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感到心有余悸，这是一枚银币改变的命运，敦煌确确实实逃过了一个大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克孜尔承受了牺牲，才保全了今天的敦煌。

　　《阿阇世王闷绝复苏》壁画出自克孜尔第205窟，原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幅精美的艺术珍品毁于炮火。

　　1905年盛夏，清凉的夜风吹走了白天的酷热，却拂不去冯•勒柯克心中的焦灼。从去年11月起，身为德国中亚探险队代理队长的他已在吐鲁番的沙漠戈壁和雪山峡谷中苦干了大半年：高昌、胜金口、柏孜克里克……流沙下掩埋了近千年的文化遗迹被他一个接一个地找到，有价值的文物能带走的全部带走。现在，为了逃避吐鲁番那火焰般的炙热，他来到了哈密，获得的珍宝已装入木箱，发运回德国。他的精神刚刚有些放松，一个偶然听来的故事却又让他怦然心动。据说，距哈密400多公里外的敦煌，有个道士发现了一处秘密的洞窟，里面堆满了古代的宝藏。勒柯克跃跃欲试，几乎即刻就要奔赴敦煌。

20世纪初，德国新疆考察队第三次考察留影。

克孜尔123窟壁画。1926年在柏林人类学博物馆首次展出。

　　但刚收到的电报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凉水：柏林命令他立刻西行前往喀什，和病愈归队的队长格伦威德尔会合，探险队的下一个重要目标将是库车附近的克孜尔“明屋”（千佛洞）。勒柯克只恨中国的西北太过辽阔，敦煌和克孜尔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在欧洲，那是从莫斯科到巴黎间的漫长旅程。如果选择去敦煌，探险队就无法及时赶到喀什，就意味着违抗命令。值不值得冒个险？敦煌之行能否真有收获？那神秘的洞窟是否确有其事？

　　这幅绘于公元7世纪左右的古老壁画描绘的是佛经中记载的未生怨王（最左）及其王后和大臣，原出自克孜尔第224窟，20世纪初被德国探险队割下带回柏林，现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勒柯克无法抉择，决定听天由命。他转动起一枚银币，烛光摇曳，银币急速地旋转，然后缓缓倒下。勒柯克屏住呼吸，银币背面那尊戏珠的飞龙好像调皮地向他眨着眼睛，这是命运的选择。第二天，勒柯克绝尘西去，心中祈祷这听来的敦煌故事只是一个靠不住的谣言。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特藏室，其中有大量来自克孜尔石窟的泥塑残件和建筑木构件。

　　四个月后，克孜尔石窟中的精美壁画已经在德国人尖利的刀锋下挣扎呻吟，而敦煌得到了短暂的宁静。几乎快两年后，莫高窟的王圆禄道士才先后迎来了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斯坦因两进敦煌，并没有切割壁画的想法，伯希和则一头扎进藏经洞，由助手在千佛洞中各处拍照，为敦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旧影。两人都是语言方面的专家，对带有文字的古代手稿和经卷的兴趣远大于壁画和雕塑这样的艺术品。

　　和斯坦因、伯希和相比，勒柯克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在探险队拍摄的老照片上，他总是不苟言笑，表情中不乏日耳曼式的冷峻和骄傲。但据说在生活中，他比较幽默，尤其善于和人相处、打交道。尽管在美国学习过商业和医学，也曾多年经营家传的葡萄酒公司，勒柯克却酷爱历史和艺术，那时，东方学研究在欧洲方兴未艾，他对遥远神秘的东方心醉不已。40岁时，当勒柯克终于可以自由安排生活，他立刻卖掉公司，进入柏林著名的东方学院学习阿拉伯语、突厥语、波斯语和梵语。两年后，他加入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成为印度部一名没有薪水的志愿工作者。

博物馆藏品：图木舒克出土的泥塑、约7世纪。

　　1903年，德国人完成了对中国新疆的首次探险，出乎意料的成功激发了国内的热情。为让探险队尽可能快地再赴新疆，军火大鳄克虏伯提供了大笔资助，连威廉皇帝也慷慨解囊。可是，艰苦的野外工作让探险队严重减员，刚回到德国不久，队员胡斯病故，队长格伦威德尔也卧床不起。因此博物馆临时决定，由半路出家的无名小卒勒柯克代理队长，即刻出发前往新疆。对于勒柯克来说，这正是成就事业和名声的绝好机会。他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和商人的精明能干，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事实证明，勒柯克的破坏性极大。他几乎剥走了柏孜克里克全部的壁画，把石窟变得狼藉不堪。而库车附近的石窟，无论是克孜尔、库木吐喇，还是森木塞姆，凡勒柯克过手的洞窟，无一不是千疮百孔。

　　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尊菩萨头像展示了在犍陀罗佛教艺术影响下的克孜尔石窟塑像的基本特征。

　　1905年以后，勒柯克把在新疆探险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克孜尔，从那里剥离的古老壁画成为他最“引以为豪”的收获。这些壁画以其色彩的绚烂、绘艺的精湛和多变的风格，让欧洲的美术史家们大开眼界。在20世纪初对于新疆的国际探险竞赛中，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瑞典人还有日本人都参与其中，这些“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们”无不获得了大批古代珍宝。其中就美术价值而言，大家一致公认，是勒柯克拔得了头筹。历史中真的有太多的机缘和偶然，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感到心有余悸，这是一枚银币改变的命运，敦煌确确实实逃过了一个大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克孜尔承受了牺牲，才保全了今天的敦煌。

据统计，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从新疆所获的古写本和古印本编号逾3万，也在二战中遭到损毁。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国家地理中文网暨华夏地理 ” 摄影/任超 图片提供/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