几幅这位大师的作品了，其中包括梵高、莫奈、卢梭等。当然，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在毕加索的价值仍不为大多数人所肯定的时候，贝耶勒将他的46幅画作放在巴塞尔的画廊里进行展出并出售了。“当时毕加索用胳膊紧紧地拥着我，然后对我说‘你尽情地挑选你看中的那些画作吧，很快我将让你明白，有一天我可以让它们的价格想有多高就有多高’。”毕加索确实做到了。最后，贝耶勒私人收藏了其中26幅作品，包括毕加索的杰作《女人》。

　　贝耶勒记得，他最初的冒险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他从美国匹兹堡钢铁大亨戴维·汤普生手中购得约100幅克利的作品，90件贾克梅蒂的作品，及马蒂斯、塞尚、布拉克、毕加索、波洛克和蒙德里安等人的作品，共340幅。在今天看来，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在当时来说，这无疑是疯子的举动。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往往都是疯狂举动的产物。2010年，当贝耶勒以88岁高龄离开人世时，留下了16000余幅画作——包括塞尚、莫奈、毕加索、马蒂斯等世界顶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其财富达18.5亿美元。如今，他的这些藏品静静地躺在伦索·皮亚诺为他设计的美术馆内。莫奈的著名油画《睡莲》系列就对着一扇玻璃窗﹐窗外正好是一个种满睡莲的池塘。曾担任巴塞尔艺博会总监的鲁道夫说：“这里的景象如同梦幻，日落时分尤其如此。”

　　贝耶勒将他的冒险精神和专业胆识融进了巴塞尔艺博会，而艺博会也承载着这些精神，以更为开放的心态不断地推动着自身的发展。在上个世纪80年代贝耶勒辞去在艺博会所任职务时，另一位画廊人皮埃尔·于贝尔(Pierre Huber)被邀请到了艺博会团队。此时，艺博会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于贝尔与另外两位同事伽弗兰科·弗纳(Gianfranco Verna)和菲利克斯·巴克曼(Felix Buchman)决定重新改组艺博会。他们在艺博会中为年轻艺术家新辟了“艺术宣言”(Art Statements)单元，旨在重新组织年轻艺术家及其作品，为其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样，他们创办了“艺术无限”(Art Unlimited)单元，是为了将艺术家与画廊联合起来，通过互助、团队式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他们的艺术理想。这一改革基本奠定了巴塞尔艺博会今天的格局，但是，艺博会的创新和具体完善工作仍在不间断地进行。

　　1991年至2000年担任巴塞尔艺博会总监的洛伦佐·鲁道夫(Lorenzo Rudolf)，将博览会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活动，并引入了对画廊进行选择的评判标准，使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成为质量的标志。1994年瑞士联合银行艺术银行部开始将巴塞尔艺博会作为其核心赞助项目之一。1996年6月，在巴塞尔成立了国际当代艺博会协会，旨在制定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艺术市场及艺博会的运行规则，推动和促进画廊之间的合作和交易。2001年，鲁道夫的继任者萨穆尔·凯勒(Samuel Keller)沿袭了鲁道夫的做法，并通过非商业性的交叉展和展览监管制度发展了这一精神。与迈阿密房地产商、收藏家克雷格·罗宾斯(Craig Robins)合作，开创了巴塞尔—迈阿密艺术博览会。2011年5月6日，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宣布收购香港国际艺术展，其中期目标是将香港国际艺术展转变为巴塞尔艺博会的第三个平台。这不仅意味着巴塞尔艺博会向亚洲艺术市场的重大迈进，同时也说明亚洲艺术，特别是中国当代艺术，以及中国画廊的兴起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荣誉和机会

　　近年来，随着当代艺术的升温，每年一度巴塞尔艺博会成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收藏家、策展人、美术馆负责人和众多艺术爱好者的大会师。每年初夏的6月中旬，也是巴塞尔机场最为繁忙的时节。上百架私人飞机在此降落，世界上顶级的收藏家都专门来此聚会和购买艺术品。为了让这些藏家买到好的作品，并且保证艺博会的品质，作为创始人的贝耶勒，设立了一个评审委员会来遴选参展者，这一制度在鲁道夫担任艺博会总监时得到加强。直到今天，品质和国际性始终还是巴塞尔艺博会的中心要素。评审委员会每年从全世界提交申请的上千家画廊里面挑选出300家左右，而经营3年以上的画廊才有资格申请。现在，巴塞尔艺博会广受拥戴，被允许参加会是一种荣誉和达成交易的绝佳机会。

　　2001年，来自中国上海的香格纳画廊是第一家申请参加巴塞尔艺博会的画廊。至此，中国画廊开始了巴塞尔之旅。自2006年起，中国的艺术市场开始逐渐转型，一些画廊也开始重视其自身的学术性。从2008年开始，巴塞尔艺博会将参展中国画廊数量增加到4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画廊开始向巴塞尔进军。因为，能参加巴塞尔，这不仅意味着可以利用巴塞尔提供的平台，在国外传播画廊的声名，接触更多的藏家，达成更多的交易；同时意味着，能参加巴塞尔的画廊，在国内更被认可，更被艺术家所青睐。

　　当然，对于艺博会来说，好的画廊只是硬币的一面，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能力吸引世界级的藏家。迈阿密收藏家唐(Don)和梅拉·苏波(Mera Rubell)从1979年起，一共在艺博会上买了335件作品，他们解释了为什么艺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兴趣还一直在欧洲或美国，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开始追寻亚洲、非洲、中东和俄罗斯的艺术。没有像巴塞尔这样的艺博会，我们不可能这么容易看到这些作品。”能吸引什么样的藏家，就有什么样的艺博会，巴塞尔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吸引到世界上绝大多数重要收藏家。

　　当前，艺博会已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重要的艺术市场运作形式。作为“艺博会中的奥林匹亚”的巴塞尔几乎支撑起了世界艺术市场的半壁江山。反观中国艺博会，也许我们会说我们还在起步阶段，还需要不断建构和完善，但国内极大多数人将艺术视为投资，把艺术品当成金融产品来交易时，他们真的是在冒险，这就像玩股票。但对于巴塞尔来说，情况的确不一样。这个面积37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万，类似于一个中国小镇的小城，为何会享誉世界？不要问这是为什么。当1536年伊拉斯谟被葬于巴塞尔大教堂，当1661年巴塞尔大学收藏荷尔拜因的作品，当1869年尼采25岁就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当1967年巴塞尔市政府举行全民投票决定是否购买毕加索的作品时，答案早已给出。艺术除了投资，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文情怀，一种精神愉悦。香格纳画廊老板，瑞士人何浦林说：“被自己喜欢的艺术品包围，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即使没人来买，我也会独自欣赏。”而巴塞尔艺博会的主要创办人贝耶勒则说：“拥有它们，比把钱存进银行更有价值……我真想住到这些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