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李雯从北宋末年太学生将蔡京列为危害国家的“六贼”之首开始，蔡京的历史定位已经成型，《宋史》将蔡京直接列入《奸臣传》。时至今日，人们对蔡京的评价基本遵循这一基调。蔡京的书法成就也因他的奸臣形象被人忽略。然而，在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奸臣背后，蔡京也有着精明强干的行政能力。蔡京其人，值得去分析和探讨。
四度为相的北宋权臣
提起北宋末年的权臣蔡京，世人对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臭名昭著的奸相。从北宋末年太学生将蔡京列为危害国家的“六贼”之首开始，蔡京的奸臣定位已经成型，始终没有改变。《水浒传》中，蔡京的反面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宋史》更是将蔡京直接列入《奸臣传》，说他阴险狡诈、心狠手辣，打击政敌不择手段；说他惑乱人主、结党营私，致使官风败坏、民不聊生；北宋虽然没有直接断送在他手里，但他却是北宋灭亡的千古罪人。总而言之，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巨奸。
时至今日，对蔡京的评价依旧基本遵循这一基调。就连蔡京的书法成就也因他的奸臣形象而被除名，北宋书法“苏黄米蔡”四家中的蔡京也变成了蔡襄。然而，在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奸臣背后，蔡京精明强干的行政能力和目光超前的经济制度设计，同样值得人们去探讨。
蔡京出生于公元1047年，北宋兴化军仙游县慈孝里赤岭（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东宅村）人。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蔡京和弟弟蔡卞同时考中进士。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蔡京以奉议郎的身份出使辽国，后来被拜为中书舍人。初入仕途时，蔡京支持变法，再加上其弟蔡卞为王安石女婿，因此得到王安石的赏识，甚至被认为是日后宰相人选之一。但是，当司马光废止新法时，蔡京又积极追随司马光。蔡京人格的两面性和政治上的两面作风，可见一斑。
宋徽宗继位后，在宰相曾布的打压下，蔡京被排挤出京，处于政治上的低谷期。他由于结交被宠幸的内侍童贯，很快返回京城，开始先后四度为相的宦海沉浮。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四月，在童贯的极力推荐下，加上蔡京善于见风使舵，投宋徽宗之所好，因此得到宋徽宗的赏识。这一年闰六月，曾布的宰相职位被罢免，蔡京旋即为相，长达四年。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蔡京采用了多种手法，如拉拢同党、打击异己，掀起声势浩大的党禁，并撰《奸党碑》，全国刻碑传布。为了迎合宋徽宗承继父兄之志，蔡京进行变法。同时，蔡京提倡 “丰亨豫大”之说，助宋徽宗享乐，还开展了对西夏的战争，收复湟、鄯等地，显示政绩。
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正月，一颗彗星现于西方，这一奇异的天象引起当政者的高度关注。有谏官认为是变法和对元祐党人太过严厉所致，宋徽宗因此要求各地禁毁“奸党碑”，除党禁，恢复元祐、元符年间迁谪者的士籍，而蔡京也因此于当年二月被罢相。
宋徽宗虽然将蔡京罢相，但并没有对他失去信任。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蔡京复相。他延续当年拉拢同党、排斥异己的做法，进一步结交内侍童贯，并且吸取上次的教训，减轻对元祐党人的处罚，但他仍倡导“丰亨豫大”，助宋徽宗享乐。由于受张商英、何执中、张康国等人的排挤，蔡京于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再次罢相。
蔡京二次罢相之后，他的政治对手何执中、张商英等先后担任宰相，但是时间都不长，可见北宋朝廷内部斗争之激烈。蔡京分析政治形势，充分利用了其中的矛盾，再加上童贯居中调停，因此在三年之后第三次担任宰相，这是他为相生涯中时间最长、地位最稳固的一次，有八年多。由于善于迎奉，宋徽宗对蔡京恩宠有加，甚至还将公主茂德帝姬嫁给他儿子，双方结成亲家。年过七十本该致仕，但蔡京却仍居相位，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同时，蔡京倡导的新法招致很多人的反对，甚至长子蔡攸也成为坚定的反对派。儿子蔡绦依仗其权势狂率不羁、侵凌同列，招致很多人反感。这也导致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74岁的蔡京再次被罢相。
虽然蔡京早已超过致仕的年龄，但是对权力的欲望却依然强烈。在宰相王黼被童贯、朱勔等人排挤后，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十二月，78岁的蔡京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时的蔡京老眼昏花，头脑也不甚清楚，大小事宜基本上都由蔡绦操作。蔡绦的专横跋扈招致很多人的不满，尤其是长子蔡攸屡次进行弹劾。在多方攻击下，蔡京于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四月再次被罢相，从而结束了四任宰相的生涯。
在两宋的133位宰相中，只有7人任职10年以上，14年以上的仅有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4人，且均为负面人物。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因金军南下，宋徽宗禅位给宋钦宗，国家形势日益紧急窘迫，蔡京为保全自己将全家都迁至江南，逃避战乱。国难当头，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童贯等人的罪行，要求对其进行惩处。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太学生陈东向朝廷上书，将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等人称为“六贼”，认为他们祸患国家，应当诛杀，并且“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宋史·陈东传》）。“六贼”中，尤以蔡京位高权重、祸国最为严重，天下士人认为蔡京是“六贼”之首。
面临众情激愤的场景，宋钦宗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将蔡京“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宋史·蔡京传》），并于七月乙亥安置儋州。而与蔡京并称为“六贼”的其余五人，在半年内分别受到应有的惩处。祸患国家的“六贼”虽受惩处，但却无法挽救北宋灭亡的命运。
祸国殃民的“六贼”之首
《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并给予这样的评价：“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柅之。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诗，阳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意思是蔡京天资凶狠狡诈，舞弄权术，以智慧控制别人，在皇帝面前，专门窥伺人主之意以求固位专宠，始终对皇帝说不必拘泥流俗，应该竭尽四海九州的财力满足自己享乐。宋徽宗亦知道他奸诈，故屡罢屡起，并选与蔡京不合的人执政来牵制他。蔡京每当要被免职时，就去向皇帝哀求，跪地磕头，毫无廉耻。宋收复燕山时，蔡京送诗给蔡攸，表明此事行不通，希望此事不成以自我解脱。见利忘义，以至于兄弟不合睦，如参商二星；父子不相关，如秦越二国。他晚年以家为官府，谋求升官的人聚集在他的门下，只要输钱纳货，就是奴仆也可当上美官，丢弃国家纲纪法度，使它们如同虚设。他患得患失，培植个人势力，关系盘根错节、牢不可破。
蔡京的所作所为最终导致国家祸乱，虽贬死在道路上，天下人仍以没处死他为恨。虽然后世有人写文章为蔡京翻案，对其经济管理才能以及书艺特长进行正面评价，但北宋的灭亡，蔡京难逃其咎。
蔡京有意识迎合宋徽宗的喜好，进一步放大其玩物丧志的心性。宋徽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家，但是作为一代君主，他是不合格的。蔡京精通书画，因此能够获得宋徽宗的好感。蔡京当政后，提倡“丰亨豫大”，极力鼓动宋徽宗大肆挥霍，力主修《大晟乐》《宣和画谱》。蔡京还大兴花石纲之役。宋徽宗喜欢石头，蔡京就安排心腹到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一带搜刮奇花异石；用大船组队编成“花石纲”运到东京，一路上运到运河狭窄处就不断开挖运河、拆除民房，耗费国家税收，给沿岸居民带来沉重负担，造成民怨沸腾。
蔡京常对宋徽宗说，现今国家钱币多达五千万缗，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做《大晟乐》、制定命宝。蔡京大兴土木徭役，服役者不下四十万。蔡京以稷、契、周公、召公自居。他又想扩大宫室规模以求恩宠，于是召童贯等五人，暗示说宫中狭窄简陋。童贯等人听命于他，各显神通，争相以堂皇奢侈为得意，而延福宫、景龙江的修建，使宋徽宗等更奢靡，修了更加华丽的艮岳。
为了迎合君主的喜好，各地官府层层加码盘剥，给百姓造成深重灾难。这一场景，在小说《水浒传》中有生动的描写。当时流传歌谣：“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蔡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大小官员都要向他行贿。蔡京生日时，全国各地官府还要“贡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蔡京直接把国库当成自家的小金库，随意取用公款。
蔡京大规模打击政敌，扶植亲信。蔡京先后四起四落，因此政敌无数，一旦得势便假公权对政敌进行狠命打击，其中最恶劣的当为元祐党禁。蔡京将309人入奸党碑传布天下。为了争权夺利，他甚至对自己的弟弟蔡卞、儿子蔡攸也毫不心慈手软。宋徽宗期间，朝廷人事更替频繁，这与蔡京等当权者排斥、打击异己不无关系的。在打击异己的同时，蔡京极力扶持亲信。他之所以能够多次东山再起，和这方面有着很大的关系。
蔡京被惩处后写词道：“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他对一生的荣华富贵进行了回忆，充满了感伤之情，但却无忏悔之意。蔡京在赴儋州贬所时，携带大量金钱，但是他招致老百姓反感，在路上用钱也买不到东西，因此不由得感慨：“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终，80岁的蔡京饿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崇教寺。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有这样的记载：“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宋史·蔡京传》写道：“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百姓对蔡京的痛恨，由此可见一斑。
蔡京死后，被草草安葬于崇教寺后面的漏泽园。漏泽园属于北宋时期社会救济机构，本为蔡京所创，主要是用来安葬贫而不能负担丧葬费用之人，但是却埋葬了蔡京本人。直到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蔡京的骸骨方才由潭州迁葬于故里。
蔡京死后，御史上书说蔡京长子蔡攸罪不减其父。因此，蔡攸被贬置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并于途中赐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蔡京的另一个儿子。
蔡京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但受名声所累，其书法造诣时常被人所忽略。
激化社会矛盾的经济改革
虽然一个“奸”字就概括了蔡京的一生，但蔡京身上一些其他东西却格外醒目。他的行政才能在当时就为世人所公认。对于当时的具体政策，他却一再能发现超越时人的政治经济见识和制度设计。
宋徽宗时期的北宋朝廷屡屡被后人诟病为“苛政”和“腐败”，但当时的社会经济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就人口来说，宋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数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1亿。就经济来说，北宋到徽宗时，经过1个多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中外靖绥，年谷登稳”。在华丽的表面背后，蔡京采取的一系列适应现实的财政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蔡京任宰相后，主持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通过强化禁榷制、改革币制、完善市舶制等措施，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支撑了宋徽宗对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蔡京的经济改革暂时缓解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满足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之求。蔡京制度设计的精巧与合理之处在于保证政府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需求，为后世所仿效、沿用，不能不说是其才能的体现。
蔡京在茶、盐、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走出了官府寓税于价的经营模式，改变了收购和出售的垄断差价获取财政收入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蔡京注重对商品销售、流通和分配领域各环节的管理，注重商品销售范围的扩大。只有让商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起来，才能实现其价值，生产者、经营者才能从中牟利。其改革特点是在政府的专卖活动中更多地发挥商人的作用，顺应了政府财政结构变化、商品经济发展和中央集权加强的要求。只有发挥商人的作用，才能促进商品流通、增加专卖收入。蔡京实行的商销制度，不仅可以扩大销售，还可以减少官府的经营成本，从而成为经南宋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范本。
在这一时期，北宋货币政策发生了剧烈变化。在铜钱的铸行上，首次在全国推行当十钱；在铁钱的铸行上，把夹锡钱推向四川、陕西、河东以外的广大地区。这就是蔡京的货币改革。之所以铸造当十钱，与当时铜产量下降、供应不足、导致铜钱铸造额减少有关。而且铸当十钱利润丰厚。
另外，随着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领域提供给市场的商品数量和种类增加，人们的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尤其是对统治阶层中的达官贵人和大量的军人来说，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政府供给他们粮食、布帛，而希望从市场上购买更多自己需要的、喜爱的商品。而就政府来讲，有时候从市场上购买某些商品可能比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商品更简单些。宋代政府购买的采购量和范围很大。购买活动往往需要借助货币这一媒介去实现，所以不论政府、团队还是个人，对货币的需求量都很大。
蔡京的货币改革，一定程度上也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但其弊端是，蔡京的货币改革不是立足于大力发展生产之上，而是着眼于政府的利益、醉心于满足皇帝的奢欲。在蔡京看来，货币改革比茶、盐、酒的改革来钱更快、获利更大。
蔡京为人之奸诈、为官之贪腐、为相之误国，历史早有定论。但是，宋代社会救济机构的设置却有他的功劳。蔡京当政时期，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推行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无疑是北宋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在元、明、清三代之上。
从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步入仕途算起，蔡京在北宋政坛活跃了半个多世纪。不管是初为地方官，还是后任宰相，蔡京始终以变法者自居，这在历代朝臣中少有。但问题在于，蔡京的种种努力，其根本目的并非为国为民考虑，而是为了求得恩宠、巩固自身地位。
蔡京的经济改革暂时缓解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满足了最高统治者的奢侈之求，但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改革来增加政府的收入，归根结底是在与民争利。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能过早消耗民力，到了一定时候必然带来恶果。据《宋史》记载：“是时天下财用岁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财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蔡京的经济改革，使得商人纷纷破产、百姓困苦不堪。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各地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其中以南方的方腊起义规模最大。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最严重的一次民众反抗政府的活动，直接动摇了北宋的统治，造成了北宋在其后的对外战争中迅速失败，进而亡国。
身负骂名却是书法大家
蔡京虽然顶着“奸臣”的帽子，但书法天赋极高。他苦心孤诣地浸淫书法艺术多年，终有大成。蔡京的书法成就在北宋属于顶尖，和他处于一个水平线的是苏东坡、米芾和黄庭坚。有一种说法，蔡京原本是“北宋四家”之一。虽然他的书法造诣颇深，但是由于后人特别憎恶他的人品，所以用同族的蔡襄替代他。如明朝大画家王绂在其《书画传习录》中记载：“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
蔡京的书法作品虽然传世不多，仅有《节夫帖》《唐玄宗鹘鸰颂跋》《十八学士图跋》等帖，但从这些作品中，亦可窥见他书法艺术的全貌。蔡京的书法豪健洒脱、舒展飘逸、张弛有度，极为耐看，充分体现了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
蔡京的代表作品《十八学士图跋》，点画清晰、爽利犀练、雄浑矫健、结字奇巧、侧中取势，深得“二王”风韵，兼具苏东坡和米芾的特点，用笔大胆泼辣，纵横捭阖。《十八学士图跋》整体章法经营字字巧妙、错落有致、干净利索，字里行间洋溢着典雅律动的节奏，弥散着恬淡幽远的诗意，氤氲着疏朗清新的禅趣，堪称一件难得的精品佳作。
蔡京的书法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学习其书者甚多。编录上古至元代书法家传记的《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这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狂傲的米芾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
这其中有一个故事。蔡京手下有个小官，在一个极热的天气里，极为恭谨地侍奉着蔡京，不停地摇着扇子为他纳凉。蔡京一时欢喜，于是要过扇子，在上面题了两句杜甫的诗词。令人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这个小官突然变得阔绰起来。原来，那把有蔡京题字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大价钱给买走了。相传这位亲王就是日后登上皇位的宋徽宗赵佶。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赵佶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从而也说明了蔡京的书法艺术是何等地受人推崇。
蔡京与米芾是同时代的人，艺术上两人惺惺相惜，但因社会地位、身份，人生信仰、追求不同，终于“道不同，不相与谋”。米芾为人狂放自负、桀骜不驯，素有“米癫”之谓。蔡京则是一个身居庙堂之高、精于玩弄权术、醉心荣华富贵的政客。这一本质差别，为两人的艺术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也是蔡京书艺不能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流传千古的症结所在。
蔡京的《节夫帖》堪称一绝。此帖书体近似米芾，笔力雄健，气势亦不同凡响。尽管他的书法似米芾，但从他姿媚的笔法来看，仍是从唐人书法入手，直溯“二王”，从此帖能清楚地看出其精细的笔意与健丽的体态。
除了书法，蔡京在散文方面也颇有心得。著有散文集《保和殿曲宴记》一卷、《太清楼侍宴记》一卷、《延福宫曲宴记》一卷，均被南宋的王明清收入《挥尘集余话·卷一》中。
来源：开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