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局部）

　　美国纳尔逊-阿 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中来自清朝宫廷的十五件古画。这十五件古画，大多数有《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著录可查，有的则有乾隆、嘉庆、宣统等皇帝的印 章为证，其中有四件古画是直接从末代皇帝溥仪手中购得。除了这十五幅以外，本馆还藏有两件与故宫博物院藏品有密切关系的画作。

　　马麟

　　本文将介绍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中来自清朝宫廷的十五件古画。这十五件古画，大多数有《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著录可查，有的则有乾隆、嘉庆、宣统等皇帝的印章为证，其中有四件古画是直接从末代皇帝溥仪手中购得。除了这十五幅以外，本馆还藏有两件与故宫博物院藏品有密切关系的画作。关于这十 五件古画入藏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过程，其情形各有不同，有的记录完整清晰，有的却不甚完整或完全缺失。本文拟按入藏年代逐一予以介绍。

　　最 早入藏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四件古画是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先生1931年在中国购买的。1930年，史克门先生从哈佛大学毕业，随即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来北京进修。据他本人回忆，1931 年初他曾陪同他昔日哈佛大学的老师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到天津拜访溥仪。当时他们购买了“三四幅画”，在整个看画买画的过程中溥仪显得漫不经心，是他的仆从将画拿出来供他们挑选，溥仪并没有直接 参与。史克门的回忆并没有提及选择购买这几幅画的原因和理由，不过其中陈淳的《荷花图卷》是一件重要的作品；仿郭忠恕的《雪霁江行图卷》，推测是南宋时期 的画作，也很有研究价值；另两件是金廷标《竹溪六逸》和董其昌仿黄子久（即黄公望）青绿山水。

　　其中陈淳的《荷花图卷》是精品之作。图卷 长583厘米、纵30.5厘米，用没骨画法绘出了荷花由生至枯的每一个季节阶段。现存的此图颜色较淡，原来应比现在鲜艳。此画引首有王稺登的《太掖红 妆》，后有陈淳的题跋。画面有陈淳、王稺登和归浑咢私人收藏家的印章，还有嘉庆、宣统帝的三枚印章。《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了此画，有“石渠宝笈”，“宝 笈三编”的印章。陈淳的横卷不多，这幅画是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仿郭忠恕《雪霁江行图卷》， 虽是晚于现藏于台北故宫的郭忠恕《雪霁江行图卷》的抄本，但是还是有参考价值。收纳本画的清宫原装木盒、包布仍在，包布配有刻有“乾隆御赏”字样的玉别 子，包布背面有《宋人仿郭忠恕〈雪霁江行图卷〉》毛笔字两行。引首为黄地描金龙云纹纸，画后半段与台北故宫画内容很接近，但是前半的拉纤工人和远山是台北 故宫藏画所没有的。因此本画可以补充郭忠恕原来画的布局。画面的题词仿宋徽宗的瘦金体，但显然是后人所写（字下面“御书之宝”印“大概也是后刻的）。比较 可靠的印鉴有项元汴的两枚，及清帝乾隆、 嘉庆和宣统的数枚。

　　金廷标《竹溪六逸》图卷仍然保留原来的木盒和丝巾。隔水钤有“五福五长堂 古稀天子宝 ”、“八征耄念之宝”、“天上皇帝之宝”三印；画面上则另有几个乾隆、嘉庆之印，包括“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清宫鉴藏 宝”等等；画面的后段有 “臣金廷标恭会”题款和 他的“臣”、“廷标”二印及 “宣统御览之宝”之印。这幅画虽然有上述清宫印章，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表示怀疑，说笔法不如金廷标其他作品好。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关于印章的问题，关于印 章的疑问主要来自跨越画心与后隔水的两枚骑缝印，因为这两枚印的左半和右半有明显的差异， 不过这可能与画本身的质地与后隔水的丝绸不同有关。综合各种因素，我认为说这幅画是伪作的说法很难成立，其他的依据还有，第一，本画是从溥仪手中直接购买 的；第二，仍保存有原来的木盒和包布。木盒比较容易仿造，但仿织清宫专用的包布应该是很难的。《石渠宝笈》有《竹溪六逸》著录，但目前尚无法确认是否就是 本画。据传溥仪离宫时除了本画外还带走了另外一幅《竹溪六逸》图卷，2009年曾出现在北京万隆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竹溪六逸》立 轴，而其所藏另一幅黎明仿金廷标《竹溪六逸》，与本画构图笔法非常接近，很可能就是仿的现藏纳尔逊的这一幅。

　　第四幅画是董其昌仿黄子久（即黄公望）富春山图青绿山水图卷，后边有董其昌的题跋。画保存得不太好，笔法没有董其昌平常的水平，有的学者认为是伪作。但也有专家认为董其昌的题跋和 印章是真的。画面有“宣统”印章但是没有乾隆、嘉庆的章，因此，推测这幅画最早是十九世纪入宫。那时候可能不太重视书画的质量，甚至当时的收藏可能包括了 一些伪作。《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 有“董其昌仿黄公望笔意”，不知是不是指这一幅。

　　关于溥仪的“宣统”印章似大有可探讨之处，由于 他年龄尚小，不太可能是他在清末当皇帝时亲手盖印，虽不能完全排除有太监或大臣替他操作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应是1911年至1924年他未被逐出宫时所 为。还有两种可能是他临出宫前就在要携带的书画上钤好了印章，或者也有可能他离宫时带走了印章以后继续使用。

　　上世纪30年代，本馆还 收藏了无款《溪山访友》图卷。此件画笔法很特殊，但与戴进颇有类似之处。 原定为宋代，《八代遗珍》（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1980）鉴定为明代初期，但最近有学者质疑其或为20世纪伪作。对此伪作之说我不能苟同，从丝绸的多个修复之处就可以断定这不是近代 的画，虽然不能肯定是明初的，但我认为不可能晚于明末。另外，从画作上的收藏印也可看出，此画曾经安岐、乾隆、亦信（恭亲王）、载滢，及后者之子溥心畬 （溥儒）之手，而外面的题签则出自宝熙“宋北宗山水名迹卷：绢本稀有心畬宝藏 宝熙观并提记”。这幅画还有萧方骏（20世纪）的题跋。1935年入本馆的时候，史克门还住在北京，不知道他是否有可能直接从溥心畬或萧方骏手中为本馆买 下了此画。

　　1940年代本馆只购进了一幅清宫旧藏画，是比较重要的陈闳的《八公像》图卷。此画虽然不能肯定是陈闳的作品， 但确是古画无疑。《石渠宝笈》有著录，钤有宋徽宗、乾隆、嘉庆及宣统皇帝玺印。《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记录这幅画是宣统十四年十一月赏赐溥仪。 据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记载，此画是卢芹斋（C.T.Loo）或杜伯斯·卡约（Jean-Pierre Dubosc）购自北京琉璃厂的玉池山房， 本馆则从Arthur Rothwell手中购得。

　　1950年代有五件清宫旧藏画作入藏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其中《十六应真图卷》和 《赵遹泸南平夷图（宦迹图）》曾尤为乾隆皇帝所重视。裘曰修跋《十六应真图卷》中自言此图是他所进献。《十六应真图卷》上不仅有乾隆所题引首“得三昧”， 且有长篇跋语及题诗，所钤印章也达36枚之多。乾隆认为这幅画是唐人所绘，1980年克利夫兰和纳尔逊两个博物馆合编的《八代遗珍》一书鉴定为南宋，不过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更晚，可能晚到明代。2006年中贸圣佳国际拍卖会上曾出现了乾隆亲笔临摹的此图片段（真伪存疑），如此画确是真品，则更加印证了乾隆 对这幅《十六应真图卷》的垂青与推重。

　　《赵遹泸南平夷图（宦迹图）》历史比较复杂。图卷原来的题名是“宋徽宗书李嵩画合卷”。前隔水与 引首依次为乾隆、明沐昕和宋徽宗所题。沐昕篆书“徽宗宸翰”， 接着是所谓宋徽宗写的“笃恭”两个行书字。乾隆写的引首已经指出“笃恭”二字不太像宋徽宗的瘦金体，并对宋徽宗题写的可能性提出质疑，还认为画的风格不像 南宋李嵩，不过他对此画赵遹泸南平夷主题并未怀疑。1980 年出版的《八代遗珍》一书已经指出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是赵遹泸南平夷，近年来有几位中国学者对此说有深入研究。 比如画中第三段的大门，傅喜年认为是元大都的大门；第二段来访使者身着蒙古服饰（包括靴子）；中后段主人也是蒙人装束带着蒙古军队接受敌人的投降。林梅村 先生认为此画的主人公是察罕帖木儿，讲述的是他从小读书到平定红巾军起义的历史。林梅村指出引首“笃恭”两个字很可能是元顺帝的太子所书。 画卷上共有89枚印章（其中赵孟頫、柯九思的印章是假的）包括乾隆38枚，嘉庆一枚，宣统一枚，还有此画离宫之后的谭敬印章一枚。

　　江参 《林峦积翠》也是50年代入馆，此图缺后段。江参的题款虽然是后加的，但学者一般认为这幅画是江参真品的可能性比较大。图上最早的印章是梁清目标，入宫以 后有乾隆，嘉庆，宣统钤印和乾隆所题“览胜联珍”。按照1934年出版的《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此画1922年溥仪赏赐弟弟溥杰，后为张文魁所藏，卢 芹斋可能从他手中购得，并于1953年售于本馆。

　　另一件在五十年代入藏本馆的丁云鹏《五像观音》，后有于若瀛小楷书《楞严经》。跟随原 画的清宫包布和别子保存完好。此画上有董其昌的题词， 经书后有他的题跋，但画和经书原来不一定是一起的， 可能是王廷珸把它们裱在了一起。画上钤有乾隆、 嘉庆和宣统的印章。据《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所记载，此幅画是宣统十四年赏赐溥杰。本馆则购自卢芹斋处。

　　五十年代入馆的第五幅画是 王原祁《岁寒三友图》。上面有乾隆两枚印章“三希堂精鉴玺” 和“宜子孙”。常见的印章还有“静寄山庄”，比较少见的印还有嘉庆的印章，但没有乾隆和宣统的章。《石渠宝笈：三编》有著录，离宫的情况没有记录，近代收 藏家的印章也没有，所以近代历史不清楚。本馆从住日收藏家、画商米开朗琪罗·佩森蒂尼（Michelangelo Piacentini）手中购得此画。

　　1960 年代，还有王原祁的另外两幅册页入藏本馆。一幅王原祁题词“桃源春画，仿赵承旨”；第二幅是“仿惠崇江南春”。画面乾隆的题词和印章基本与《石渠宝笈》著 录的一样，只是“鉴藏宝玺”画上没有，而画上的“三希堂精鉴玺”和 “宜子孙”《石渠宝笈》则没有著录。画上还有两枚《石渠宝笈》著录的收藏印“衣园”、“衣园藏真”。据《石渠宝笈》著录，王原祁此册页共六幅，另四幅或许 还在故宫？王原祁这六幅册页，入清宫后裱为立轴，乾隆在玉池上题词。《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 有“王原祁仿赵孟頫桃源春画” 可能指的就是本馆这幅，但另一幅“仿惠崇江南春”却没有记录 。这两幅作品我馆从Arthur Rothwell 处购得，但他是从何处得来则不清楚。

　　在 1970年代，我们收藏了太古遗民署《江山行旅》图卷，傅熹年先生对此画已有研究。画前有文彭的引首；画幅上最早的印是“云林倪氏家藏”，其下则有 “仁涛奇绿”和明末清初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 印。卷末有伪吴宽题跋，这篇题跋把太古遗民解释为北宋孙知微。《八代遗珍》一书已经指出本画不可能是北宋的作品并鉴定为金代。近年傅熹年先生提出本画比乔 仲常《后赤壁赋图》风格明显要晚， 因此不太可能作于北宋亡后不久，大概是金被蒙古人灭亡以后画的。

　　本馆1980年代从顾洛阜 （John Crawford）手中购得了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据《石渠宝笈》著录，此图原有九个题跋，两个与画作同在我馆，而被切掉的另外七个题跋据说仍在故 宫。此卷宣统十四年赏赐给溥杰，据杨仁恺的研究，后被王文伯带到美国卖给顾洛阜，1980年让于本馆。此卷的画家和年代还尚有争议，许多专家及本馆基于画 面所钤北宋梁师成的印和赵德麟的题跋，认为是北宋乔仲常的作品；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否认这个证据，而鉴定为元-明的作品。本文不拟探讨这个问题， 但此画一直以来的确引起了学界很多讨论。

　　最后特别要提到本馆里与清宫旧藏有密切关系的两幅画，即传周昉《调琴啜茗图》（图十六）和李衎 的《墨竹图》。前者画作没有清宫廷印章。最早的印是北宋“神霄书府”，元代有张谦和赵孟頫的印，此后有梁清标和清代一些收藏家印，近代有冯公度的印。本馆 1932年从Owen Roberts手中购得此《调琴啜茗图》，与传唐代张萱《古琴仕女图》接近，从北宋至清初均有著录，但现在已失传。《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有周昉《调 琴啜茗图》，但显然不是本馆所藏这一幅，应是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同名之作，年代晚于本馆此画。

　　《墨竹图》是本馆从卢芹斋 （C.T.Loo）手中购得，画上有元明清各代收藏家包括赵孟頫、梁清标题跋和印章，画上李衎题款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后人所加。我馆此图并非清宫旧藏，却与故宫有着密切关系，其实我馆馆藏仅是此图的前一半，后半段则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入藏清宫之前已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一半分离。

　　对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所藏清宫古画，中国学者已经做过一些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交流，引起更多中国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而我们更希望借此机会向中国专家学者，特别是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学习请教。■

　　（作者系纳尔逊-阿特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