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院日初长，玫瑰正堪颂。香色两徘徊，声价令人重。” 明 陈淳《夏日玫瑰》
清 折枝玫瑰花金宝地妆花缎
玫瑰在西方曾是帝王之花，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至文艺复兴后才定格为爱情之花。但在中国并未被人们视为“奇卉”，其品级只是“七品三命”。明清以后，由于文人墨客的大力扶持，玫瑰的命运才开始发生逆转。
文、图\ 钟葵
玫瑰不仅仅只是爱情的象征
2月14日是情人节，前几天，城中大大小小的花店，从早到晚都热闹非凡，一束束五颜六色、团团簇簇的“玫瑰”，转眼间便随人而去。在那几天，不知又有多少青年男女要去“相约玫瑰”。
现在，连三岁的小孩，也知道玫瑰的花语是什么。在人们心目中，玫瑰是如此的高大上，连它的姐妹花月季和蔷薇也望尘莫及。这些观念，都是拜西方玫瑰文化所赐。但很多人不知道，西方人所说的“Rose”，并非只是指玫瑰，还包括蔷薇和月季，这几天花店所出售的“玫瑰”，其实都是月季。月季一年四季都能开花，古称“月月红”。玫瑰只在春末夏初开花，在2月中旬几乎不可能见到玫瑰。
显然，仅仅知道玫瑰是爱情的象征，是远远不够的。把玫瑰的象征意义定格在爱情上，只是玫瑰故事的结尾。在成为爱情的代言人之前，玫瑰在东西方都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而且，玫瑰在东西方的文化之旅，其方向和路径也完全不同。在西方，玫瑰的文化之旅是“高开低走”，玫瑰最初是爱神的化身，是帝王尊贵的象征，后来又被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转而开始象征殉教者及基督的受难和死亡。
发展到中世纪，玫瑰又成了仁爱与超世俗之美的化身，象征完美无瑕。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文人才大胆地运用玫瑰来比喻世俗之爱、女性美和情人。这一文化历程，在西方的文化艺术史中可以得到印证。在许多留存至今的经典画作中，玫瑰都是不可或缺的焦点，其多种象征意义都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而在我国，玫瑰的地位则是“低开高走”。虽然玫瑰在我国已有悠久的栽培史，但在唐代以前，“玫瑰”只是某种宝石或宝珠的名称，植物中的玫瑰，还依附在蔷薇的名下，连个正式名称也没有。即便是“玫瑰”从宝石变为花卉后，在很多长一段时间内，玫瑰的地位也不及蔷薇，更比不上月季。人们不喜欢玫瑰的多刺，称之为“刺客”，甚至对玫瑰加以嗤笑。
“玫瑰”一词最早的出处，来自《韩非子》“买椟还珠”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核心的物件是一件非常华美的木椟：“楚有人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玫瑰”在这里，显然并非植物，而是宝石。
“玫瑰”一词，后来又见于汉代的《急就篇》、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晋人将“玫瑰”注为“火齐珠”。初唐颜师古注《汉书》时进一步解释说：“火齐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玫音枚，瑰音回，又音瓌。”按此解释，“玫瑰”不是宝石，而是宝珠了。“火齐珠”是很珍贵的，南朝任昉《述异记》称：“凡珠有龙珠。龙所吐者。蛇所吐者，南海俗谚云……蛇珠千枚，不及一玫瑰。”
那么，“玫瑰”到底是宝石还是宝珠呢？《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玫，石之美者，瑰，珠圆好者。”按《说文解字》的解释，“玫瑰”似乎是指珠圆玉润的宝石。
唐代开始“玫瑰”才用于指称植物
有人认为，“玫瑰”作为植物名称，在汉代已出现，证据是东晋葛洪辑录的《西京杂记》曾记载：“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但学者多认为此处的“玫瑰树”，更可能是“琉璃树”“珊瑚树”“玛瑙树”之类的宝石树，而非植物。因《西京杂记》又提到，汉武帝得“天马”，“常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玫瑰”显然是指宝石。
自唐代开始，“玫瑰”才用于指称植物。唐诗中的“玫瑰”，几乎无一例外指玫瑰花。唐人唐彦谦还有一首诗以《玫瑰》为名，该诗曰：“麝炷腾清燎，鲛纱覆绿蒙。宫妆临晓日，锦段落东风。无力春烟里，多愁暮雨中。不知何事意，深浅两般红。”唐人徐夤的另一首诗，则对“玫瑰”这一名称表示激赏，对起名者十分钦佩。该诗曰：“芳菲移自越王台，最似蔷薇好并栽。秾艳尽怜胜彩绘，嘉名谁赠作玫瑰。”是谁给了玫瑰这么美的名称？据伍端休《江陵记》记载，这种植物本来叫“梅槐”，传说它是由梅与槐合生之树。唐人李匡乂又提到，“梅槐”后来又被人讹写作“玫瑰”，此名称最终被大家接受。但也有人认为，是因这种花形似宝石中的“玫瑰”，才将宝石名变为花卉名。
虽然唐人偶尔赞美一下玫瑰，但唐人似乎对玫瑰没什么好感，出现了不少贬低甚至讽刺玫瑰的诗歌。如徐凝有咏牡丹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讽刺玫瑰在牡丹面前不敢开。白居易有诗曰：“菡萏泥连萼，玫瑰刺绕枝。”嫌玫瑰多刺。徐铉有咏蔷薇诗曰：“芍药天教避，玫瑰众共嗤。”用贬低玫瑰芍药，来反衬蔷薇的名贵。
到了宋元时期，玫瑰的地位依然不高。宋人张翊的《花经》，以“九品九命”品评百花，玫瑰被封为“七品三命”，不仅远远比不上牡丹、梅、兰等名花，其品级连茉莉、丁香、含笑、月季、梨花、石榴等也不如。因此，在宋元两代的诗词和绘画作品中，玫瑰都很少出现。
明代 玫瑰地位一路走高
直到明清时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玫瑰一洗过去的霉气，从明代开始运气逆转，一路走高。人们对玫瑰的鉴赏和认识，变成贬少褒多。文震亨认为：“玫瑰一名徘徊花，以结香囊，芬氲不绝。然实非幽人所宜佩，嫩条丛刺，不甚雅观。”《群芳谱》认为：“（玫瑰）娇艳芬馥，有色有香。王敬美曰，玫瑰非奇卉也，然可食可佩。”而一向好出异论的李渔则对玫瑰大加赞赏：“花之有利于人，而无一不为我用者，芰荷是也。花之有利于人，而我无一不为所奉者，玫瑰是也。……群花止能娱目，此则口眼鼻舌，以至肌体毛发，无一不在所奉之中。可囊可食，可嗅可观，可插可戴。……花之能事，毕于此矣。”前所未有地封玫瑰为“全能冠军”。
而明代的画家也一改以往甚少画玫瑰的习惯，大胆以玫瑰入画。如陈淳曾多次画玫瑰，其中一幅名为《夏日玫瑰》，上有题诗曰：“庭院日初长，玫瑰正堪颂。香色两徘徊，声价令人重。”画家即赏其香，又赏其色，对玫瑰的“声价”格外看重。
文人的激赏加上画家的推波助澜，使玫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上一层楼。至清代，连皇帝也忍不住为玫瑰的低下地位鸣不平。清代画家钱维城曾画过一组《花卉册》，其中第三开画的是玫瑰。乾隆帝在上面题诗曰：“麝炷鲛纱体物奇，省郎花较且卑之。花经七品还三命，故实疑他述自谁。”首句用唐彦谦诗典故，赞美玫瑰有香有色，称玫瑰为花中奇葩。后两句对《花经》封玫瑰为“七品三命”颇有异议，怀疑《花经》的作者对玫瑰的品评不够公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