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郙阁颂》拓本（局部）

　　两宋以来，所有治学严谨的金石学家均经历过踏勘考察、募工拓制及案头考订、鉴藏这几道必由之路。同时，鉴于金石学载体以传拓印刷品形式出现，随着不同版本拓片，促进并加强了各地无缘经历访碑、椎拓这几重学术境界。本文以历代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摩崖关系研究为主， 追忆并见证历史上这段金石前缘。

　　陶喻之

　　中国金石学肇始两宋，繁盛于清中晚期，向为传统学术重要领域；而访碑、椎拓和考鉴，乃该学科开展与发展基础方法与研究手段，大抵两宋以来所有治学严谨的金石学家，无不经历过踏勘考察、募工拓制及案头考订、鉴藏这几道必由之路。古代金石学之所以兴盛，很大程度上跟饱学善鉴之士这种游学历练有关。因身临其境踏访览胜，往往是鞍马劳顿或案牍劳形之余精神调剂，由此唤起学术兴奋，足以使认知、发现有所收获、突破。同时，鉴于金石学载体以传拓印刷品形式出现，故随着不同版本(包括不同拓工、早晚拓制)拓片，或附带学人研究结晶题跋拓本流通，促进并加强了各地无缘经历访碑、椎拓这几重学术境界，却有志于金石文本、史实、书法等方面求真、释证学者间的交流，进而推动整个学科繁荣、进步。本文以历代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摩崖关系研究为主， 追忆并见证历史上这段金石前缘。

　　两宋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 ”

　　在古代信息相对闭塞情况下，金石学发展常常与交通畅通成正比关系。唐末孙樵《兴元(汉中)新路记》发现褒斜道北段西晋太康元年(280)《修栈道记》摩崖，就跟旅途椎拓、记录有关。试想他若依旧沿古道南下而非由新路达汉中的话，以其好古之心，或许会对褒谷石门石刻也记录在案，而这恰恰为今人所不甚了解。好在两宋特别抗金期间，蜀道军事地位大为凸显，位于出入秦蜀沿线“汉三颂”摩崖因居地利优势广受注目，像并列“唐宋八大家”的金石学鼻祖欧阳修和受其奖掖的曾巩，就分别通过当地宦游朋侪获得“三颂”拓本； 特别曾巩所得东汉建宁四年(171)《西狭颂》和次年《郙阁颂》拓本，有确凿证据表明来自宦游兴州(汉中略阳)地方官晁仲约奉送；而事后曾巩对拓本认真校勘，甚至纠正了欧阳修将《西狭颂》本事主人公李翕误为“李会”之讹。随后，晁仲约还向到访的墨竹画家文同贶赠“地方文化特产”——《郙阁颂》拓本，文同《丹渊集》卷十七“梁洋诗”《拙诗六韵奉寄兴州分判诚之蒲兄》遂有记录：“乳柱石窟寺，不辨文字古。主人好事者，乃我诗酒侣”，自注：“郙阁汉铭。”

　　南宋北伐时期，秦岭南麓出师部队多军旅文人，由此给沿途汉魏蜀道石刻研究带来契机。时金石学家洪适为撰《隶释》、《隶续》，曾致函山南前线蜀士员兴宗“咨以川蜀两汉碑墨之所出及古文奇字”。员氏《九华集》卷十二《答洪丞相问隶碑书》遂详尽作答，如介绍《郙阁颂》“碑立于波，夷江对，至今犹俨然。” 可当初“回视渔关(《郙阁颂》原址上游)，不知其高几里，皆终岁漕饷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浅深，自滟滪逆数至渔关之药水，号名滩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兽奔者，又崎岖杂乱于诸滩之间。米舟相衔，且尽犯险，率破大竹，为百丈之篾缆，有力者十百为群，皆负而进，滩怒水激，号呼相应。” 地处纤道要冲《郙阁颂》摩崖饱受逆水行舟纤绳磨损。绍定三年(1230)，沔州(略阳)知州、山东临沂田克仁赴治北原址访碑，鉴于原刻“岁久昏蚀，殆不可读”，遂以“开禧间得旧墨本于京口，勘之欧阳公《集古录》、洪氏《隶释》及郡志所载亡缺差少。来守是邦，因勒诸灵岩寺之石壁，以永其传。” 同年，田还异地摹刻位于金源沦陷区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墓前宋哲宗御书“忠清粹德之碑”于治南灵岩寺， 足见他宦游略阳前即癖好金石学且留意收藏有价值拓本。

　　相对《郙阁颂》摩崖所在地军事和漕运位置紧要的嘉陵江航运，位于汉水支流褒水河谷汉中《石门颂》、《石门铭》等汉魏摩崖，因受东汉开凿人工穿山隧洞——石门天然屏蔽，兼以自古为蜀道干线——褒斜栈必经，景致壮丽，向为古人溯舟郊游理想场所，故文同诗题曰《自斜谷第一堰沂舟上观石门两岸奇峰最为佳绝》；而其《寄褒城宰》诗“滟滟清波泻石门，茂林高巘夹烟昏。何当画舫载明月，共醉江心白玉盆”及自注：“物五斗，诗溷滑可爱。故云江中有大白石穴，壳然如盆可撼”云云，即指今名列“石门汉魏十三品”摩崖之一“玉盆”。而石门隧洞及玉盆周围山崖遍布留题，尤以两宋题刻居多，有所谓“石门题名十八段”和“玉盆题名十二段”。故清倪兰畹《石门道记》碑、潘矩墉《石门游记》碑分别有“来游题名几满，皆宋人手笔”和“汉魏颂铭左右列，独无唐人遗迹，南宋题名甚夥”之载。而在这些题名摩崖中就不乏以访碑为目的者，诸如：“庆元丙辰(1196)暮春止余三日，赵公茂、宋□志、张寿卿……同来观汉刻，三酌于此。”“成都宋积之摄褒中令，广汉章以初、彭城贾公肃……从公所约访之，为石门之游。……摩挲石门汉刻，酌酒修禊，于此尽醉而返……庆元丁巳夏四月……”“纪国赵彦呐敏若视堰修禊事，阆中龙隆之景南、普慈刘炳光远……同徕。……登石门，拂古翰，从容瀹茗而去。宝庆丙戌(1226)前熟食五日。”

　　另据汉中南郑县令、山东临淄晏袤释识东汉永平六年(63)《大开通》(即《 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曰：“绍熙甲寅(1194)三月甲子，南郑令晏袤以堰□□□至褒谷，获此刻于石门西南险侧断崖中。先是癸丑夏秋积雨，苔藓剥落，至是字画始见。□法奇劲，古意有余，与光武中元二年(57)《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建武、永平去西汉未远，故字画简古严正，观之使人起敬不暇。”而同时娄机《汉隶字源》跋《大开通》曰：“碑在兴元(即汉中)，绍熙甲寅帅章德茂得之于褒斜道中。”案，章德茂即乾道八年(1172)爱国诗人陆游投笔从戎到汉中幕中朋僚章森， 绍熙五年三到汉中任郡守。因晏系其下属，或因“实董其事” 治理确保军屯山河堰水利工程而意外在上游石门附近发现《大开通》，后以拓本相赠也未可知。尤以其隶书《山河堰落成记》，作《大开通》和西晋泰始六年(270)潘宗伯、韩仲元通阁道题名、三国曹魏景元四年(263)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之举等，似乎都表明他比章森更熟谙石门汉隶刻石。此外，近年新发现《西狭颂》所在地陇南成县乾道八年《仙崖王公德政记》摩崖，不但隶书完全摹自《西狭颂》，且述前太守德政致降甘露本事，亦“与汉武都守李翕所纪颇同”；甚至邻壁画人托盘作承露状及附楷书布局均与《西狭颂》之“五瑞图”绘相仿佛。凡此，显系书者、四川宦游成县令王康临习辖境《西狭颂》汉隶而熟能生巧使然。

　　清代中叶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

　　清代宦游蜀道学人跟“汉三颂”的关系，随着乾隆、嘉庆时期金石学重兴，已由单纯访碑、椎拓和著录、收藏，发展到有鉴选地梳理庋藏等研究层面；对拓片要求已不满足今拓，更追求旧拓、宋拓善本；著录则不单抄存文字，更有类似摄影存档的写真；学人间交流趋于密切，研究深度较之欧、赵、晏袤时期更为专业，唯一不变的是从事相关研究者身份依然以富有学养宦游学人为主。像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替汉中历史名人墓碑隶书之余，还以所得包括“汉三颂”在内约八百通三秦碑拓编纂《关中金石记》； 而嘉庆十九年(1814)略阳县令山东诸城王森文编纂《石门碑释》，堪称事关汉中石门石刻群首部研究专著。

　　此著特点以拓本为据一一摹绘，从而保留石门石刻群当初面貌，而对《郙阁颂》研究更见深入，这自与其宦游褒城特别略阳的业余金石学探访爱好有关。据回忆：“李君吉人宰褒城，余委听褒城讼，暇日李君为觅舟出城东门，溯褒水”访碑，事毕，“舍舟入城觅拓工，增其价值，令加工遍拓，……因疏其颠末，以纪游观之获；更依各碑行字、款式，别写释文一册，以备嗜古者考证焉。” 另据时人陆绍文跋东汉永寿元年(155)《右扶风丞李君石刻考》载，同年秋，王还在石门隧洞西壁“石门”大字以南发现《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刻石。而《石门碑释》所附《郙阁铭摩岩碑考》，则是次年春天逆水行舟访《郙阁颂》原址后于“嘉陵舟中作”，同年夏再赴灵岩寺访南宋田克仁异地仿刻《郙阁颂》摩崖后追记。足见王注重脚踏实地调查精神之可贵，亦难怪陆跋将他跟上述南宋嗜好汉隶的晏袤相提并论曰：“王春林大令搜剔得之(《李君表》)；王之嗜古，亦晏南郑之流与。”而由王为学缜密反观于田仿刻《郙阁颂》左上角残缺部位擅加补刻，书文俱陋却标榜一手“重刻”的明万历年间略阳知县申如埙拙劣之举，后者委实胸无点墨，附庸风雅且掠田之美的好事者流， 故不赘述其添足始末。

　　王森文摹绘石门石刻似乎对稍后另一位山东诸城金石学家，嘉庆、道光年间陕西延榆绥道、四川按察使刘喜海以很大启迪， 他于道光廿六年(1846)入蜀“访碑……取道于五丁担侧(汉中金牛道)……持节西川”， 著录反映蜀中历代碑刻的《金石苑》，同样以拓片摹写而保留诸多至今散佚的四川石刻史料。尽管刘氏宦游过陕南是否赴石门访碑不得其详，但他寓目、收藏多本东汉建和二年(148)《石门颂》却有案可查。如上海博物馆晚清书家李瑞清旧藏《石门颂》，即刘道光廿五年购于西安，次年秋装裱于陕南商州。此外，上海博物馆尚有刘旧藏《郙阁颂》、《石门铭》拓本等；另据朱翼庵《欧斋石墨题跋》载，刘还藏传未经洗凿绝旧本《石门颂》。

　　值得一提的是，《石门碑释》问世，精鉴赏、居浙北海宁诸生蒋光煦于嘉兴金石学家张廷济处获观，道光廿七年“偶于旧书肆获褒斜石刻，为王令《碑释》所无者凡十余纸”， 遂于翌夏追加缩摹附王本后，一并辑入其校刻《别下斋丛书》之《涉闻梓旧》，遂为石门石刻研究增添、保留一段史料。因抵今见诸王、蒋缩临大部分摩崖，除“汉魏十三品”于上世纪60年代末被从原址切割整体搬迁汉中博物馆陈列外，其他百余种摩崖俱已没于石门故址水库，故王、蒋摹绘出版《石门碑释》足为后世备考而功德无量。

　　同样，咸丰二年(1852)至五年，湖南籍书家何绍基任四川学政登临连云、金牛栈出入秦蜀，虽也不见他顺道访问石门石刻记录； 但何专注《石门颂》拓本鉴藏却是不争的事实。据自跋一本系于乐山知府署斋见“插架书帖甚富，浏览之余，快为题记。见余心赏是拓，临别遂以持赠”。而同治二年(1863)追记已藏三本。又据其《东洲草堂金石诗》之《借钩杨又云继振所藏〈娄寿碑〉即题碑后》有“林张二宝倘并到，何惜十指松煤黔”之咏，自注：“桂相国藏华山碑，张松屏藏宋拓《石门颂》，俱欲借钩。”表达的是希望观摩并摹宋拓本的迫切心愿。而《朱时斋杨旭斋来看〈石门颂〉因追述癸未甲申旧游……》、《〈石门颂〉者藉书园所藏旧拓共四幅流落散失陈晋卿得第四幅留置吾斋既而杨旭斋以首二幅来李子青以第三幅来遂成全璧余于乙酉春得奚林和尚所藏〈石门颂〉……》诗，道及同寅共赏情趣，亦足见鉴藏精深之一斑。其实，限于主客观、自然条件等无法设身处地访碑、椎拓而改求旧拓、善本，一定意义上讲，也应被视为金石学家另一番行为方式的访碑、考察，同样值得肯定。而何绍基对《石门颂》隶书的喜爱还表现在反复揣摩临摹上，抵今存世作品就有咸丰十一、二年临本。许是基于何藏、摹《石门颂》在同道间颇有名望，同治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后起金石学翘楚山东潍县陈介祺致函另一位金石学家吴云同时寄上《石门颂》拓本，特转请闲居吴门的何题书金石诗。此外，何就《西狭颂》隶书也曾用功临摹，据上海博物馆清端方旧藏《西狭颂》跋，何既庋藏《西狭颂》旧拓，且曾临书达上百通之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