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大家方介堪：虫书鸟篆 腕底风云

　　来源：杭州日报

　　记者 郑成航

　　如今，温州以商名闻于天下，似乎不存在多少文化的气息。事实上，在商名遮盖之下的温州，历来也是学问书画的“原产地”。晚清时的学者、藏书家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就居于温州瑞安。民国时期，有马孟容、马公愚、方介堪等书画篆刻大家出自温州，啸聚海上。其中，篆刻家方介堪以其传承古代鸟虫篆之举，引导后辈之功，在近代篆刻史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浸淫古法，逢源海上

　　1901年11月8日，方介堪降生于温州西门外外浦桥上方氏旧宅。方介堪祖籍温州泰顺，咸同年间，祖父中秀才后，举家移居温州，在县学协助评阅童生日课。介堪父冠英，能写一手董其昌风格的行楷，俭朴忠诚，会写能算，青壮年时做账号，民国初在五马街经营翰墨轩字画店，过着清贫生活。

　　在祖父、父亲的熏陶下，方介堪早早地开始接触翰墨金石，七岁开始习字，九岁学习篆刻。十二岁那年，方介堪开始学习浙派诸家，经过五六年的摸索自习，幼小的他居然能表现出浙派篆刻的苍老之趣。于是，介堪便在父亲的翰墨轩设摊刻字，初露头角。此时，时任温州道尹的张宗祥和在温州闭关修佛的弘一法师发现了方介堪，弘一法师还赠给介堪一管大斗笔。当时的温州印坛，以叶鸿翰和谢磊明最知名。前者主攻浙派方硬一路，后者则宗法徐三庚的婀娜妩媚。谢磊明见方介堪年轻好学，且根基深厚，就招方为弟子。于是，介堪日间在店里刻印谋生，晚间到谢家整理藏品，为之刻印以供赏玩和应酬之需。方在谢家眼界大开，先在谢的指导下学徐三庚，后又转向吴让之和汉印。几年间，方介堪刻了数千方闲章，篆法刀法娴熟，为后来的成就打下坚实基础。

　　1925年春，方介堪在杭州拜晤了丁辅之等西泠印社的创始人，被接纳为西泠印社社员。1926年，已经小有成就的方介堪来到上海，投入金石书画大家赵叔孺门下。赵叔孺对方介堪娴熟的篆刻技艺深为惊异，收为弟子，并将他推荐给上海西泠印社，任该社木版部主任。不久，方介堪拜谒吴昌硕，吴昌硕称其“学吴让之已得其神髓，又上承秦汉，旁揽浙皖，加之才资高远，日后独步艺林，当可拭目以待”。在名家荟萃的上海，方介堪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古欢今雨书社、寒之友社、蜜蜂画社等著名国画群众团体的中坚，结识了一大批书画界名流。在上海的10年间，方介堪利用良好的环境，与师友切磋艺术，不仅使自己的篆刻更臻炉火纯青，同时提高了书法、绘画和诗文、鉴赏等方面的修养，成为诗书画印“四全”的艺术家。这一时期，方介堪结识了日后交往长达半个世纪的至交张大千，二人相互激赏，大千早期的书画用印也大多由方介堪奏刀。1930 年，张大千举办个人画展，请方介堪配刻印章50余方。画展大获成功，张画方印，相得益彰，人称金石书画双绝。据统计，方介堪一生为张大千刻印五百余方，直到张大千晚年定居台湾，二人的书印往来也从未断绝。或许在张大千的画纸上，方介堪找到了其篆刻的最好归宿。

　　搜奇鸟虫篆，屠龙之手

　　作为一名杰出的篆刻家，即便没有张大千等人作品的提携，方介堪也足以名留印史。在他所刻的“在情理之中，出意想之外”一印的款识中，有这样一段话：“艺术之道原在人情物理之中，求妙道，自然而已。然三千大千，变幻莫测，往往有几微之巧会，使人起悲叹、惊愕、嗔笑之感，苟有人为握其灵妙之机，乘其巧合之会，识为波澜曲折之观，必有夺天之巧，穷造物之奇，此所谓在情理之中，出意想之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方介堪崇尚自然、寄巧妙于几微的艺术观，其篆刻实践也基本符合这样的观念。

　　方介堪的篆刻，以仿汉玉印和鸟虫篆印最为人所称道。前者体现了方介堪对“印宗秦汉”这一印学传统的秉承。由吴昌硕引领的写意派印风，追求视觉冲击，力图表现古印流传千年以后的古意斑斓，而方介堪的仿玉印则更希望还原古印的本来面目。因此，方介堪的仿玉印显得清新典雅，外枯中膏。

　　而方介堪对印学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复兴了古时的鸟虫篆印。鸟虫篆印来源于先秦时期出现的鸟虫书。鸟虫书作为一种装饰性的文字，多出现在旗帜、符节和兵器上，其笔画多作龙凤鸟虫之形。汉人以鸟虫书入印，婉转古艳，堪称绝品。然而魏晋以降，鸟虫篆问津者甚少，稍有影响的只有明清时期的何震、汪关等，成就有限。直到方介堪的出现，鸟虫篆印终于在现代得以复兴。方介堪不但吸收了古代鸟虫篆印的艺术手法，更把目光放到了秦汉以前的鸟虫书上。他的作品中普遍采用了一种鸟头状的纹饰，这种纹饰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的鸟虫篆金文中。古文字中的鸟虫、鱼雁、“戈头矛角”之形，有机地融入方介堪的鸟虫篆印中。在广取博学的基础上，方介堪的鸟虫篆印形成了形神兼备、粗细不同和繁简并重的独特风格，在没有流派印成功先例的情况下在鸟虫篆印领域取得了大成。他的学生韩天衡认为：“介堪先生刀下那堂皇诡丽的鸟虫篆印，正是‘璀璨去不得’的新风格”。

　　除篆法以外，方介堪的用刀技法也出神入化，无所不能。他治印惯于在印面上施以浓墨，以刀代笔。不像一般印人那样只能对付石印，方介堪能手刻白金、水晶、玛瑙、碧玉、骨化石等坚硬材料。他为徐悲鸿刻海鱼牙印，是当时篆刻艺术界轰动之举。民国时期，张大千到敦煌写生时在当地觅到一批“龙角”印料（实为古象牙），方介堪用此“龙角”料刻了“张爰大千父”及“大风堂”等印，在边款记道：“此甘肃出土龙角数方，万年物也。质已化石，犹发奇香，洵可宝已。今为大千篆此，所谓屠龙之手，亦足以自豪矣！”

　　艺学并重，传续薪火

　　篆刻多以古文字如印，故篆刻家也大多精通古文字，方介堪也不例外。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却始终秉承了传统学者的严谨态度，把文字的科学性置于艺术性之上。在方介堪的同一件作品中，从来不会出现不同时代的文字，或将同一时代文字的不同形体糅杂在一起，更没有任意杜撰文字或形体的陋习。考古学家马衡曾称赞方介堪治印“无一字无来历”。

　　方介堪早年著作颇丰，而除了数种印谱以外，还有《秦汉封泥拾遗》、《两汉官印考存》、《古印文字别异》、《古印封识》、《玺玉印辨伪》、《说文通假补遗》等古印、古文字的研究著作，尤其是大型篆刻文字工具书《玺印文综》，也在这一时期编纂成稿。其师赵叔孺就曾草创《玺印文综》一书，希望将传世的古玺印文字，按照《说文》体例，按部首排布，以供印人和古文字学者参考。方介堪秉承师训，精心摹采，钩摹逼真，将一万余方古玺印文收入书中。

　　方介堪是严谨的学者、独具眼光的艺术家，也是篆刻教育事业的先驱。早在方介堪初到上海之时，刘海粟正要为上海美专物色一名篆刻教师，他辗转寻访，终于找到方介堪，诚聘他为上海美专金石教授。后来又得到汪亚尘、黄宾虹的邀请，先后任新华艺专文艺学院教授，专教篆刻。由此，方介堪成为在我国近代美术大专院校中开设篆刻课程、揭示篆刻艺术发展规律、系统传授学习方法的先行者，堪称现代高校篆刻艺术教育第一人。1964年，浙江美术学院率全国之先开设书法专业，方介堪又应邀执教篆刻。他编写了具有现代意识的篆刻讲义，系统介绍了印章的演变历程，揭示了历代印风和明清流派优劣得失；讲述篆法、刀法及初学治印的要领；强调了篆法的重要性，传授了学习《说文》又不墨守《说文》等观念。这一系列讲义和课程奠定了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篆刻教育的基础。

　　此外，方介堪在故乡温州培养了韩天衡、林剑丹、张如元等后辈，更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为篆刻艺术留下了种子。

　　印溯先秦，艺传后世，方介堪为世人拂去了蒙蔽在古文字上的尘埃，开辟了印学和篆刻教育的新世界，无愧于一代篆刻大师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