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散尽家财收藏800万件文物

2018年08月29日 09:21 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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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山西晚报记者第一次见樊建川,是在8月2日,电影《大寒》在建川博物馆的老兵手印广场上举办复映首映式的时候。他希望这段悲怆的历史,能让世人铭记,所以二话不说,策划《大寒》复映,并且在微博上天天为该剧站台推广。亦如导演张跃平说的那样,“舵爷”(网友对樊建川的称呼)有责任、有担当,血性、仗义!就是从那时起,樊建川的故事再度“霸屏”,他的过往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还有不少网友扒出了他光脚坐在重庆火车站等车的照片,感慨昔日富翁成“负翁”,坐高铁只坐二等座,吃饭只吃路边摊,标准不超过10块钱。

  再次见到樊建川,是为了完成他作为山西晚报8月号封面人物的采访,可他却是个大忙人,这份采访邀约长达半个月。就在山西晚报记者赶赴建川博物馆当天,他还在内蒙古忙着考察博物馆项目,考察结束后又急忙当起了“空中飞人”,次日凌晨才抵达成都。在等待这位传奇人物的同时,山西晚报记者在建川博物馆里走了一圈,跟所有见过和没见过樊建川的人聊了起来,脑海中关于他的形象又立体了一些:

  从各种照片看,樊建川爱穿文化衫,对表面事物不讲究;

  从过往经历看来,在任何人生的重大选择上,他都是个极有想法的人;

  在保安杨小洪眼中,他是个好老板,除夕一定要陪员工守岁,经常给员工散烟;

  在河南籍游客曹雪玲口中,他是个活得通透的人,有情怀,有担当……

  其实,不管樊建川有何等传奇过往,他都是一个不普通却又普通的人。

  1 阅历丰富,“拼”就是他一辈子的座右铭
    樊建川的人生阅历很丰富,每一次人生的重要变革,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的个性,用北京话说就是“混不吝”,用四川话讲那就是人很火辣。很多人说他“傻”,许是从他辞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一事说起的,但殊不知,早在他过往的人生岁月中,就干过许多大胆出格的事情了。

  出生在军人家庭,樊建川的父亲从小对儿子的教导是这样的——作为一个男人,打架就要打赢,做人就要有骨气,做事就要有正气。“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不能往回走,只能拼!”这是樊建川父亲说过的话,时至今日,他把这句话写成了书法作品,悬挂在办公室墙上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拼”,就是他一辈子的座右铭。

  1976年,樊建川参军,从四川到了内蒙古。“那里冷,一年只有三四个月不穿棉袄,我们在-40℃的环境里当兵,修碉堡、挖反坦克战壕,每天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有一次我累得吐了血,父亲知道后给我邮寄了一瓶云南白药,他说年轻人干活累吐血很正常,让我把云南白药就着烧酒吃,吐血就治好了。”这段往事,樊建川还特别写在了他的书籍当中,每每提起,虽然笑容满面,但个中辛苦,想必只有他自己能回味吧。

  在樊建川的人生中,总喜欢去挑战,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让他有些发慌。于是,他从内蒙古的部队考入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到了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当了老师走上了讲台。这原本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职业,好多人都羡慕不已,而且年近30岁的他还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在中央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我觉得当时看不到什么前程,因为你继续留在学校当教员,顶多就是个大校,又当不了将军。”明明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樊建川选择了转业,到宜宾市政策研究室做调研员。因为有这种敢拼的精神,他的转型之路非常顺畅,先后写出了很多篇有较重分量的调研报告,广受赞誉,仕途看好,做到了宜宾市(县级市)副市长。

  “我们跟出租车司机聊天,直到现在大家还对你辞职一事好奇呢,说怎么会有人放着领导不当,去辞职的?”听到山西晚报记者的疑问,樊建川眼睛一瞪,眉毛一皱,直言不讳道:“奇怪啥?我是当副市长了,可是我一个月才赚300元,全家压根吃不饱啊。以前当知青那会,我就因为吃不饱两次晕倒,我可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铁饭碗该打破就要打破。”其实,辞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痴迷收藏的樊建川,无法用工资来“养”爱好。

  2 “穷人”樊哈儿,收藏历史只为做个敲钟人
    四川话里,“哈儿”就是“傻”的意思。这个标签,对于热衷建博物馆的樊建川来说,恐怕是拿不掉了。坊间戏言,如果你想让一个富翁变成穷人,那就让他建博物馆吧。

  上世纪90年代,樊建川和朋友一起办起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凡事亲力亲为,他骑自行车跑批文,跑工地,甚至没钱雇用清洁工,就在楼房交付前带头“开荒”,和员工一起打扫楼道卫生。效益最好的时候,樊建川的公司从四川几千个房地产企业中脱颖而出,做到了全省行业前十名。至于为何有了修建博物馆的念头,那或许是跟他从小就有的收藏爱好分不开,而那份爱好,就是源自一份上幼儿园的成绩单。

  “能按时入园,遵守生活制度……学习较好,能正确计算10以内加减法,从1数到100。”那是1962年,5岁的樊建川读幼儿园大班时的毕业评语,因为并不是所有小朋友都能得到如此高的评语,所以樊建川就把成绩单留下了,准备留作纪念,却没成想这张成绩单成为樊建川800余万藏品中的“头号”宝贝,被摆放在建川博物馆内。

  樊建川的收藏之路是从“捡破烂”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全民大搬家,中国每一个家庭可能在这20年间都搬了一次家,搬家就会扔东西,于是我就开始捡。从宣传画,到镜子,还有破了洞的搪瓷脸盆,磕了角的陶瓷塑像等。刚开始觉得通过一个老物件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很好玩,慢慢把各种历史、故事串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目前馆藏的800多万件文物,每一件我都过过手,它们背后的故事,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只要提到收藏,樊建川的脸上就会扬起笑容,似乎沉醉其中。

  在樊建川收藏的藏品中,最多的就是抗战文物。对于抗战文物,樊建川有着特别的感情,因为那是他久久不能忘却的军人情结。“我当过兵,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军人。父亲一辈13人全部参加过抗日战争,12人阵亡,只有老父亲1人幸存。这些人,值得用一生去纪念他们。我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十三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一个国家的国耻,应该让更多人铭记,所以我就去收藏抗战年代的文物,收藏那些被国人忘却的历史。我想做一个敲钟人,能让大家看到这些文物后,有所警醒和醒悟。”从2003年,樊建川开始转型,他说服房产公司的股东,一起转投建川博物馆聚落,“做房地产的人那么多,少我一个没问题,但是收藏战争更有意义。中国13亿人,总得有一部分人要承担责任,去考虑更长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该我干!”时隔15年之后,这句话依然让很多股东记忆犹新。

  有人形容樊建川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这点,他不否认,亦如他在馆长自白里写的那样,“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就是这四个“为了”,樊建川投入了20亿元。当你在笑话他傻的时候,你却突然发现,走进建川博物馆的每个场馆,总能带给你感动和震撼。比如,当你走进川军馆时,看着穿着草鞋的川军足迹跨越大半个中国去抗日时,你的眼睛里会饱含泪水;当你走入日军侵华馆时,看着那一排排日本兵所用的钢盔时,早已拳头紧握、牙关紧咬,恨不得手刃当年的日本兵;在“5·12汶川地震”博物馆内,没人能坚持看完全馆,那种全民伤痛感会侵蚀你的内心……建川博物馆,是个有魔力的地方,“博物馆的作用就是让你不要忘记。就拿地震馆来说,四川处在龙门山地震带上,这里100年曾发生了3次大地震,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伤痛留下,日后人们必然会重视这些问题,规避一些风险,博物馆起到了警示意义,我这个警钟就算没白敲!”樊建川对山西晚报记者说。

  3 不疯魔不成活,“他”在壮士广场外站岗
    陪伴樊建川一路走来的工作人员告诉山西晚报记者,在房地产当老总的时候,樊建川在生意场上精打细算,可是投入收藏后,他却一掷千金,比如以前藏品是一件一件收,单枪匹马干,后来经商有钱了,就利用在全国建立起来的网络收集。他曾远赴天津,动用集装箱运回来50吨重的抗日碉堡;跑到云南,去寻找美国飞虎队坠毁的飞机残骸;在日本,他甚至走过了各大地区的文物收藏地摊,见抗战时期的东西就收,见有抗战内容的图片就买,最后从日本足足运回来5个集装箱。“我好像有点疯魔了!”喏,顺着樊建川眼睛看的方向望去,那儿正好挂着一幅他写的书法作品,“不疯魔不成活”。

  樊建川在其自传里,写了自己与各类藏品的故事,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始终对一件藏品的收藏经过津津乐道。“1998年,我在四川一个文物商店,花200元买了马相伯先生的一对瓷碗。超值!”当初看到这对瓷碗时,文物商店的店员就说了:“这碗质量上乘,从题诗上看,主人是位身居庙堂的大人物,但是,款识上的‘相伯马先生’是什么人没查到。”樊建川接过来一看,碗的款识上写有,“相伯马先生百岁……国之人瑞”。这一看,他心中窃喜却不动声色,相伯马先生,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马相伯先生啊!店员真是不识货。捧着心爱之物,樊建川开始给店员上起课来,“马相伯,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在抗战爆发后,马相伯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听樊建川这么一说,店员们即刻傻眼,而他捧着心爱的瓷碗,交了钱撒腿就跑,生怕对方反悔。

  这就是收藏带给樊建川的快乐,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悲怆的壮士之心。因为在收藏抗战文物时,他看到了太多的无可奈何,太多的血雨腥风。每到最为艰难的时候,樊建川总会去壮士广场走走,他想跟昔日参与了抗战历史的老兵们和见证者们说说话,听听历史的声音。在216位抗战名将和著名烈士的铸铁造像前,樊建川久久站立,这里早已成为他灵魂的安放处。

  在广场门外,还有一座铸铁雕像,那个精神抖擞的小伙子,站姿挺拔,目光炯炯,身后背着一把长枪。他是谁?他就是樊建川。“虽然我和父亲都当过兵,但壮士广场上呈现的雕像都是名人将士,父亲不够资格,我这晚辈更不够资格,所以就想着把自己放广场外头吧,给这些前辈们站岗,一辈子守着他们。”

  4 重情重义又执拗,“舵爷”让人伤脑筋
    跟随樊建川十多年的助理常建伟说,“舵爷”通常是早上五六点起床,帮90岁高龄的老母亲干干地里的活儿,吃碗刀削面上班;保安杨小洪说,樊建川下班的时间经常就是午夜零点多了。杨小洪当然无法得知馆长为何这么晚下班,樊建川自己说,他通常会在这个名为“忠义堂”的办公室里,看看文物发发呆,想想博物馆的未来。

  把建川博物馆当成自己的孩子,樊建川是执拗和“霸道”的,因为从各个博物馆的设计,到文物展陈、馆内介绍,他都亲力亲为,甚至当国内外的著名建筑设计者们为各个场馆的建造交出堪称“艺术精品”的建筑图纸后,他都要大刀阔斧地改一下。“建筑是冰冷的,但情感是真实的,要让情感体现在建筑上。”这是樊建川的执拗之处。

  设计“战俘馆”时,设计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著名设计大师程泰宁,程先生原本想在墙壁上嵌入大理石墙砖,墙钩子都安装好了,可樊建川却不干了,因为他就希望借最自然的山石感,来隐喻不屈战俘的坚贞品格。“如果不是从日本收集回来的那些老照片,你都不知道战俘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所以越是自然的东西,越能营造一种悲怆、沉重的氛围。”小到一块砖,大到一个场景,樊建川都亲自操刀,这个看似雷厉风行的男人实则心思细密,他在战俘馆扭曲的空间里安排了牢笼、放风院,而脚下的地板则是钢板铺砌的,一踩就会发出“咣当”的声响,参观者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由悲从心来。

  因为爱得深刻,樊建川几乎跟每个馆的设计人员都叫过板。比如正面战场馆,是中科院院士、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彭一刚设计的,当初老先生希望在馆前面做个水池,让水波映在墙上。樊建川却不同意,他坚持把水池改为水田,寓意庄稼人抗战。“春天到了,菜花飘香;秋天到了,稻谷累累。很实际,很还原,很丰收。再说了,我们也能吃上自己种植的东西,一年能省不少钱呢。”此时的樊建川,似乎又展现出抠门的一面了。

  工作以外的樊建川,其实是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因为仗义,跟他合作过的股东十多年来还在他身边,员工们也都变成了他的头号粉丝,听“舵爷”讲历史,讲故事,也听他唱歌,“馆长还出过专辑,算是个男高音。咱们馆里放的一些红歌,就是他唱的。”听到工作人员如此介绍他,这位硬汉倒也有些不自在了。

  5 争做第一,一辈子甘心做个“馆奴”
    不久前,樊建川刚被评选为“2017年度文化产业年度人物”。这个奖项,由光明日报社主办,一年只评选10个人,与他一同获奖的还有吴京、王潮歌等人。如今,那个金灿灿的奖杯就摆在他办公室的窗台上,像是肯定又像是鞭策。山西晚报记者让他总结一下得奖感言,他说:“这辈子没想做一流,想着做第一就好。”

  这是樊建川的心得,也是他的建馆理念。比如2005年开馆之际,就5个场馆一起开,创下了第一的纪录;再比如,建川博物馆里的展陈题材和内容,很多都是唯一,是其他博物馆里没有的。樊建川很得意,因为从2005年建馆到现在,他从没有花过一分钱做广告,好口碑就是靠“第一”争来的。“我们的汶川地震馆,从2008年5月12日发生地震到开馆,仅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这又是创了纪录。”不久前,重庆的建川博物馆开张了,那是利用抗战时期兵工生产洞洞体作为馆址设立的博物馆聚落,这种大胆的设计,还是国内首个。就在和山西晚报记者聊天时,樊建川又有些“骄傲”地说,9月份要面世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馆,应该算是国内同主题展陈最全、最好的博物馆了,有可能还是个“第一”。

  “我为什么偏要把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馆办成最好的呢?因为在这段历史里,我是真正的参与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就没办法下海,也没办法自己成立民营博物馆,所以我赶上了最好的时候,我要把这40年来的巨变记录下来。”获得樊建川的首肯后,山西晚报记者参观了这个还在布展的场馆,一张张记录时代变革的图片,跃然墙上,一件件生活中曾出现的旧物,摆放在展柜里,那是满满的青春,满满的回忆,以及满满的生活。尤其是看着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一台台黑白电视机、一部部经典电影,甚至儿时的布娃娃、心心念念的CD机时,你越发理解了樊建川说的那句话,“不用做一流,做第一就好”。

  樊建川叫自己是“大馆奴”,所言非虚,他对于博物馆的挚爱,无人能比,就像他一直坚定要建100座博物馆一样。“如今,您已经大大小小建立了50座博物馆了,正好目标过半,还会一直坚持吗?”“当初说建100座博物馆,就是为了给自己定个目标,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我现在都60多岁了,再工作十年就算不错了,十年建50座博物馆,可能有点悬。”一直以来,樊建川给人的印象都是坚强、不可撼动的,而在英雄主义色彩背后,其实也有着跟时间赛跑的紧迫感,甚至说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

  此次跟樊建川见面,山西晚报记者准备了很多的问题,但讲来讲去,他总能绕到博物馆上面去,亦如他的绰号那样,“馆奴”。

  “喜欢这个称呼?”

  “喜欢,我曾经出了一本书就叫作《大馆奴》。当初三联书店想把书名改作《记忆与梦想》,我强烈不同意。如果他们改名,我就不出这本书。”

  “为啥?”

  “我觉得当‘馆奴’是对我的最高的嘉奖。我愿意给文物做奴隶,守护着这800多万件文物;愿意给历史真相做奴隶,去警醒国人;也愿意给观众做奴隶,十年间我们的观众达到了2000万人,我要多活十年,观众就有可能突破5000万,如果上天再给我20年的寿命,那观众就上亿了……太幸福了!”这些话,樊建川讲得很轻松,但掷地有声,久久不能散去。

  6、7版采写:山西晚报记者 孙轶琼

  1、樊建川能说出每一件馆藏文物背后的故事。

  2、建川博物馆内陈列的抗战文物。

  3、即将开放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馆。

  4、樊建川的雕像在壮士广场前为前辈们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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