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海箭袋

　　史前遗珍

　　许永杰：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先后在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中国境内的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但是各区域文化的发展进程具有其自身的速度与阶段，或迟或早，或慢或快，这一现象在史前时期尤为明显。距今约3000~2000年，相较于已进入历史时期的中原地区，生活在吐鲁番火焰山南坡戈壁滩上的洋海人，尚未完全进入历史时期。2003年，在洋海墓葬群中出土了一件极不起眼的器物，它的编号为IM90：17。它是由鞣制的羊皮缝合成一个大袋，长68.8厘米、宽28.4厘米，大袋外附一个小袋，边上扎木撑板并在其上安装有牛皮带。这件器物是盛放箭矢的箭袋，从其边缘备有牛皮带推测，应为随身携带的箭袋。

　　按经典作家的论述，人类发明弓箭是蒙昧时代的事情。在中国考古学发现中，1963年山西朔县峙峪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发现一枚石箭头。进入新石器时代箭头的发现遍布各地，主要是骨箭头和石箭头；进入青铜时代后则有了杀伤力更强的青铜材质箭头。然而，与箭头配套的箭杆、箭羽以及盛放箭的箭袋或箭囊，因其材质易朽而鲜有发现。因此，距今约3000年的洋海IM90：17箭袋的发现就显得弥足珍贵。

　　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盛放箭矢的器具称为“箙”，《说文》释曰：“箙，弩矢服也。从竹，服声。”可见箭箙的材质是竹木类。该字最早出现于商周金文，其形态为：一排箭以镞端向下的形态放置于一长架上。可见当时的箭箙还是固定在武库中的架子。那么，箭箙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武士或猎人的身上，随身佩戴，驰骋于疆场或出没于山野？

　　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楚国。湖北江陵望山沙冢一号楚墓内出土有凤豹纹木制矢箙，湖南长沙浏城桥楚墓出土竹制矢箙，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木制矢箙。及至秦代，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G9过洞中亦有3处“笼箙”遗存。

　　南北朝时期，有“胡禄”一词，又作胡簏、胡籙等，《玉篇》卷十四竹部：“胡簶，箭室”。岑仲勉先生考订其为外来译音词（突厥语qurluqr的对音）。《广韵》入声屋韵：“弧簶，箭室也。出《音谱》。”张永言据此考据出该词被纳入汉语之年代可至南北朝时期，起源地或为波斯。据此可知，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时期，又有西土传入的箭箙——胡禄。

　　在唐代壁画墓中，有好多箭箙的描绘，可举者如章怀太子墓《仪卫图》、高昌赫色勒摩耶洞《分舍利图》、长乐公主墓《战袍仪卫图》与《甲胄仪卫图》、阿史那忠墓《抱弓弢胡禄男装女侍图》、贞孝公主墓《武士像》、片治肯特遗址《武士像》等。

　　“箭袋”的称呼则在明代颇为普及：明末冯梦龙纂辑《喻世明言》描写顾全武的一身行头时便颇为娴熟地使用了这个词：“（顾全武）腰拴搭膊，脚套皮靴。挂一副弓箭袋，拿一柄泼风刀。”

　　中国古代制作箭袋的材料是多样的。木、竹材质者，如前举两湖地区楚墓所出者，再如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188号墓出土唐代彩绘木箭袋。鱼、兽皮材质者，如洋海羊皮箭袋，又《诗·小雅·采芑》有“簟茀鱼服”句，此处的鱼服便是用鲛鱼皮所制箭袋。复合材质者，杜朝晖援引河北满城汉墓铁环首刀剑鞘之制法认为，胡禄先以竹、木或其他硬质之物挖削成一定形状，再以麻缠缚，其外以皮革裹固。

　　箭袋的佩戴方式也存在不同的方式。在车战的时代，箭袋绑缚在车上，《国语》韦昭注：“右属手于房以取矢。”可见弓箭袋系着于车舆两侧的革或竹席之上。在骑兵的时代，其佩戴方式有背负于背后和悬挂于腰间而垂于腿侧两种形式，背负者如《史记·信陵君列传》：“平原君负韊。”悬挂者如章怀太子墓仪卫图所绘。

　　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的语源学考察可知，箭袋存在的两大系统，即中土起源与西方传入。本土起源的箭箙的箭室稍短，呈方形；西方传入的胡禄的形制为较长的圆筒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两者长期共存，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