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千里江山图卷》是难得的流传至今的北宋青绿山水大长卷,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此卷表现了绵亘起伏的群山和烟波浩淼的江湖,配置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并穿插捕鱼、驶船、行路、赶脚、游玩等人物活动。全面继承了隋唐以来青绿山水的表现手法。此卷后面附有宋代蔡京、元代溥光的后跋,在清代曾经梁清标和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等。有关《千里江山图卷》的话题和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目前普遍认知,《千里江山图卷》完成于徽宗政和三年之前,作者王希孟,时年仅十八岁,他曾是翰林图画院的学生,后召入禁中文书库,奉事徽宗左右,因宋徽宗觉得其天赋非凡,便亲授其法。花了半年时间绘成这件鸿篇巨制。最近,《千里江山图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览,再次成为文化界和公众的一大热点。著名艺术史研究学者康耀仁经过仔细观察,提出新的思考。
■北京 康耀仁
艺术史上,存在作者名不见经传,却因孤本名作而傲视艺术史的特例。在北宋就有两例,一例是张择端和《清明上河图》,另一例则是本文要谈的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图卷》,虽然作者的归属还有很多疑惑。
据悉,《千里江山》在上世纪仅展过两次,本世纪2009年展示其中一段,2013年终于全卷摊开,本次也是如此,因此,引起不小轰动。在观展的同时,笔者也在思考几个问题。
一、《千里江山》的师承源头在哪,在北宋期间是否孤立存在
《千里江山》的整体基调为青绿厚彩(图1),从脱落的痕迹分析,属多次覆盖而成(图2)。而现存的北宋作品,不管哪个科目,基本都是薄彩处理,因此,此卷的厚彩显得特殊。那么,其源头在哪呢?
任何一件重要作品,总能在艺术史的繁杂图像中找到承续脉络,《千里江山》也不例外。
从敦煌道释画得知,青绿厚彩至少在九世纪的晚唐五代便已经大量存在,曾经辉煌的金碧山水,其实就是在青绿厚彩基础上叠加金泥而成,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九成宫避暑图》(图3)、榕溪园藏的《仙山楼阁图》等九世纪的作品即是此类(图4),虽然因时代所限,技法尚缺完备,略显粗放,但在青绿厚彩和细节写意的理念上,与《千里江山》关联的信息非常明显。
那么,《千里江山》在北宋是否孤立存在呢?当然也不是。谈到这个话题,不能绕过赵伯驹。
作为金碧山水脉络的最后代表画家,赵伯驹原来一直被当做南宋人看待,而事实并非如此。《画继补遗》说他“建炎随驾南渡,流寓钱唐”,都穆的表达更加具体:“近世画手绝无,南渡初尚有赵千里、萧照、李唐、李迪、李安忠、栗起、吴泽数手……”其名字甚至排在李唐前面。可见赵伯驹不可能在南渡后一夜成名,而是在随驾前的北宋便已画名斐然。
赵伯驹的风貌如何,过去莫衷一是。但通过传承链条,追踪其面貌并非不可能。
元代学赵最地道的,莫过于钱选,时间上离赵最近,且现存的作品不少(图5),全是青绿厚彩,无一例外。
明代学赵首推仇英,董其昌说他是“赵千里后身”,其《临赵千里<桃源图>》,也是青绿厚彩,与钱选的山水风貌颇为相似。这些证据链,构成了赵伯驹画风的基本轮廓。保守地说,至少在某个阶段,赵伯驹的作品应属此类风貌。这说明,青绿厚彩的表现手法在北宋末年是存在的。
二、《千里江山》的艺术水准如何
《千里江山》的场面极为宏观,但对于具体局部的刻画,如泉石、桥屋、林木(图6),小如粟米的人物(图7),甚至没有细看根本就觉察不到的竹叶、小草等元素(图8),却是细致入微,出神入化。
对于微观元素的深入描绘,宋代之后,仇英传承延续最为得力(图9),但其结构的复杂和技法的细腻程度,还是远远不及《千里江山》。
《千里江山》的技法看似细腻,却充满了逸气。从横向联系,与同时代的赵佶、王诜的作品息息相关,但赵、王以墨为主,薄彩,不粘笔,表现相对容易(图10)。而《千里江山》却是色上加色,因厚彩粘笔,难度要大得多。因此,《千里江山》既延续唐代青绿厚彩画法,又加入北宋精致笔法,最重要的是,呈现出文人的逸气,这才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这三种因素的叠加,《千里江山》没有理由不占据艺术史的重要一席。
从欣赏的角度,粗笔呈现的逸气,容易被觉察,而细笔蕴含的逸气,需要静心品读。
三、画制《千里江山》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关于《千里江山》绘画时间的推断,来自蔡京的后跋(图11),但因为古文的表达与今人不一样,至今形成多种解读。
目前,普遍的解读为,画完《千里江山》,孟希十八岁,并且是在赵佶的亲授下半年时间完成的。但问题来了,半年时间完成此卷,能否?
上面提到,《千里江山》远比仇英的任何作品,结构更加复杂,笔法更加细腻。仇英的《子虚上林图》,目前有多卷,图式基本无异,以此推测原作底本也应大致类同。根据记载,《子虚上林图》规格为55.5×970厘米,仇英花费了六年时间,而《千里江山》则为51.5×1191.5厘米,如此复杂的大卷,六个月完成,能让人信服吗?
因此,如果确定《千里江山》是希孟所画,此卷很可能至少在半年之前便已经铺垫大概的框架,只是在最后的半年,得到宋徽宗赵佶的亲授和赞赏,而作为题赞人的蔡京,为了讨好皇上,将功劳全部归功于后半年,似乎可以理解。换个角度理解,此卷层层叠加成为厚彩,是否可能因赵佶的指导反复修改所致?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细节。
四、《千里江山》是否被裁切
《千里江山》在布局上可谓峰峦叠嶂,高潮迭起,如果裁切某个局部,都是完整的画面(图12)。靠近左边三之一的峰峦最高,几乎顶到上边,应是主峰(图13)。此卷两端峰峦高耸,似乎没有画完,因此,在第二回赏画时,陆老爷提出此卷可能被裁切,理由是按照古人的山水手卷,其中一端应该是江湖水景。这个想法提醒了笔者,按照正常思路,江湖水景应在左端结尾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江山无尽的空阔感。因此,笔者聚焦在卷尾。从目测判断,山水本幅与蔡京后跋的绢本基本一致,却非同一绢本,后跋绢色相对较浅。但是,在画面与蔡京题跋的衔接处,有三方骑缝章,最下面一方是梁清标的“安定”;上面还有两方水印泥印鉴,行家都知道,水印泥是元代之前的材质,最重要的是,其中一方仅在左侧题跋留存半圆朱迹,右侧画面却断然消失,另一方则仅存一点点在画幅,后跋却也缺失(图14)。这些细节说明,如果《千里江山》的山水和后跋属于原配,那么,在流传过程中,画卷左端可能曾被裁切。
五、 《千里江山》和蔡京后跋是不是原配
《千里江山》没有署款,我们现在认定其作者是希孟,完全来自蔡京的题跋。自从清初梁清标签题之后,则成王希孟,至于为什么姓王,梁清标的依据何在,至今无解。
已经有学者指出,蔡京的后跋与本幅不协调,疑为拼凑。从两者的组合看,一大一小,确实不协调,且蔡京题跋的下面空绢,全是不规则损破痕迹。蔡京之后的元代溥光的题跋内容,既没有涉及孟希,也没有提到蔡京,仅以“此卷”指代。那么,溥光看到此卷的时候,《千里江山》是否仅是佚名,如果真是如此,加上不可能像蔡京提到的半年完成的绘画时间,以及梁清标之前的骑缝章没有交集等情况,那么,《千里江山》和蔡京题跋便存在移花接木拼凑组合的可能。
古代书画在流传过程中,被好事者组合拼凑时常有之。事实上,配合《千里江山》展览的也有两卷作品,属于这种类型。一卷是沈周的《南山祝语图》,山水本幅无款有印,与沈周自书的后跋隔开,虽然沈周的手卷,本幅无款,另加后跋是常有的事,但此卷印鉴互不交集,或是好事者组合,所幸两者都是真迹。另一卷是所谓赵伯骕的《万松金阙图》,格局和技法不具备宋代山水的基本特征,但后跋赵孟頫却是真迹,显然属于真伪组合。
当然,我们看到的《千里江山》,蔡京是真迹,山水则是典型的北宋晚期的风格,是否属于组合的作品,则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撑。当然,这是学术上的事情,不管如何,《千里江山》作为艺术史上最了不起的作品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回归佚名的状态,能够根据图像推断至北宋晚期的,当今有几人?
来源:收藏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