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常常会催生艺术创作。1930年代惨烈的西班牙内战催生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和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他们分别用画笔和文字记下战争的荒谬和反人性。10年前，9·11震惊世界，也为艺术家、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题材。但10年过去了，是否已经有一件艺术品或者一部电影、一部小说、一首诗，能精准得描述那悲剧性一刻和这不安全的新世纪10年？或者说，9·11的悲剧是否给艺术创作带来某些改变？  

　　灾难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最为紧密。1945年德累斯顿大轰炸，令冯内古特创作了《五号屠场》，1812年博罗迪诺战役被写进了伟大的《战争与和平》。但9·11才过去10年，从时间的角度看，10年对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并不太长。如果看看狄更斯的小说，他写的那个时代是他在童年看到的世界，那已经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战争与和平》问世的那年，离拿破仑入侵俄罗斯已经超过50年。麦克·沙莱《杀手天使》出版的时候，盖茨堡战役过去了120年。约瑟夫·海勒写《第22条军规》的时候，二战过去了15年，这算是比较短的。    

　　对于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10年前的9·11恍若还在昨天，电影、电视、网络、新闻和那些传说，每天都向我们包括艺术创作者灌输关于9·11的碎片信息。它离我们太近了。文学艺术创作与当下事件之间当然存在着紧密联系，但是这不像打乒乓球，有来必有回。艺术家、作家不必一定要对轰动事件作出直接回应。

　　艺术家达明·赫斯特曾经说，9·11本身就是一件巨型艺术品，不出意外，他遭到众声讨伐。但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用影像、装置、画布、键盘当然有可能描绘、拼接9·11这个时代，他们同样已经成为9·11艺术生产的一部分。9·11成了一个Logo，一个标签，甚至是一个价目表。但这并不都是艺术创作者的责任，艺术家、作家和导演有责任去处理9·11，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该怎么办？”同样，公众也需要从这些艺术品、影像、图书中，找到心理期待，甚至是某种宣泄、疏导。9·11当然不是禁忌，人们常会听到关于9·11的故事，但很少真的看到那些直接受害者，和因为此后的系列战争而受到伤害的人。艺术生产机制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要反复告诉你，它真的发生了；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恐怖分子就在你身边……公众也愿意成为这种主流情绪的一部分。所以，当双子大厦倒塌的时候，爱丽丝·希伯德《可爱的骨头》马上成了畅销书，这本跟9·11有关系的小说从头到尾处理的都是关于心理创伤所带来的恐惧和蕴含的力量。而它的畅销也可能预示着，人们又开始思考世界末日问题。

　　更直接的反应是，电影、图书和展览铺天盖地。9·11一周年的时候，在纽约做过一个展览，展出艺术家对9·11直接反应的一些作品。在出版领域，“9·11生产线”上的产品更多，很多美国作家都写了9·11相关作品，如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理查德·帕沃斯《回声制造者》、劳伦斯·布洛克的《小城》、唐·德里罗的《坠落的人》、约瑟夫·奥尼尔的《地之国》、科伦·麦凯恩《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等等。以9·11为背景的电影，票房也都很好，如《93号航班》、《世贸中心》。而9·11带来的中东反恐题材，终于弥补了冷战电影过时的十年。好莱坞欢迎9·11。可对于美国电影人来说，面对这场反恐战争及其附属战争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反战”的旗号有点尴尬，他们也没这勇气。所以最后只有不痛不痒的《拆弹部队》获得了奥斯卡青睐，《现代启示录》这样的经典还会有吗？

　　所以，9·11文化市场很繁荣，但距离创造力依然很远。艺术家、作家、电影人描述9·11的时候，首先得摆脱即时新闻带来的庞杂信息，同时又得小心翼翼，避免得罪那些受害者，一定程度上得符合主旋律——在这10年，谁敢质疑或者反对“反恐战争”，创作者如此，艺术机构、出版机构、电影公司莫不这样。理由很充分，伤疤上的痂还在化脓。由此，9·11被高度符号化、抽象化，这对每一个创作者都提出了巨大挑战，直接面对这个主题，难免就是三流作品，甚至还比不上更直接的新闻、影像。

　　时间还太短，我们还没准备好，或者也没能力准备。历史总是匆匆忙忙，政客总希望把事情简单化，而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其复杂性。

　　“9/11布局”特别报道@全球9大学者为早报独家撰文

　　诺姆·乔姆斯基(美国语言学家，著有《9·11》等)

　　约翰·米尔斯海默(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首创者，著有《大国政治的悲剧》等)

　　乌尔里希·贝克(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风险社会》等)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历史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等)

　　小约瑟夫·奈(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软实力理论之父)

　　迈克·戴维斯(美国社会评论家、政治活动家、著有《布满星球的贫民窟》等)

　　萨米尔·阿明(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

　　迈克·哈特(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帝国》一书合作者之一)

　　保罗·卡恩(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律与人文”教授，耶鲁国际人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