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说说明代藩王的绘画收藏是哪儿来的呢？

　　有相当的证据表明，明代的王府是绘画作品收藏、评论、产生和流通的重要场所。

　　在洪武时期（1368—1398），图像由帝国中心向王府传播的模式就清晰可见，例如，明太祖命人将他自己非常满意的一幅肖像绘制多幅副本，赐予“诸王”。

　　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和宣德皇帝（1426—1435年在位）的肖像也有类似的多件副本。

这表明，至少在明代初期，皇帝的肖像并非仅局限于丧葬或身后事的背景，而是扮演了把帝王的存在复制到多个地点的角色。

　　此外，至少是在明代早期，历代绘画最重要的一些收藏无疑都出自王府，考古研究的证据和现存藏品之上王室所有者的钤（前）印都证实了这一点。

陈居中《隼马图》

　　明太祖之子中第一位故去的藩王墓葬中也出现了绘画作品。朱檀，谥号鲁荒王（在山东省），在1389年19岁时入葬，显然先因“金石之药”导致眼盲。他的墓葬内容丰富，包括了琴、棋、书、画，也就是说古琴或古筝，围棋，书法和绘画。

　　那是哪几幅画呢？

　　一是宋代的佚名葵花扇面，上有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的题款，以及蒙元皇室家族中最著名的收藏家，祥哥剌吉公主（约1283—1331）的印鉴。

　　第二幅是钱选（约1235—1301年之后）所绘荷花手卷，其上同样有以上二位的题跋，因此有可能和扇面有着相同的来源。

　　第三幅是宋代的佚名山水画，工笔风格。

　　最重要的一点是三幅作品都盖有半印，即所谓的“司印”，这一明代初期皇家内府收藏的特有鉴藏印揭示了三幅作品在为短命的朱檀所有之前，都是皇家收藏。

　　证明明代早期的藩府收藏出自南京皇宫收藏的赏赐，而蒙古人被驱除出中国之后，元代皇家的绘画收藏也随之转移到明代皇家内府中。（再往前可追溯至宋代的皇家收藏）

李公麟《货郎图》

　　那明代晚期的藩王收藏的画作又怎么来的呢？

　　例如，一幅郭忠恕作品《雪霁江行图》的早期（很可能是13世纪）摹本，其上不仅有晋王收藏印（有可能是第三代晋王朱钟铉，前一章中讨论的《宝贤堂法帖》丛刻的始作俑者），而且还有大银行家和著名艺术品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之印，他拥有规模最大的明代绘画和书法作品收藏之一。

署名萧瀜的《花鸟图》

　　一幅画作可以在16世纪从一个山西王府的收藏流入长江下游的一位无锡商人的收藏中，其间经过了怎样的渠道和中介我们无从得知，但这种可能性缩小了这两种社会背景之间概念上的距离，并且暗示了二者之间曾经存在的互动比我们所假设的要更多。当然，其后“作恶多端的明代藩王”的固定形象有时也包括对于艺术品的贪婪掠夺，与更常见的强抢民女的藩王形象并存。一部19 世纪的湖广地区的方志中对末代岷王（他死于1643年的农民暴动）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他在这两方面都同样贪婪，叙述如下：

　　尤嗜古玩，民有好书画，遣校尉索之，稍不应，家立破。士大夫多移家辟之……诸宗人亦多横暴，民不堪其苦。

　　不论这是事实真相还是地方传说，明代后期藩王与绘画收藏之间的联系至少是可信的，而且事出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