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文物天地》2015年第9期

　　佛教艺术品是2015年艺术品市场不多的热点。著名佛教艺术专家、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黄春和先生近年致力元代宫廷造像研究。2015春拍，对一尊元代造像的探讨得到圈内赞同，秋拍又撰文研究，基本构建元代宫廷造像的风格体系，提升了学术界、收藏界对元代宫廷造像的认知，助推了元代造像市场价格。

　　元代时，宫廷专设“诸色人匠总管府”制作藏式佛像，为当时皇宫和大都、上都的皇家藏传佛寺服务，元初来华的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和汉人弟子刘元都曾供职于这个机构。宫廷造像造型规范，装饰繁缛，用材独特，工艺讲究，整体风格体现了汉藏融合的鲜明特点。近年来，随着佛像在艺术品市场上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藏传佛像涌现出来，鲜为人知的元代宫廷造像也随之混迹其中，频频现身市场。2015年春季，中国大陆拍卖市场就出现了三尊元代宫廷风格造像和一尊受宫廷风格影响的铜黄财神像，受到市场的特别关注，它们分别是北京保利推出的铜镀金迦诺迦跋厘堕阇尊者像和铜黄财神像、北京东正推出的铜释迦牟尼佛像、北京翰海推出的铜阿弥陀佛像。其中，铜镀金迦诺迦跋厘堕阇尊者像创2015春佛像拍卖纪录，在国内外佛教艺术品爱好与收藏圈引起极大震动和广泛关注。这几尊佛像必将成为研究元代宫廷造像的珍贵资料和鉴别元代宫廷造像的重要依据。

元 宫廷 合金铜镀金 迦诺迦跋厘堕阇尊者像 3507.5万元 北京保利

　　北京保利2015年6月7日“自在菩提——中国金铜佛造像唐卡”专场推出的迦诺迦跋厘堕阇尊者像，估价300万至500万元。该像通高27.5厘米，合金铜铸造，全身镀金。尊者跏趺端坐于莲花宝座上，头部浑圆，头顶无毛发，现比丘相。面形宽大饱满，额部高广，眉眼细长，双目垂俯，鼻直口方，形象庄严慈祥。身躯厚实，造型周正大方。上身披袈裟，下身着僧裙，颈下饰双股连珠式项圈，项圈下坠有璎珞。袈裟双领下垂，左肩现出固定袈裟的勾环，为汉地典型的袈裟样式；袈裟与僧裙衣纹简括，起落自然，亦为汉地流行的表现手法。双手置于膝前，右手握尘柄，左手掌中置尘尾。身下莲花座造型规范，上下边缘以均匀连珠纹装饰，莲瓣宽肥饱满，排布整齐，且环绕莲座一周。整体造型完美，工艺精美，品相一流，体量硕大，给人以高贵华美，雍容大气的艺术美感，堪为佛像艺术品中的上乘佳作。

　　此像最初出自欧洲藏家之手，2008年3月18日在纽约苏富比定名为“17世纪铜鎏金罗汉”上拍，估价1.5万至2万美元，拍得14.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2.76万元）；2013年6月2日在北京翰海上拍，时代定为14世纪，估价150万至180万元，拍得615.25万元。由于认知局限，其宫廷身份当时未被学界和市场识出。现在元代宫廷造像已浮出水面，通过比较，它在面相、整体造型、莲座形制、材质等诸多方面与已知的元代宫廷造像特点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明确判断为一尊典型的元代宫廷造像。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像不仅具有宫廷造像的共同特点，而且还有一些殊胜之处，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此像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尊罗汉像，在题材上可补元代宫廷造像的空白；第二，此像是目前所知元代宫廷造像中最大的一尊，在体量上具有独一无二性；第三，此像虽为一尊，但当时所造绝非如此，应有一堂，共16尊或18尊，因为罗汉造像历史上皆以成堂的规模塑造，由此可见此像具有罗汉类造像风格的广泛代表性，同时也反映出元代宫廷造像规模之大。第四，此像不仅在风格上展示了浓郁的汉地艺术特色，而且题材及造型也完全来自中原罗汉的母题，它对明代宫廷造像中出现的旃檀佛、地藏菩萨等汉地造像题材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影响。这些殊胜之处足已显示其价值非同一般。

元 干漆夹纻 迦诺迦跋厘堕阇尊者像 现供于奉洛阳白马寺

　　此像名称有必要重新考定。2013年6月2日北京翰海“五觉——金铜佛像”专场定名“罗汉”，是次北京保利定名“伐阇罗弗多罗尊者”（位列十八罗汉的第八位），2013年出版的《佛韵——佛像艺术集粹》定名“锅巴嘎尊者”（位列十八罗汉的第十五位）。而我国佛寺对其定名也不统一，如洛阳白马寺大殿供奉的一组元代干漆夹纻罗汉像（1973年从故宫慈宁宫迁来，通高1.58米），其中就有一尊与此造型完全相同，定名半托迦尊者（位列十八罗汉的第十三位）。查十八大阿罗汉最早出处——苏东坡所作《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其中列于第三位的迦诺迦跋厘堕阇尊者，苏氏赞曰：“扬眉注目，拊膝横拂。问此大士，为言为默。默如雷霆，言如墙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依据苏氏赞语，北京保利拍卖的这尊罗汉像造型与苏氏所赞迦诺迦跋厘堕阇尊者形象特征完全吻合，可以确定名称应为十八大罗汉中列于第三位的迦诺迦跋厘堕阇尊者。

元 宫廷 合金铜 释迦牟尼佛像 5.75万元 北京东正

　　第二尊14世纪释迦牟尼佛像，通高10厘米，合金铜铸造，出自北京东正2015年5月19日“中国古董珍玩”专场。佛像头饰螺发，头顶肉髻高隆，面相宽大，额部高广，双目低垂，神态安详，大耳垂肩。上身着袒右肩袈裟，下身着僧裙，衣纹简洁，仅在领口、袖口和小腿处刻画宽大衣缘，衣缘以凸起的连珠线镶边，上面刻画精美的缠枝莲纹饰。结跏趺端坐于莲花宝座上，左手置脐下结定印，右手置右膝结触地印。身下为半月形束腰式莲花座，莲座上下边缘饰一周连珠纹，莲瓣上下对称分布，且周匝环绕一周。莲花瓣宽大肥实，其头部略有卷曲，形制十分独特。整体造型大方，结构匀称，躯体光洁，时代特征鲜明突出。

元 宫廷 合金铜 阿弥陀佛像 撤拍 北京翰海

　　第三尊是阿弥陀佛像，通高20厘米，合金铜铸造，出自北京翰海2015年6月28日“伏藏——金铜佛像”专场。佛像头饰螺发，头顶现高肉髻，髻顶安一宝珠。面部浑圆，双目俯视前方，神态沉静，双耳下垂。佛陀躯体浑厚，四肢粗壮结实，上身着袒右袈裟，袈裟一角反搭于胸前，下身着僧裙，袈裟轻薄贴体，完全采取古印度萨尔纳特式表现手法，仅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刻画出带有花纹装饰的衣缘。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之上，双手结禅定印置于腹前。身下为束腰仰覆式莲花座，莲瓣宽肥饱满，排列整齐有序，其头部略有卷曲，形制生动逼真。整体风格符合元代宫廷造像特点。但有所不同的是，此像莲座后部未施莲花瓣，可能与造像年代有关，为元代晚期铸造。

元 大德九年铸 合金铜镀金 文殊菩萨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京居庸关云台 元代石刻十方佛之一

　　类似以上风格造像目前国内外已发现50余尊，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大德九年（1305年）铜镀金文殊菩萨像、元至元二年（1336年）铜释迦牟尼佛像，北京居庸关云台券洞和券门元至正二年至至正五年（1342-1345年）浮雕的十方佛与四大天王像，带有明确的纪年铭文，对于研究这些造像的时代与风格具有标尺性的价值和意义。通过类比分析，我们发现这些造像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整体造型规范，结构匀称；面相宽大、额部高广；莲花座周正大方，莲瓣宽肥饱满，且大多环绕莲座一周；佛像衣纹表现手法与形式、装饰样式基本一致；佛像特别是菩萨装造像习惯镶嵌各色宝石；用合金铜铸造，工艺精致；以藏传佛教题材为主，兼有少量汉地流行题材。根据这些特征，特别是将这些特征与同时期西藏和中原佛像的特征进行比较，其成熟的风格、规范的造型、精美的工艺、特殊的材质和汉藏艺术融合的特点，无不指向一个共同的造像产地，那就是元代宫廷造像机构。而征于《元史》、《凉国敏慧公神道碑》和《元代画塑记》，亦有元代宫廷造像的明确记载，其机构称“诸色人匠总管府”，隶属于“工部”，下设“梵相提举司”等11个司局，又为这些造像的产地和官造身份提供了充分的文献依据。因此，可以肯定这些造像皆为元代宫廷造像，出自元廷专设的造像机构“诸色人匠总管府”。

元 合金铜黄财神像 40.25万元 北京保利

　　一尊同样出自2015年6月7日北京“自在菩提——中国金铜佛造像唐卡”专场的“十六世纪黄财神铜像”也值得注意。此像虽非纯正的元代宫廷造像风格，但明显受到了宫廷风格的影响，与宫廷造像密切相关。此像通高22厘米，亦为合金铜铸造。头戴五花冠，头顶有钢盔式大发髻，发髻顶部安半杵，余发垂于两肩。面形方圆，蹙眉，双目圆鼓，眉间安白毫，鼻子扁阔，面形特征与西藏黄财神一致。耳侧有U字形翻卷的缯带，耳下垂大耳珰。身躯矮胖，四肢短粗，完全符合西藏财神像的量度要求。上身袒露，胸前挂项圈和U字形长链，下身着裙，小腿部露出写实性的衣褶，手腕和臂部有钏镯装饰。原来项圈和钏镯上嵌有宝石，但现已丢失尽净，只留下圆形的空槽。半跏趺坐姿，左腿横盘，右腿下垂，脚踩大宝瓶。左手置左腿上抱一只鼠鼬，右手举于身体右侧，手心托一噶当式小塔。身下配以半月形束腰式莲花座，上下各饰一周连珠纹，莲瓣饱满肥实，上下对称分布。莲花座下原有装藏，底部可见包住封底板的狭形槽口。此像全身多处露出铜的本色，呈黄褐色，由此可以判定为合金铜铸造，而不同于同时期西藏地区普遍以红铜造像的特点。整体造型完美，风格独特，体现了汉藏艺术融合的鲜明特点。

　　此像风格上受元宫廷造像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它表现的是藏传佛教崇拜的题材，汉传佛教中没有这样的题材和造型，与元代宫廷造像表现的题材一致。其二，它的装饰样式，特别是装饰上嵌宝石的做法与元代宫廷菩萨装造像一致，具有宫廷造像鲜明特点。其三，钢盔式的大发髻是宫廷菩萨装造像上常见的一种类型，明显源于宫廷造像的影响。其四，腿部写实性的衣纹为中原地区流行的表现手法，也是元代宫廷造像常见的艺术表现，体现了汉藏融合的鲜明特点。其五，为合金铜铸造，这是确定受元代宫廷造像影响最为重要的特点，因为这样的铜质决定其产地一定在中原而非西藏，同一时期的西藏地区造像普遍采用的是红铜的材质。这五个方面显示了此像与元代宫廷造像的密切关系，亦为其自身优胜特点的重要体现。

杭州飞来峰黄财神像 元至元十九年至至元二十九年（1282-1292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像在题材和造型上体现了汉藏融合的特点。其题材为藏传佛教流行的财神之一，造型也基本保留了藏传佛教黄财神像的图像特征，但同时又吸收了中原地区多闻天王的汉化形式，即托塔天王的形象特点，其具体体现就是它的右手托有一塔。托塔天王是印度多闻天王与唐朝大将李靖融合的一种形象。据记载，李靖（571-649年）本名药师，是唐朝著名的军事家，年轻时曾跟随李世民征战四方。唐贞观初年，李靖趁唐使前去谈判议和而突厥人麻痹大意之际，率军长途奔袭，翻越大阴山，直捣颉利可汗大营，将其一举歼灭。之后，西北吐谷浑阻断丝绸之路，与唐朝作对，李靖又以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身份，率军西进，穿越高山大漠，大败吐谷浑，解了丝路之困。后来，李靖将其一生征战经历和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撰写出著名的兵法秘籍《李卫公问对》。这部兵法在军事领域影响很大，后被收入我国传统兵书大典《武经七书》之中。由于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开国功勋，唐太宗对其十分赏识，授以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重要官职，封他为卫国公。李靖死后，朝廷将其灵位请进姜太公武成王庙供奉。其后，随着李靖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李靖不断被神化，宋元时开始即有史料记载他的神迹。元末杨景贤所撰《杨东来批评西游记》之“神佛降生”一节中李天王自云：“天兵百万总归降，金塔高擎镇四方。四海皆知名与姓，毗沙门下李天王。”说明元末多闻天王与李靖已融为一体。明代《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等小说都将李靖的民间传说搬进书中，宣传其神威，使托塔天王的故事家喻户晓。托塔天王作为单独的题材和造型宋元时开始流行，现知我国较早出现的托塔天王像位于重庆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14号毗卢洞外，为南宋时期的石刻作品。

　　元代宫廷造像风格形成以后，对中原和西藏地区佛像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当时的中原地区学仿宫廷造像蔚然成风，现在仍有不少实物遗存下来。据笔者初步调查，此类仿元代宫廷造像现已发现数十尊，风格与宫廷造像非常接近，只是造型和工艺不如宫廷造像端庄和精致，题材大多为寂静形的佛、菩萨类型。此类造像从一个侧面又恰好可以证明元代宫廷造像流行的事实，因为只有宫廷标准造像样式的流行，才能有模仿宫廷风格的造像出现。此像为典型的元代仿宫廷风格造像，风格鲜明突出，它在风格与题材上同时体现了汉藏融合的特点，同时又是已知仿宫廷造像中唯一一尊护法类题材，其稀有与珍贵显然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