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人汉斯-于尔根·科尔看来，终极伪造者不是骗子，而是艺术家。他以仿制安迪·沃霍等人的画作起步，但最得意的“作品”乃是绿油油的美钞，他仿制的100美元纸币连银行专家都赞叹不已。最终，在出售650万美元的假钞时，他落入了法网。

　　2007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德国艺术家汉斯-于尔根·科尔走进一家户外咖啡馆。他叫了一杯意式咖啡，一份李子蛋糕，点燃香烟，静静等待着买家。她随时可能到来。65岁的科尔提醒自己别太着急。多年来他曾经出售过无数艺术作品，但这次完全不同。他要有耐心。

　　咖啡馆正对着科隆大教堂，成群的游客在教堂门前的广场上徜徉，仰面用相机捕捉教堂那直冲天际、无比精妙的尖顶。科尔对这些尖顶无比熟悉，他在科隆长大，曾无数次描画这宏伟的教堂。

　　终于，买家出现在咖啡馆的矮墙外。她叫苏珊·福肯萨尔，高挑、苗条，一头金发，看上去大约30岁。和以往一样，她穿着实用的低跟鞋、普通的宽松衬衫和短裤，化着淡妆。科尔觉得她那平淡的外表不太像一位开着黑色宝马敞篷车的女商人，但他对此并不在意。

　　几个月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福肯萨尔说她来自立陶宛维尔纽斯，是一名宴会及会议统筹经理。她的名片上有立陶宛的地址和德国埃森的地址。她的德语无懈可击。

　　这可能是他们第10次会面，两人互吻脸颊，以示问候。过去几个月里，他们一直在科尔的工作室见面。她带来糕点，他负责咖啡。两人讨论爵士乐、科尔做时装设计师的时光、在西班牙马略卡岛度假时遇到安迪·沃霍的事，最终他们谈到了伪造美钞。

　　福肯萨尔说，她在维尔纽斯与许多俄罗斯人有生意来往。在那里，一些不道德的人有时会用100美元的假币贿赂保安，混进她的公司组织的贵宾宴会。科尔表示同情，说他有办法分辨假币。“很容易看出它们是不是假的。”

　　几周后，福肯萨尔告诉科尔，8月份她要举行一次高端会议。他有没有兴趣替她印门票？她希望这些门票有独一无二的序列号，有防伪功能。科尔建议做个防伪条，在紫外线灯照射下会发光。福肯萨尔告诉他，官方确定印300张门票，但在她的暗示下，他另外印了50张，供她私下销售。科尔心想，她显然不是圣人，跟她合作可能很有趣。

　　帮福肯萨尔印完门票并收到报酬之后，科尔决定在她身上寻找机会。他不是要和她恋爱———虽然福肯萨尔造访时，科尔注意到她会把胳膊环绕在他背后，俯身细看他电脑显示器上的图样。他觉得他们可以做生意。科尔知道，这其中有风险，但他愿意相信别人。他向福肯萨尔展示了一张伪造的100美元纸币，出于谨慎，他说这张假币是一个波兰人做的，他可以拿到更多货。福肯萨尔问能否把这张假币拿去给一位俄罗斯朋友看看，他说可以，但警告她要小心。根据以往经验，他知道这一行里遍布告密者和便衣警察。

　　两周后，福肯萨尔打电话给科尔，说她朋友对这张假币的逼真程度赞叹不已，有意购买。他们打算先买25万美元，出价为2.16万欧元。这是假币的行价，之所以打这么大折扣，是因为买家要承担巨大风险。因此，对于卖家来说，只有大批量生产假币才有利润可赚。在那次交易过程中，科尔告诉福肯萨尔，他和合伙人手头还有大约800万美元假币。“如果你朋友对这批货满意，我们可以谈谈。”他说。十天之后，她带回了好消息：那位朋友对这批假币“十分满意”，希望买入更多。650万美元如何？

　　那天下午，在科隆大教堂对面的咖啡馆里，科尔交给福肯萨尔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新订单的价格：650万美元假币，售价53.3万欧元。她同意了。然后他们商定次日在他的工作室交货。科尔告诉福肯萨尔，为保证自身安全，他会在交易场所附近安排一个人，以保证交货顺利。“我别无选择，”他说，“虽然我基本上是信任你的。”

　　当科尔和福肯萨尔站起身，准备道别时，福肯萨尔补充说，她会带自己的箱子来。毕竟，以100美元一张计，650万美元重量有150磅呢。

　　科尔的造假生涯始于十年前，在科隆的桑托咖啡馆。每天下午，他和一些“帮派”成员待在那里，打发时光：吃吃喝喝，抽烟，聊起过去开快车、吸毒、赌博、追女孩、赚快钱的好时光，怀念那时自己拥有的充沛精力。他们像匪帮一样以绰号互称：“比利时人”、“微笑者”、“旅行者”、“特别先生”、还有“曼尼”———指的是曼弗雷德·艾涅，他曾经是一位骑师，但现在肚子肥得好像吃下了另外一位骑师。

　　科尔的绰号是“鸽子”，在这个团体内占据着一个奇怪的位置。和他们一样，他对遵纪守法的人感到厌烦，从来没有安居乐业的念头。但他是艺术家和修补大师，而不是走私犯或者暴徒。他10岁时开始画画，一大爱好就是去科隆的路德维格博物馆，参观罗伊·利希腾斯坦、贾斯帕·约翰斯、罗伯特·劳森伯格和安迪·沃霍等波普艺术大师的杰作。

　　科尔个子很高，眼睛呈淡褐色，鼻子高高的，右眉毛上方有一道伤疤。他的衬衣总是扣到领口，束到牛仔裤里，整整齐齐扎着皮带。早在成为造假者之前，他已经“名利双收”。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他设计和制作女式皮短裤，大受欢迎，很快有了一摊红火的时装生意，雇了六七个人，赚了很多钱，那时他开着一辆保时捷，一高兴就飞去马略卡岛度假，跟欧洲的上流社会颇有往来。

　　他对各种印刷技术很感兴趣，包括丝网印刷，但直到第一次看见沃霍的作品，他才意识到这种技法是多么迷人。“我当时的感想是，‘哇噢，这么容易达到与众不同的效果！’”科尔说。但是，在技术层面，他觉得沃霍的作品尚有不足。比如说，当他看到沃霍的《花朵》时，不禁想：“给我四天时间，我就可以做出这个东西。甚至更好。我不会用这么多粉色。”

　　很快他就开始仿制沃霍画作，到1980年代初，他先后仿了沃霍的《科隆大教堂》、《花朵》、《印第安人》、《毛泽东》以及其他作品。一家德国报纸称他为“科隆的沃霍”。

　　不过，这不是造假，而是高仿，科尔会在上面签自己的名。这些仿作在德国和境外的画廊都卖得很好。他记得大约25年前，一位潜在客户出100万德国马克———当时约值40万美元———请他作两幅沃霍作品，包括伪造沃霍签名。科尔拒绝了。这有违他的艺术创作原则。

　　但是科尔缺乏财务上的长期安全感。他喜欢享乐，而且不擅长期规划。他关掉了时装公司(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厌倦)，买汽车和房子都欠了钱。变幻的客户口味也影响到他的名画仿制生意。买家越来越不愿意花数千美元买一幅仿作，虽然科尔仿得很好。

　　1990年代末，他的财务危机日益明显时，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个名叫埃德加的男子———也常在桑托咖啡馆厮混———替他介绍了一桩生意。客户是一些瑞士银行家，似乎与某些沙特商人有关。科尔不知道具体细节，也不关心。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对方出价将近10万美元，请他伪造500万美元的假币。他想：“我终于可以获得财务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比如，开一家自己的画廊。

　　1998年，科尔借款买了一台二手的海德堡G T O 52胶印机，然后买了很多好纸，开始研制墨水，着手生产假币。

　　对于科尔来说，这是一项迷人的技术和艺术挑战。他以强迫症般的热情投入其中。不到六个月他做出了客户要求的500万美元。不幸的是，他的收益为零：这项交易其实是德国警方设的一个局。1999年，他和另外几个人被捕。科尔的罪名是造假币，但是很快获得保释，因为一名法官认为警方在抓捕时过度使用诱捕战术，有“钓鱼”之嫌。

　　此后科尔恢复了简单而合法的画家生活。但这次遭遇有一点让他记忆深刻：德国中央银行一名专家非常“佩服”科尔所造假币的逼真程度。此外，科尔认为，能向这个世界证明，那神圣的、人人垂涎的美钞不过是大批量生产的花花纸，也是一件颇有诗意的事。从某种角度说，这种观点也是源自沃霍：“赚钱是艺术，工作是艺术，好生意是最佳艺术。”这位艺术家曾在《安迪·沃霍的哲学》中这样写道。

　　2002年，刚从马略卡岛归来的科尔与一位同伙希南·埃尔沙尼见了面，此人绰号“阿尔巴尼亚人”。科尔向他抱怨自己债务太多，似乎永远还不完。埃尔沙尼表示同情，并说他知道一条路子，可让他们两人都致富：伪造邮票。他知道有这样一帮人，不仅愿意替他们买设备和原材料，还会收购他们做出的假邮票。他甚至承诺帮科尔付工作室的租金。最后科尔同意了。

　　但事实很快证明，他们拿不到做邮票的那种墨水，而且他们在假邮票上打的孔也不够真实。科尔想退出，但埃尔沙尼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客户在设备上投了太多钱，除非科尔能拿出5万欧元赔偿，否则可能会有阿尔巴尼亚的黑帮来找他麻烦。

　　科尔认为伪造邮票已不可行。他说，这时埃尔沙尼指点他说，可以伪造美元。事实上，在试图伪造邮票的过程中，科尔也发现了改进伪造钞票技术的方法。“我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他说。埃尔沙尼不断施压，要他还客户的钱，最后科尔同意开动机器，生产假钞。

　　一位联邦调查人员告诉我，大部分造假币者水平很低，都是些嗑药嗑得很兴奋的瘾君子，在三天不眠不休之后，突发奇想，扫描了20美元钞票的图样，将一堆5美元的钞票漂白之后，再将20美元的图案印在上面。连老眼昏花的商贩都能辨认出这样的假钞。

　　但是科尔不同，凭借小心谨慎的天性和高超的技术，他得以跻身为数不多的高端造假者之列，可以做出质量相当好的假钞。这一类人拥有丰富的纸材和染料知识，了解印刷设备和水印、变色墨水等纸币防伪技术。

　　科尔一手拿着烟，一手拿着验钞笔，开始了他的“征服美元之旅”。他检测着厚厚一叠纸样，这种验钞笔在使用了淀粉的纸样上能够划出一道黑线，但是没用淀粉的纸样上———比如马萨诸塞州Crane& Co.of Dalton公司制造的上等棉麻纸上，就做不到这一点。科尔与该公司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供货商联系，希望能买到这种含有75%棉和25%亚麻的特制纸，但对方回复说这是禁售品。最后科尔找到布拉格一名交易商，买到了一种不含淀粉的纸，重量和材质跟Crane公司的出品相仿。

　　造假钞时，科尔结合了胶印与丝网印刷技术。最难的部分是钞票正面：美国财政部的印，以及右下角那大大的“100”，还有顶部的“THEUNITEDSTATESOFAMERICA”。美元真币是在大型凹版印刷机上印制的。把纸放在刻花模板上，印刷机的力量在纸上压出凹痕，注入墨水，使得纸钞呈现出精细的三维浮雕效果和织物般的手感。如果没有这些特征，就表明是伪造的。对于科尔来说，这也是最难破解的谜题：如何在没有同样工艺和机器的条件下创造出同样的肌理感。“我有了一个主意，”他说，“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

　　他的办法是多刷一层墨，创造出充分的浮雕感，以模仿凹版印刷纸。但用显微镜观察时，科尔发现这第二层墨会随着钞票变干而消退，让图像变得有点模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他读到一篇有关紫外线感光清漆的文章，这种清漆受紫外线照射时，会立即变干。科尔说，那一刻他所有难题都解决了。“墨水来不及消退。”他说。

　　他将一张纸放入丝网印刷机，这一次用了清漆，然后在紫外灯下晾干。“我们看不见紫外感光漆———这是关键。你只能感觉到它。”科尔说。这一层覆盖在美国财政部印和大大的“100”之上的清漆是他的秘诀所在。一名官员告诉德国杂志《明镜周刊》，科尔伪造的美元“极其完美”。

　　他的办法也许非常有独创性，但制作过程非常缓慢。将近两年时间里，科尔戴着耳机，听着滚石乐队和戴夫·布鲁贝克的歌，手上戴着医用橡胶手套，呼吸着有毒的化学烟雾。他甚至不敢开窗，唯恐邻近公司里的人看见或者闻到可疑的东西。几乎是在一片恍惚之中，他时不时地告诉自己：“我必须造出我的美元。”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堆在工作室里的大量废纸如何处理———印刷和切割过程必然会产生这种结果，科尔的完美主义和不太理想的设备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太多的纸直接被撕碎或者扔掉，要用酸液毁掉它们，得购买昂贵的工业设备。他也不能烧掉它们，浓烟会引来消防部门。最后科尔决定用袋子把碎纸装起来，送到垃圾焚化场去。

　　2006年9月25日，科隆垃圾回收和处理中心一名分捡人员看到了奇怪的事情：一个蓝色塑料袋被装得满满的碎纸撑破，那些纸片呈现出跟美钞一样的淡绿色。同样的袋子还有六个，这名分捡工打开袋子，看见了更多的淡绿色纸张。中心负责人报了警，地方警局将案子移交给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FCP)。

　　看到小山般的碎纸，F C P调查员马丁·贝克第一个想法是：“哦，老天，这可是件大工程。”“根据我们的经验，造假币的一条规律是，废纸和其他废料约占所造假币量的十分之一。”贝克说。根据在垃圾处理和回收中心收集到的废料，以及后来他们跟踪科尔在另一处发现的垃圾，当局估计他伪造了3000万或4000万美元的假币。科尔的律师马可·海曼说，没人真正知道科尔到底造了多少假币，又毁掉多少：“我甚至觉得他自己也不清楚。”

　　贝克负责处理此案。42岁的他看上去一点不像联邦调查人员：穿着皮夹克，戴着金耳钉，脚踩休闲鞋，背着邮差包，前额上一道斜斜的伤疤。他的团队将这次调查取名为“竖锯行动”。他们把所有垃圾袋打开，小心地用胶棒把碎纸拼起来。几个小时后他们在一片纸上发现了科尔的名字，不久他们在一个信封上找到了他的地址。

　　因为当地警局很了解科尔，所以贝克的团队很快在他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在其住所和工作室装了偷拍设备。不久调查人员监听到了科尔和同伙的对话———他们把假币称为“墙纸”或者“沃霍的画”。不到两周时间，警察就确定了科尔和那些碎纸、和埃尔沙尼之间的关联，后者十年前就曾经被控伪造罪。贝克已经可以证明这两人在造假，但为了让案子无懈可击，他还需要证据，表明他们试图销售这些假钞。

　　问题是，科尔和他的同伙没法跟任何人做交易。他们不是没试过，先后有两名客户过来接洽，最后都没有谈成。于是贝克和同事决定推出一名富有吸引力的买家，推进此案。

　　2007年冬天一个下午，科尔在工作室收到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个女性，说她在杜塞尔多夫一家画廊看到科尔的作品，想订一幅新的。她能到他的办公室来谈谈吗？

　　两人在科尔的工作室见了面。科尔估计她大约28岁，可能是印度人后裔。这位女士解释说，她想请他为德里一位银行家印点东西，说着拿出几张印度钞票作为模板。这在科尔看来并不奇怪或者可疑。毕竟，和沃霍一样，他经常把纸币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当德国从马克转用欧元时，他就曾经做过放大版的德国马克纸币。(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科尔为那位“德里的银行家”做了一幅亮橙色的拼贴画：扫描那张印度纸币，将其中许多元素提取出来———最明显的就是戴眼镜的甘地的肖像———拼到一起。但当他打电话让买家过来取货时，回电的却是一位名叫苏珊·福肯萨尔的女士。她说买家很忙，抽不开身，她过来拿货行不行？科尔说他无所谓，只要她有钱付款就行。

　　福肯萨尔给科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告诉科尔，她认为那幅拼贴画棒极了。他受到奉承，很高兴，不久就开始向她讲述伪造纸币中遇到的挑战。一直在监听的贝尔及其手下很惊讶科尔如此轻易地相信福肯萨尔。事实上，科尔有点怀疑她是不是警方派来的诱饵，但谨慎的他曾让朋友查访福肯萨尔名片上的办公地址，证明那地方确实存在。“我是傻，但我不是一个白痴。”科尔说。

　　此外，如果这样能让他费尽苦心创造出的美丽“作品”进入流通的海洋，科尔就会倾向放弃疑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别人不断告诉我，我是全世界唯一可以造出真正逼真的假币的人，”他后来在一份法庭陈述中这样写道。“回头看的话，我必须承认，至少从艺术角度来说，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个挑战。”他知道，如果不能在福肯萨尔这种人的帮助下把“作品”送向市场，它们只会在储藏柜里烂掉，他的艺术成就也就付诸东流了。

　　那天下午，科尔与福肯萨尔见面，敲定最后交易细节后，就和老朋友曼弗雷德·艾涅驱车前往科隆郊区一个蓝领社区，那里有一个破旧的仓库。他们把假币藏在B4区，旁边堆着破烂的手推车和废木材。他们将假币整理打包，回到工作室，福肯萨尔第二天下午1点过来。

　　当她来到时，看见科尔正在等待。两人如常互相问候，交易也波澜不惊：福肯萨尔递过来一个浅蓝色购物袋，里面装着53 .3万欧元，科尔把一箱箱的美元搬到她的车上。

　　然后，贝克的人突然出现，福肯萨尔迅速走开，科尔就此落入法网。当然，他早已为此做好准备，他随身背的袋子里装的都是基本生活用品———牙刷、换洗的内衣裤、几张爵士C D。

　　检察官向科尔的律师提出了一项交易———鉴于涉案伪币数额之大和被告主动造假的行为，这个提议很难拒绝———科尔将服六年刑期，条件是交出所有假币。贝克及其团队共查到了1650万美元假币，结案后的数年中，科尔伪造的假币没有出现在市场上，这意味着贝克等人已收缴了他制造的全部假币。

　　在审案过程中，检察官指出，世界上没有其他印刷工能够做到科尔所做的一切。他是一名误入歧途的艺术家，加上他年已65岁，法庭认为六年刑期已经足够了。

　　去年9月一个寒冷的早晨，科尔和我前往科隆大教堂旁的路德维格博物馆。他的刑期只剩下几周了———由于狱中表现良好，他的刑期由六年缩短为四年。狱中时光并不难过：科尔在一个“开放式”监狱服刑，这意味着晚上过去“报到”，就像寄宿学校的学生一样，有时假释官会不请自到，临时造访他的工作室。

　　我们买了票，走向波普艺术家收藏区。科尔穿着黑白两色的花格法兰绒衬衫和黑色牛仔裤，手背在身后。不久我们走到了沃霍的作品前。“他是一名真正的商人。”科尔说，盯着沃霍的作品。和平常一样，科尔对这些作品很轻视。“它们是屎。颜色不好。左边那个还行。”他的确比较欣赏《两个猫王》。指着画上猫王左手和膝部的黑色斑点，科尔说：“我喜欢那些故意犯下的错误。这就是沃霍的风格。不过要是我做，会弄得干干净净。”

　　然后我们来到《80张两美元钞票，正面和背面》前。沃霍那斑斑点点、鲜亮、单面的印刷品看上去一点都不像真钞，沃霍也从来没打算让人相信他的钞票是法定货币。科尔无视这细微的差别，尽管他没有说自己是清白的，却对于艺术家任意捏造美元面值，并靠以钞票为主题的画作大赚其钱这件事大为光火。沃霍仿制钞票，他的作品成了无价之宝。科尔也仿造钞票，结果却破了产。

　　在书面陈述中，科尔表示没有任何兴趣回归造假生涯。他觉得自己一分钱也没赚到，另外他也快70了。他真正想要的是到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来一次真正的度假，一个甚至能让他戒烟的地方。与此同时，20年来头一次，他又开始画画。

　　然而，后来，在博物馆的咖啡厅吃了一块蛋糕，抽了一支烟后，他承认自己有时醒来后会忍不住想再做哪怕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但这次要做得完美。你可以把它拿到银行，拿给美国特勤局看，拿给任何人看，他们都会说那是真的。这就是我想做到的，你明白吗？我无法解释这一点。这很蠢。”他困惑地耸耸肩，“但这就像我的奥斯卡奖。做好之后，我可以直接把它撕碎。”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da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