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涛

　　即将举行的中国嘉德2016年春季拍卖会上拍的一件北宋曾巩的书法《局事帖》，把大家于香港春拍结束后安静下来的好奇心又给调动了起来。

曾巩《局事帖》

　　一、三进拍卖场的经历

　　人们对这幅作品并不陌生，2009年11月22日在北京保利夜场“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专场”上，曾巩的这幅估价为1200万元至1800万元的《局事帖》，最终拍出了1.0864亿元，成为了第一件破亿元的中国书法作品，也是内地第三件过亿元的拍品，它被上海一位深藏不露的收藏家买走。

　　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夫妇当年是在一位中国收藏家吴尔麓的帮助下，于1996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0.85万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451.91万元）买到的《局事帖》。2008年出现的世界金融风暴，使得许多海外收藏家急于变现藏品，尤伦斯夫妇将《局事帖》送交保利进行拍卖。历时13年，增值23倍。尤伦斯先生由此不胜感慨地说：“中国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吴尔麓先生对于我的收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流传有序的《局事帖》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汉族，抚州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

　　曾巩的这幅《局事帖》目前为海内外孤品，它曾经何良俊、项元汴、安仪周、王芑孙、曾燠、费念慈、许源来、张珩、张文魁等收藏，并经徐邦达先生考证和著录于《古书画过眼要录：津隋唐五代宋书法》，朱家溍先生编写进《历代著录法书目》。

　　《局事帖》，宋纸本，29×38.2厘米。此件作品是书写在宋代印刷书籍纸张的背面。书法结字修长，笔划清劲，其书信内容如下：

　　“局事多暇，动履禔福。去远诲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跧处穷徼，日迷汩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巩再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二十七日。谨启。”

　　古代书画收藏家尹光华先生研究后认为：《局事帖》是写给“无党乡贤”的一封回信，大意是：

　　“‘局事多暇，动履禔福’——是复述收信方（无党）告知的近况并给予祝福。‘多暇’是北宋晚期官场人浮于事的实况，也是曾巩多年思考，并终于在他回京后两次向神宗进言要裁减官员提出‘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的原由。在这封信中，他重复收信方的话，目的是借以与自己‘日迷汩于吏职之冗’作对比，婉转地表示对对方清闲生活的羡慕。

　　“‘去远诲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是说与对方最后一次见面，听他有益的议论已经三年过去了。一个‘远’字，既指时间，也指距离，他们二人不在一个城市，见面并不容易。

　　“‘跧处穷徼，日迷汩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指自己外放于偏僻的他乡，整天埋没于繁忙的官场事务，哪里有什么快乐啊！

　　“‘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朝廷指定的任期已非常近了，但接替我的官员却一点没有消息，早晚都在等待着。

　　“‘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如果能离开这旷日持久的外放，当然是出自贤者的帮助。

　　“‘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夏秋之交，将便道来府上当面致谢，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于万一。

　　“‘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希望你多多保重，并早日得到升迁的机会。”

　　对于曾巩写信的时间，尹光华先生考证后认为：

　　“‘运勾奉议无党乡贤’——‘运勾’、‘奉议’是曾巩同乡无党的官职。而‘奉议’这一官名，因避宋太宗赵匡义名讳，从太平兴国元年（976）起改称“奉直郎”，直至元丰三年（1080）九月官阶改制，才恢复这一官职。此前一百余年，没有奉议郎之称。曾巩在本札末已用此称呼，说明它书于元丰三年九月或九月以后，而当年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已召见曾巩，‘赐对延和殿’，并结束了外放生涯。因此，这封信只能书写于九、十月间。由于信末已写明‘二十七日谨启’。而九月至十月二十六日之间只有一个‘二十七日’，即九月二十七日，它便是书写本札的确切日期。”

　　三、收信人与写信时间的考证

　　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研究考证后认为：

　　“此幅书札是曾巩目前所发现的唯一墨迹，一时间大家对作品材料不知其详，有些鉴定专家认为是藏经纸，也有人为是抄书衬纸。看到这些专家们不知所踪，经请教书画鉴定泰斗傅熹年先生，傅先生认为他是书写在一页宋版书的背面。经查曾巩书札是写在《三国志·魏志·徐奕传》卷二十第十页残纸上，而书纸版芯书口处有刻工“王宗”款识，王宗是南宋高宗绍兴年（1131-1162年）刻工，北宋的曾巩怎会写在南宋刻本书纸残页上？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查阅了宿白先生《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P19，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官刻本镂雕《三国志》、《晋书》···，咸平三年（1000年）诏选官样校《三国志》、《晋书》、《唐书》···。因此可以得到一种解释：高宗绍兴年间王宗复刻《三国志》，但是，靖康之后，汴京一片废墟，基本上这些雕版都毁于战火。就算没有被毁，也不可能将如此沉重的雕版运往南方，从字口来看又不像复刻雕版。

　　“我经傅熹年先生指点查找上海博物馆所藏《宋人尺牍·王安石集》，整套文集都是刻在宋人尺牍之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曾巩的作品《局事帖》，就像宋人尺牍被刻成《王安石集》，在绍兴年间被后人拓印，王宗所刻《三国志》一书。

　　关于《局事帖》的写作时间，朱绍良先生认为：

　　“经查曾健峰先生所作《曾巩年谱》及《宋朝政要策》记载，曾巩是熙宁二年51岁（1069年）赴越州（今绍兴市）做通判，熙宁四年53岁（1071年）六月离越州赴齐州（今济南市），直至熙宁十年曾巩分别任襄州知州（今襄樊市）、洪州知州（今南昌市）。根据《局事帖》中的“受代之期”判断，当为赴越州第三年，也就是熙宁四年所写。

　　朱绍良先生在文章中考证出收信人“无党乡贤”到底何许人也的疑问：

　　“经过考证，无党，是指的欧阳修的学生徐无党，徐无党（1024年—1086年），初名光，浙江永康五岗塘村人，北宋时期任渑池县令，欧阳修曾有《送徐无党南归序》诗：‘其文日进，如水涌山出，其驰骋之际，非常人笔力可到’。和‘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于其归，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由此可见，曾巩与徐无党的关系，那么曾巩赴越州之时，徐无党正在为欧阳修《新五代史》做注释。翌年，也就是熙宁四年（1071年）曾巩写信给徐无党，与徐氏分别已超过三年，抱怨公务繁多，何时能远离冗长的事务。”

　　朱绍良先生谈到：“缘何北宋曾巩的书札，能有如此高的价格？只因为此幅作品是张葱玉收藏，大家对先生的收藏格外青睐。张葱玉后来因赌博，被收藏家鉴赏家谭敬出千，输掉了所有身家，《局事帖》也一起属于了谭静，随后被谭敬带到了美国。”

　　朱绍良的学生，清华大学“清艺汇”古代书画研修班的崔怡女士在文章中指出：

　　“因为是孤品，后人只能从笔墨、用纸、书写风格、书写内容、款识、收藏以及著录进行分析此幅尺牍。从书写格式、行文措辞来看，符合北宋书写风格及宋人尺牍格式。包括落款处钤‘曾巩再拜’朱文水印，也是宋人尺牍的常见样式。参阅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二书》《上杜相公书》《与抚州知州书》《再与欧阳舍人书》等，此帖行文、措辞均符合曾巩及北宋书写风格。考宋人信札，此种格式已较为常见。如欧阳修《致端明侍读留台执事尺牍》在落款处，钤‘六一居士’印。而书中笔墨也符合宋人承传晋唐严谨、内敛的书风，行笔转折方硬，顿挫有力等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