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固原博物馆藏李贤墓出土金戒指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史诃耽墓出土宝石印章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动物纹圆形金饰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文官壁画（左图）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武将壁画（右图）

　　祆教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宗教，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宗教。对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化和艺术的走向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祆教由粟特人带进中国，考古发掘在中国境内发现了很多可以确定是粟特人的遗址和墓葬。其中在宁夏固原地区发现的不少，其中九龙山隋墓的主人更有可能是祆教祭司。

　　陈伟

　　祆教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宗教，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宗教。对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化和艺术的走向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宗教，祆教已经不存在了，但并不是看不出它的蛛丝马迹，比如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地区逢年过节都有社火，要摆一些火摊，要撩火什么的。在山西民间也还有一些习俗与祆教有关系。

　　从北朝到隋唐时期，祆教与佛教、摩尼教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起到了很大影响。

　　粟特人与祆教

　　祆教不是中国本身的，是外来的。最早产生于现在的伊朗地区，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现在，也有人研究后认为，可能产生年代更早，或许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祆教的创始人是琐罗亚斯德，所以后人也有叫它琐罗亚斯德教。在古代，伊朗高原和整个中亚地区流行。经典著作是《阿维斯塔经》，其中记载着祆教崇拜的天神所说的语录和对一些事务的观点。祆教最主要的观点是，善恶二元论。在古代伊朗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都是国教。主要崇拜的神是阿胡拉·马自达，主要崇拜的事物是光明，所以后来传到中国之后也被人叫拜火教，有专门的神庙和祭司来主持仪式。因为拜火，所以有人称为火祆教或者拜火教。

　　祆教传到中亚的时间比较早。中亚的粟特人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在进入中国以后，在敦煌、武威逐渐形成了聚落，奉行祆教。

　　进入中国的祆教，与伊朗本土的祆教是有区别的。有研究者说过，中国的祆教“有祆无教”，就是说虽然宗教进入中国了，但是宗教经典没有进来，中国的祆教徒一直没有中文的《阿维塔经》，虽然史书上记载有祆词，但是也没有发现祆词的祆词实物。

　　如何认定祆教？主要通过民俗与礼俗。在生活风俗和丧葬习惯上，祆教的因素能被辨识出来。任何一种宗教都是由人创立的，其传播与发展也是离不开人的，如前所述祆教是从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传入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把入华的粟特人称为“昭武九姓”。

　　粟特人在进入中国之前，居住在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他的活动范围，按照今天的划分，主要就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一部分。在这个地区，由于阿姆河与锡尔河的河水非常丰足，所以农耕非常发达，也就兴起了很多小国，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先后被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等先后统治。粟特人自己仅仅建立了邦国，刚才提到的“昭武九姓”就是其中9个比较主要的小邦国，包括康国、安国、史国、石国、曹国、米国、何国等9个。

　　粟特这个民族的形成历经了波斯和亚历山大帝国的政权统治，所以粟特文化就被渗入了波斯文化和罗马文化因素。而且，粟特地区属于几条河的河谷地带，其东西交通非常发达，是一个交通枢纽，所以粟特人具备了从事商品转运的有利条件，有人说粟特人“处于文明的十字路口”，因此形成了商业文明的特征。北大历史系的罗新江教授曾说过，几乎没有粟特人不卖的东西，包括人口贩卖。正因为粟特人有发达的商业活动，才伴生了文化传播的活动。

　　更有趣的是，无论是哪个政权统治粟特地区，统治国家的宗教就会在粟特地区流行起来，包括祆教、摩尼教、佛教和景教等都很流行，而且是并存的。这也就造就了粟特美术的多样性。

　　但是，从粟特人本身来说，一直是以祆教为主要信奉宗教。祆教美术因此也是粟特美术品的主要组成。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美术，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甚至到北宋，祆教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中亚地区的考古活动增多。特别是苏联的学者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建筑遗迹中发现了一大批壁画，开启了国际学术界对粟特美术的重新认识。

　　到了21世纪，中外研究者在丝绸之路的东段，即河西走廊以东包括河西走廊，又发现了一大批有粟特属性的文物，包括木版画、白画、石窟壁画和石棺床等。

　　虽然过去的史书对粟特与祆教的记载很多，但是由于祆教文化具体的内容和粟特民族的特点我们看到的实物非常少，通过这几十年的发掘，国内的学者认识到在丝绸之路东段存在着粟特美术，与中亚的粟特美术的基本部分是一样的，在东传过程中还不断融合了文化特征，形成了新的样式。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李贤墓镇墓武士俑

　　拜火教徒的墓葬

　　通过考古发掘，在中国境内也发现了很多可以确定是粟特人的遗址和墓葬。粟特人的葬俗在东传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祆教最早在古伊朗的时候，认为人的遗体是不净的，要通过犬舐以后再天葬，之后再把骨殖收集起来埋掉。到了中亚地区，跟当地的葬俗结合，又兴盛火葬，现在在中亚地区发现很多纳骨瓮，典型的纳骨瓮上绘有一个火盆，两边各有一个祭祀者，这一美术图像是典型的拜火教场景。

　　祆教艺术，过去在中国很少发现，这几年发现了一大批墓葬。这些墓葬除了墓志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墓主人的粟特人身份，主要是通过墓葬里的壁画和石刻等图像向我们表明粟特人的生活场景。

　　比较著名的有在西安发现的安伽墓。安伽墓是在西安市北郊未央区大明宫乡发现的，为一长斜坡墓道的墓，有5个天井、5个过洞。这个墓葬属于比较大型的，出土了一合墓志以及一座围屏石榻，石榻周围雕刻了精细繁复的图案，其中有拜火教祭祀的场景。

　　西安还有康业墓，位于西安北二环地区。康业墓也比较大，但是前面的墓道被破坏了，有多长不清楚。也是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与安伽墓一样也有墓志和围屏石榻。在墓志里表明了其粟特人的身份。还发现了骨架一具，嘴里含有古罗马金币。围屏上的内容非常丰富。

　　西安的史君墓是配合西安基本建设发现的，也有5个天井和5个过洞，墓室也比较大，有石堂。在其石堂的四周都有石刻。但是史君墓被盗过，骨架已经散乱了。

　　在甘肃天水发现的一座砖室墓里，也出土了一座石棺床。

　　山西太原发现的虞弘墓很有名，其中出土物的图像里面表现的内容非常丰富，祆教特色很浓厚，有很多与祆教的经典故事有关系。以上是中国发现的比较著名的几座粟特人的墓。

　　我长期在宁夏从事考古工作，尤其是在宁夏的固原地区。接下来要说说固原发现的几座粟特人的墓。

　　固原地区处于宁夏南部山区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之前所谓“三西”，包括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和河西(编者注：“三西”地区于1982年作为全国第一个区域性扶贫开发实验地)。

　　我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发掘的时候，那里真的很穷，我在那边做考古发掘真见过他们有一家四五口人只有一条棉裤，谁出门谁穿，有客人来了只有一个人下地接待，其他人在炕上。但是这个地区，在古代的文化却非常发达。从旧石器到明清，固原一直是军事重地，也是文化重地。特别是在北朝隋唐时期，它是丝绸之路北道东段的一个主要地点。在固原，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考古发现的具有外来因素的文物特别多，出土地点主要是在清水河流域和六盘山脚下。

　　一般古代文化发达的地区，都是依山傍水，水源对古代人的居住地特别重要，那时候还没有掌握打井技术，如果离开了水源就没法生活。现在我们总结了一个规律，去野外调查的话，要沿着古代的河流和水源地去。我们调查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时，一般就是在古代河谷的二级台地或者三级台地上找，因为水有涨落，一级台地会被淹掉，二级和三级台地既安全取水又方便，而且一般是在河的北岸或西岸建居住地，为了照到阳光。

　　固原地区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占整个宁夏发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近些年来，我们的工作主要也是在固原地区。固原的外来文化因素比较浓厚的时期就是北朝和隋唐，从北魏历北周到隋唐各个朝代的墓葬都有发现。这些遗存主要分布在南郊，从南塬到九龙山一带。

　　这里有一些很重要的墓葬，比如北周李贤墓，史氏家族墓，田弘墓、宇文猛墓等都出土了大量带有西方色彩的文物。

　　北周李贤墓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参加的第一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发掘时还没意识到其重要性。发掘时，发现墓门到甬道全都填实了，是个土洞墓，再一观察，发现它塌了，只能采取大揭顶的方式发掘，揭顶以后第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壁画。在此之前，固原根本没发现过壁画，这一北周墓壁画是宁夏第一次发现壁画。说句笑话，做考古有时候会得心脏病，因为你挖下去会发现什么完全是未知的，如很多汉墓挖下去之后什么都没有，特别是砖石墓，几乎是从埋葬下去那一天开始就不断被盗。而像北周李贤墓则不断地给你兴奋，不断地给你刺激，几乎要让你睡不着觉。

　　我们在发现壁画以后，还在猜想是不是单幅、两幅或三幅，随着清理的过程，才发现整个墓室周围全是壁画，后来决定从两头墓室和墓门两头同时清理。我当时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在从墓门清理的时候发现了陶俑，当时几乎可以说是要发狂了，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陶俑，颜色又非常鲜艳。从甬道到墓室，李贤墓一共有40多幅壁画，但是由于早期的壁画技术问题，所以很多都漫漶不清，大概能够辨认的有23幅，其中包括几个种类：侍女图、武士图、文官图等。其中武士图能看到典型的胡人形象，眼窝比较深，鼻梁比较高，北朝隋唐时期的墓葬中的这种胡人形象，不仅在固原发现，在西安、洛阳、太原等地都发现了这样的形象，说明当时进入中原的胡人特别多。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绘画技法在隋唐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从壁画上看就确实和早期的有区别，比如与长沙马王堆的帛画就显然不一样。

　　李贤墓出土了大概286件陶俑，这些陶俑比较小，最高的才十几厘米高。陶俑中还包括镇墓兽，带有西域色彩，上面还有人工绘制的一层彩绘，因为保存原因，现在已经不复发掘出土时的状况，颜色掉了很多。

　　另有一件镇墓武士，肚子特别鼓，刚出土的时候我们以为是烧制的时候烧坏了。实际上，又出土的镇墓武士都是这样的肚子。原来，文献中有记载粟特人非常健壮，在古代表现健壮就是能吃肉，能吃肉就会大腹便便，所以这样的造型是有意而为之。

　　李贤墓出土的胡人俑，深目高鼻，线条又带有明显的北周特征。但是刚出土的时候，有些人对陶俑究竟是男是女有疑问，其嘴唇描得很红，可见其艺术表现是很夸张的。一般都说中国古代的艺术表达是很含蓄的，但是我们发掘中发现的这些却不是这样，因为这其中就是糅进了很多外来的因素，比如色彩鲜艳等都是中原文化不太倡导的东西。

　　李贤墓出土的胡瓶十分有名，我们称之为鎏金银壶。这件鎏金银壶出土之后，有人认为是属于波斯萨珊文化的，后来随着进一步研究，认识到其具有希腊巴特克里亚文化的风格，这件文物现在已经被视为国宝了。观察其细部，能在壶把顶端发现一西方人的头像，一共有三组图像，表现的是希腊古代神话的内容，画面上是女神与青年男子在对话。

　　李贤墓还出土了一件玻璃碗。这件玻璃碗与伊朗出土的非常相似，应该是来自伊朗，但其制作工艺比伊朗发现的还要高。

　　另有出土环首刀，也属典型的西亚器物，它的佩戴方式和使用方式与中国的佩刀不一样。它在刀鞘一侧有上下两个环，先固定住刀带，然后再把两根刀带挂在腰带上。这是典型的中亚地区的样式。

　　李贤墓出土的一枚戒指，其背后也有很多故事。这是我们基本上清理完毕时候发现的，当天收工前一位民工清扫时候发现了它。据一些专门研究中亚和古希腊、古罗马的学者说，金戒指中间镶一青金石，青金石上雕一裸体人物手持弧形花环。这与美国富兰克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萨珊银盘中间的图案非常相似，可能是同一母题。这枚青金石戒指应该是出于萨珊，现在也被视为我国国宝。

　　李贤墓的主人李贤是北周当时的一位重臣，曾任北周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之职，进爵“河西桓公”。因其地位显赫，战功卓著，因此在《北史》、《周书》、《隋书》中均有传记。而且，北周武帝小时候曾寄养李贤家中6年，武帝继位之后也就经常造访原州(固原)来探望他。李贤墓中出土了大量中亚、西亚、古罗马和古希腊的东西，是他个人爱好域外的东西，还是他本人的血脉中有域外的血统？事实上，我们发掘的大量粟特人的墓中，也没发现这么多、这么珍贵的来自异域的东西。

　　李贤墓以外比较重要的是史氏墓地的发掘。史氏墓地一共发掘了7座墓葬，都有墓志，而且墓主人之间互相都有血缘关系。

　　其中史射勿墓的封土堆还保存在当代，高大约有12米，是一座非常宏伟的墓。史射勿的墓志上的字也刻得非常好。

　　粟特人特别喜欢金银器，我们觉得一是金银器比较贵重，二是比较小易于携带，所以国内发现的粟特人墓葬中，金戒指、金银币、金冠饰、金下颌托和金带扣等都比较多。在史道德墓中即出土了一组金覆面。我国发现的覆面也非常多，早到春秋战国时期荆襄地区的墓葬都有发现，但荆襄地区发现的覆面以丝织物为主，在满城汉墓发现的覆面则是与金缕玉衣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史道德墓发现的这组金覆面则带有浓重的祆教色彩，额头上有日月等。这组金覆面出土的时候整个都散落了，是我们后来复原出来的，曾赴日本展览过。史道德墓还出土了动物纹的圆形金饰，周边是联珠纹。联珠纹在中国发现很多，但是这种纹饰本身即有中国本土的特点，也有外来文化的因素，到了北周隋唐时期，联珠纹大量地与外来的文化艺术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认为联珠纹本身就是一种外来文化因素的符号。

　　史氏家族墓中另一座史诃耽墓中，发现了一枚宝石印章，印面刻着一头卧狮，还刻着古代波斯的帕拉维文，铭文的意思是“世界宽容”。据说在伊朗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文物。

　　在固原地区还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波斯银币。现在全国一共发现400多枚罗马金币，其中有近40枚是在固原发现的，而银币在固原发现了100多枚。现在国内发现的金银币，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罗马原创原产的，另一种是中亚地区仿的罗马金银币。实际上金币在流传的过程中，已经不作为货币来使用了，而是作为装饰品或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到后期，墓葬中发现金币被含在嘴里。这种葬俗与中国古代的口含钱还不同，这种含着金币的习俗就是从中亚过来的。发掘出土的金币中，能发现其中不少都打了眼，如田弘墓出土的那些金币，这说明这些金币就是被悬挂在身上的。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九龙山唐墓出土金面饰

　　九龙山隋墓出土金冠饰研究

　　九龙山的墓群是2004年我们配合银武高速公路建设发现的，当时一共发掘了100多座墓葬，其中明清墓葬60多座，汉墓40多座，隋墓4座。

　　4座隋墓都是粟特人的，金冠饰出土于编号M33的墓葬。粟特人在进入中国以后，其葬俗发生变化，不实行火葬了，但是仍然没有葬具。不像中原地区的人有棺木，我们发现的粟特人的墓无一例外的都没有葬具。虽然有石棺或石床，但是没有棺木。

　　M33是夫妇合葬墓，所有金饰都戴在男性身上。这具男性的遗骸戴着金冠饰、下颌托，还有金带扣。

　　金冠饰两头有两个眼，用来系冠用的。这件金冠饰是一件典型的祆教的遗物。其图案共分四组：中间是一个月亮环抱着太阳，在祆教艺术里叫“两月环日”；左右两侧各有一组对称的飞鸟装饰；第三组是左右两侧各一的太阳，与第一组类似；第四组，有点儿像蝉，但是这个还没有依据，因为祆教里面没有崇拜过蝉。金冠饰和配套的下颌托上，只要有空白的地方，都以联珠纹装饰。联珠纹是以凿刻的方式制作出来的，即在薄薄的金箔上凿刻而成，这种手法在早期中国的工艺中是不存在的，也是一种外来的事物。

　　对于这件金冠饰是祆教遗物的判断来自于多方面。“两月环日”即祆教的经典概念，在芝加哥艺术馆藏阿富汗发现的萨珊国王的头像上能看到一头像，其中上面有两月抱日，与金冠饰上发现的很相似。鸟神，即对鸟的崇拜也是祆教的特征，在阿富汗所发现的公元6世纪的一件银盘中，即有日月崇拜与鸟神的图案。另外，在波斯的银币上也有大量的日月图案，在日本奈良所藏的一件唐代织锦上也有太阳的形象。祆教在传到中亚之后，派生出很多神，比如娜娜女神，女神的头上就带着日月形象。

　　在中亚地区，日月冠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东西。在中国境内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也有日月崇拜的图像。如西安的北周史君墓，出土的图像中的祭司，头上戴的冠也有日月造型；西安安伽墓右侧屏风第一幅上的祭司戴着的冠上也是日月图像，在石塔正面的帐上也有表现日月形象的造型；西安虞弘墓的石椁壁上的浮雕第九图上，也有一位头上戴着日月冠的祭司。这说明，从古代伊朗，一直到中亚，无论是国王的头冠，娜娜女神的头冠，还是进入中国之后，都能发现日月造型，这说明日月图形是认定祆教的重要符号。所以九龙山M33发现的这件金头冠也是祆教的器物。

　　鸟神的图案在中亚地区也都能找到。《阿维斯塔经》中也多次提到，鸟既是战神，也是吉祥物，所以对鸟的崇拜也是祆教的一个标志。法国卢浮宫展出的半人半鸟的神即祆教神。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东大窟顶的太阳神的图案上，也有鸟翼人。

　　从日月形的图案和鸟形的图案这两点，都证明了这件冠饰是祆教的。

　　另一个线索是下颌托。下颌托在中国发现得很多，现在对于其认识有个共识，即它是带有宗教意味的，但是究竟是哪一个宗教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下颌托未必都是宗教信仰的产物，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来源。但是固原九龙山出土的这件下颌托，我认为还是具有祆教特征。

　　在史君墓、虞弘墓等都能发现戴着口罩的祭祀图像。祆教的祭司在祭祀的时候，要戴口罩，因为他们认为人的呼吸是不洁净的，所以在祭祀时要避免将口腔的污物沾染到祭坛。现在，就有学者认为下颌托就是那口罩。

　　具有祆教特征的冠饰，再加上祆教特征的下颌托，那么更促使我们相信这是祆教的墓葬。九龙山的墓葬具备了所有祆教墓的特征，如没有葬具，金银器比较多，墓葬规模与中原不同，而最后经过中科院考古所对人骨的鉴定，其为短颅高加索人，实际上就是生活在中亚一带的人群。

　　由于陪葬品与墓葬内部的情况与前述史氏墓、李贤墓等不同，但又出土了金冠饰与下颌托，我更进一步大胆地猜测，这位墓主人可能就是祆教的祭司。当然，这一观点还需要新的发现。■

　　(作者系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系根据作者在上大美院讲座整理，标题与小标题系编者所加，韩少华整理)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