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朝晖（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者按]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原题为《史沫特莱收集的朱德史料探究》，作者项朝晖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二部副主任。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本文为节选版本，原文注释从略。
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她捐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物共计336件。这些文物中与中国相关的有129件，其中与朱德相关的文物有30件。史沫特莱为什么热衷于收集中国史料，特别是收集有关朱德的史料？这些史料对于她有何作用？
史沫特莱收集朱德史料的缘由
1937年1月，史沫特莱终于如愿来到延安。在此之前，她在中国已经呆了8个年头，对中国当时的局势，有了一些了解。但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甚至更多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工人，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奔赴陕北这片黄土地，为一种信念而奋斗甚至牺牲呢？显然答案在国统区无法找到。作为记者，她决定亲自去陕北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那块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甚至有许多神奇色彩的地方。
在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便与两位朋友一块去见朱德将军。史沫特莱曾从南京政府方面的报纸上读到过许多关于朱德的消息。报纸中称他为赤匪头子、共匪、杀人犯、强盗、放火犯等等。围绕着他的名字，人们编织着上千的传说。因此，在史沫特莱的想像中，朱德将军应该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当这个传奇人物就在眼前时，她好奇地“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她对朱德说：“让我好好瞧瞧你”“我多年来一直听人家说你是一个土匪，你的头值二万五千块大洋，并且你还是一个多次报道过被打死了的人。”但是，瞧来瞧去，她还是觉得这位声名远播的将军“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朱德当时五十一岁，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见老。这是红军长征刚结束不久，营养失调和征途中的苦难留在朱德脸上的烙印。但史沫特莱注意到朱德的眼神深邃而富有观察力，与大部分中国人的黑色眼珠不同，朱德的眼珠有一点淡褐色，闪烁着智慧之光。史沫特莱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腻认为：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经历的革命领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在随后与朱德的交谈中，史沫特莱以记者采访的方式，提出了许多关于朱德个人经历的问题，朱德都简洁而真诚地做了回答。在朱德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史沫特莱感受到他的每一个声音、动作，都显示出大丈夫气魄。而对一个有这样经历和品格的人，世人不仅很少了解，甚至对他产生误解。史沫特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为这位并不被人深入、深切、深刻了解的人物写一部传记，因为他本人与其他报纸和传言中的形象有太大的距离。而他的经历和性格，又有更多可以透视这个国度、这个社会的地方。
这个念头一经产生，史沫特莱便将它定格下来。当朱德问她打算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时，史沫特莱立即回答：“我希望你把一生全部经历讲给我听！”朱德感到有些突然：“为什么呢？”史沫特莱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朱德却对史沫特莱说，自己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让她等一等，先到各处走走，与其他人见面后再做决定。
史沫特莱听从了他的劝告，到延安等地见了更多各类人物，甚至，许多人的经历比朱德更富戏剧性。但是，史沫特莱清楚地意识到一点：中国农民的命运并不充满戏剧性，她更加坚定写朱德传记的想法。1937年3月，这项写作计划开始启动。
史沫特莱收集朱德史料的过程
一旦计划确定，史沫特莱立即投入到为写这部传记的准备中去。她搜集写作素材的第一个途径是从采访朱德开始。但是不久，她就发现她遇到的难题有多大，为此她差点失掉了继续下去的信心。
首先，留下可资参考的资料不足，因为尽管朱德经历曲折丰富，但在四十岁以前，社会对他几乎没有什么记录。而且他出身于卑微的文盲家庭，简陋的农村生活，使他对幼年的事毫无留意；参加革命后，不断迁徙，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询的材料。在没有信件、书籍、文件参考的情况下，朱德甚至无法对一些重要事件提供较为准确的时间。
其次，由于语言不通使访谈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尽管每个星期，朱德都从百忙中抽出两到三个晚上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采访主要通过史沫特莱提问，朱德作答来进行。史沫特莱虽在中国呆了数年，但中文使用并不流畅，所以身边常有一位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在延安时，她的翻译是参加革命的女大学生吴光伟。每次采访，“他们使用一种中文、德文、英文的混合语，而在确定难以沟通时求助于吴光伟、马海德和黄华。”
第三，由于朱德的工作繁忙，他们约定的采访时间往往因各种原因被推迟。在馆藏的史沫特莱保存的史料中，有一封1937年3月16日朱德写给史沫特莱的通知与她缓期谈话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光伟同志转斯梅特勒（即史沫特莱）同志，我们的谈话请缓几天，因弼时同志他们来了要开会，下星期才有时间，请他原谅。”但就是这种断断续续地谈话采访很快也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史沫特莱曾在文章中写道：“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我记录他的生平事迹到了一九三四年。这一天日军突袭芦沟桥，中日战争爆发。朱德动身到前线去。我则带着又一本未写成的书留在延安。”
直到一个多月后的十月底，史沫特莱才在山西五台山附近追上了朱德，并随着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继续采访工作。“我到朱德那里去拜访他。他正好坐在总部里的台阶上，理发员在给他理发。他起身向我致意，肩膀上还围着毛巾。开阔黝黑的脸庞上堆满了微笑表示对我的欢迎。……他坐着无拘无束地跟我们聊了好几个钟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朱德交谈，象老朋友似的。我们跟他可以交换情况，也可以闲扯一阵，尽管这几天来谁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闲扯。”但由于战事紧张，“朱德将军公事繁忙，没有时间跟我详谈这段时期的生活，他提了几个可以详述长征情况的人的名字，并且把他自己所写的重要材料交给我用。”这样的访谈到1938年1月史沫特莱离开八路军总部后结束。
史沫特莱离开八路军总部及离开中国返回美国以后，收集写作素材的途径是主要靠朱德托人带信和资料给她。“1946年7月，史沫特莱正在写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传记，朱德将军本人在董必武和王安娜的大力催促下，通过信使送来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中文传记资料”。他在7月1日给史沫特莱的随信中说：“由于你那样地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应你所求。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先生所写的《朱德传》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目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将乐于照办。”他还让史沫特莱向带信的人了解中国情况：“周扬同志将去美国，所以我借此机会给你去信。” “周扬同志对延安和我的情况都非常了解，他将同你当面详谈。”
朱德托周扬带去的信和资料，12月才转交到史沫特莱手中。12月17日，史沫特莱在写给朱德的复信中说：“弗兰克·泰勒先生给我带来了您送来的底稿和剪报，……我正在同一位中国女友共同翻译您送来的材料。……所有这些工作，全为了写书。”信中史沫特莱还请求朱德“我希望您能将那位中国作家所写的关于您生平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从一九二九年到现在的那部分带给我。作家和记者杰克·贝尔登已经去中国，他将设法见到您。如果他见到您，请尽可能将有关您生平的全部底稿带来，或请交给去上海的人转给我。”
在这封信中，史沫特莱还明确表示已经选定了书名：《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还有书的内容：“它不仅是您个人的生平，而且是您的贯彻着六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的生平。这一生平的背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冲击，这也必须写进去。”从这封信中，我们还知道，朱德托人带给史沫特莱的不仅有底稿和剪报，还有朱德的照片：“感谢您给我送来您最近的照片。和您合照的那几个美国人实在可憎——他们有些人脸上流露出狡猾和残忍。”由此可见，朱德对史沫特莱是非常信任的。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即便在1945开始正式写作后，资料还在不断地收集当中。
史沫特莱收集的朱德史料对于《伟大的道路》的贡献
在馆藏的史沫特莱收集保存的30件有关朱德的史料中，除了朱德写给史沫特莱的两封亲笔信和赠送给她的《抗战中的八路军》画报是中文的外，其余都是英文，而且大多还是速记稿。史料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有歌集名1篇、密令1封、家谱和年表2页、信函5封、作战草图2幅、报告16篇、军事著述2篇、画报1册。通过认真的比对，可以肯定的是，她收集的这些史料是为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准备的，这些史料大都在书中有所提及或反映。
朱德赠史沫特莱的《抗战中的八路军》画报1。史沫特莱记录的朱德的家谱与年表
史沫特莱记录的朱德家谱
史沫特莱记录的朱德年表
家谱中记载道：
朱的家庭
祖父——没有名字，活到90岁，有长的白胡子。
朱世林——父亲
母亲——没有名字，活到85岁，死于1944年2月15日。
秋香，姐姐，最大的孩子，也没有自己的名字，16岁出嫁。
朱代历，大哥（小马）
朱代凤，二哥（小牛）
朱代珍，三哥（小狗），后来叫朱德，1886年12月12日。
小妹，没有名字。
三个弟弟都有名字，淡忘了。
朱德，即小狗，6岁上学时取名朱代珍。
一共13个孩子，因为贫穷，其中5个一出生就被淹死，当孩子们被带走时，母亲极度痛苦。
在《伟大的道路》中除了朱德的祖父没有具体的记载外，其他的与家谱中一致或相近，书中是这样提及朱德及家人的：
老二就是朱德的生父朱世林，是个脾气火爆，容易冲动的汉子。
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最大的是女孩子，叫秋香，……十五岁就嫁出去了。秋香后面是长子代历，小名“小马”，下一个是代凤，叫做“小牛”。朱德叫代珍。
在相当于新历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农历那一天，他（朱德）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附近……虽然儿时有正式的名字，生下来的小名却是“小狗”。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只活了六个男的，两个女的。小的五个生下来后就放在水里淹死了。我家太穷，养不起这么多张嘴。
2。史沫特莱保存的朱德所绘的红军在井冈山至寻乌的战略形势草图
从这张草图的进军路线和地名看，这张朱德亲手绘制的草图画的是1929年初，毛泽东与朱德带领红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的路线图。
朱德手绘红军从井冈山至寻乌的战略形势草图关于这段历史，《朱德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千六百多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何健得知红四军出动的消息后，立刻从“围剿”红军的五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四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击，并尾追红军南下。……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一直向南走，沿着上犹，占领了崇义城……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主力攻克了大余县城。他们在大余停留了两三天，……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经过安远，进入赣粤闽边界的寻乌县境，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又遭到了敌军的一次袭击。……但不幸的是朱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中也有如下记载：
1929年1月10日起，红四军主力部队开始在茨坪、小行洲集结……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兵分两路向赣南出击。一路经下庄、小行洲、黄坳，一路走荆竹山，进入遂川境内，合为一路。
……部队经遂川大汾、左安，在大汾歼灭前来堵截的一营敌人，跳出了敌人的重围。尔后，部队于1929年1月下旬进入赣南地区的上犹、崇义。……1月22日，红四军攻击大余县城。……红四军离开大余后，折向“三南”地区（全南、龙南、定南），游击安远、寻乌等地……在项山战斗中，红四军妇运科科长、朱德妻子伍若兰为掩护军部转移，腿部受伤，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她受尽折磨，坚贞不屈，2月12日被敌人杀害于赣州卫府里，年仅23岁。
而《伟大的道路》里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记述的：
朱将军画了一张他和毛泽东率领一支四千人的队伍突破敌人封锁的荒凉山区的草图……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黎明，这些面庞削瘦、衣衫褴褛的男女排成一路纵队，开始攀越井冈山与湘赣边界高山巨峰间的山脉。……从这儿穿过满是树林的山坡，便可以到大汾村，那儿有一营敌军驻守。……到了山脚下，他们包围了大汾村，配备有弹药的几个班，开进村去制服了守军……粉碎地方守军后，他们占领了赣南的钨城大庾，……他们在这里停留三天，……这支小部队在粤赣山区……在另外一仗里，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失踪了。
对这段历史的记录，两本史书与《伟大的道路》中的记述基本吻合。而朱德亲绘草图中所写的地名，如：井冈山、遂川、左安、崇义、大庾、寻乌等以及进军的路线都与上述史实相符，所以应是这段写作的素材之一。
3。史沫特莱记的《朱德论雪山作战》英文速记稿
对于朱德论雪山作战，《伟大的道路》中也多次提及：
在准备翻越大雪山的最初几个山头时，朱将军发出命令，……命令接着提到在大雪山中所要采用的战术。大雪山“路窄而且险峻，部队部署困难，在某些情况下，几乎不能进行战斗。”部队行军每天不得超过六七小时，要准备制作担架，有某些地区还要使用白色伪装。过河的时候，要夺取敌军的船只，或者准备皮筏和木筏。必须避免从正面攻击敌人，要周密筹划夜袭，攻击一经开始就要“全面发动，连续不断，直到敌军的抵抗力完全瓦解为止”这项命令连同其后十八个月内朱将军的其他命令、报告、信件和文章，都写在各种各样的纸上，令人信服地记载了康藏交界地区落后、原始的生活。
另一篇显然是在西康西部的甘孜写的，但未注明日期，文章讨论在大雪山中作战的战术问题。
史沫特莱记录的《朱德论雪山作战》英文速记稿4。史沫特莱翻译的朱德《努力争取俘虏兵参加抗日反蒋战线》英文稿
史沫特莱译朱德《努力争取俘虏兵参加抗日反蒋战线》英文稿这则史料的内容在《伟大的道路》中记述如下：
从朱德在红军和杨森的部队在西康的天湖和民雅交过两次锋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两次战斗中，川军有许多人参加了红军。
文章写道，在俘虏被解除武装之后，应该把他们分作两部分，军官是一部分，士兵又是一部分，各有驻营的地方。对待“士兵要和蔼，对于军官要监视。”
我们必须先安慰士兵，问他们老家在哪里，……给蒋介石打仗可以拿多少钱；……把国民党的原则和行动跟共产党的比较一下。……哪个是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的……
有些俘虏一定要加入红军，有些还愿意回到原来的部队以便从内部领导起义，有些则要回家乡去从事某种革命活动。对那些愿意回家的，应该先教会游击战术和分地主土地的办法。……就是那些职业化的老兵也要给予充分的教育以后再释放，因为他们在旧军队里可以起宣传作用。
分地对于被俘士兵影响很大，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来自苏区，家里曾经分到过土地。
他们大多都是被军阀绅粮强征当兵的，……他们大多数不愿意打，……他们的军官经常告诉他们，被红军抓到就要开膛划肚，所以不得不打。
在处理俘虏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我们必须让俘虏认识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意义。
朱德的《努力争取俘虏兵参加抗日反蒋战线》的手稿有幸的是朱德的《努力争取俘虏兵参加抗日反蒋战线》的手稿（见图七）现也保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通过比对，史沫特莱书中所写与手稿内容基本一致。
天芦名雅两战役中捉获了大批俘虏，刘文辉、杨森两部的不愿打仗，自动缴械的不少，自愿加入红军的也有一大批。
拿着俘虏时，解除武装后，分官兵两处住，不要杂拢一堆，中上级军官可以特别放在一堆。士兵要特别优待，官长看管和监视。
士兵首先要安慰他们，先问他们的出身和某地，人多少？问当兵得着什么？……以铁的事实来证明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白军与红军谁是替土豪资本家打仗的？谁是投帝国主义帮帝国主义打仗的？谁是帝国主义的死对头？谁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
俘虏后，自愿择取革命的工作，自愿参加红军，特别训练，加入红军。不愿参加红军，愿意回白军当兵的也不要拦阻他，因他的生活只能干些事，顺他的志愿做兵暴工作，杀死他的官长，率士兵参加红军或抗日救国军，或自己成立抗日军火回家成立赤色游击队均可。意愿回家做赤色游击队的教他打土豪分田地亦可。……就是那些以兵为戏的老兵油又叫营混子，这些人更应该多训练几次，懂得红军和苏维埃一切法令，放他们出去广为传播，也可以作为一种宣传。
分配土地的影响也很大，有些白军家属在苏区的分得了土地，家庭生活解决了。
白军士兵有多数都是拉夫抽丁来的……国民党的军队一般的士兵都是动摇的，不愿打仗的……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与红军拼刺刀的呢？……说红军拿着要杀灭，开肠破肚的恐赫。
只有红军才敢抗日，才做抗日的军事行动……连年剿赤长期战争，伤亡病死的数目极大，为什么打战而死？结果是帮日本帝国主义打江山，国也打亡了，家也打破了。
5。史沫特莱记录的红军第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给朱总司令和毛政委的报告的英文速记稿和史沫特莱记录的红军第三军司令员黄公略、政委蔡会文给朱总司令和毛政委的报告的英文速记稿
史沫特莱记录的红军第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给朱总司令和毛政委的报告英文速记稿这两份报告在《伟大的道路》中也都有提及：
朱将军从他收集并保存多年的历史性文献里，拿出那个时期他的战地司令员提供给他的报告让我看。……例如彭德怀将军的报告就是上乘之作，里面详细叙述了军事和社会情况，行文简练，没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字。”
报告的开始总是这样写：“朱总司令毛政委”，结尾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彭德怀”。
彭德怀和其他指挥员写的报告都扼要地叙述了包括敌我情况、双方伤亡、俘虏、战利品、转移伤员、当前问题等项，最后大都写道：“请指示。”
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有一个报告是在战斗中缴获的军事地图上写的。
6。史沫特莱拟编“朱德歌集”中的歌名英文速记稿
史沫特莱拟编《朱德歌集》英文速记稿而在《伟大的道路》中对这本歌集是这样描述的：
在井冈山时朱将军开始收集部队唱的歌曲，把它们装订在一起，并不断补充，到了一九三七年，他已经订成两百多页厚的小册子，其大小刚好可以装在军服口袋里。这本小册子因为经常翻阅，都卷了边，而且有几页看都看不清了。小册子里有歌曲、短诗、军事规则、有关党史和党章的文章，以及部队要举行纪念活动的国内和国际纪念日一览表。
朱将军的歌本中，最前面几首读来好像是刚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人的倾诉，其他的则是旧调填新词。有一首是《国际歌》，另一首是《国际青年歌》。还有简单的下操歌和射击歌，就连军事规则都谱成了歌曲。有一首歌是用来对敌军宣传的，另一首是回忆广州公社的。”“这本歌集包在一块褪了色的，沾着许多墨迹的红布里，装帧极为粗糙，朱德珍惜地用大拇指一页页掀着……
而在史沫特莱记录的“朱德歌集”英文速记稿中，第1首歌名就是国际歌，第2首是国际青年歌，第4首是射击歌；第11首是操练歌；这都与书中所写一致。
综上所述，馆藏的史沫特莱收集的有关朱德的史料，就是史沫特莱写作《伟大的道路》的素材来源，它们既反映了史沫特莱严谨细致的创作态度，也是研究朱德其人，乃至中国革命的珍贵史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