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古代文房中的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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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房用具除了实用功能，更投注了文人的情感、情怀，是其精神世界的外化体现。例如南宋林洪《文房职方图赞》，明屠隆《考余事·文房器具笺》、文震亨《长物志》等，不胜枚举，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有40余种。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文房四宝”处于绝对核心地位，此外水盂、砚滴、笔洗作为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也格外受到重视。中国式的书写、绘画可以说是以水为媒介、为中心的。笔耕丹青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水——水注入砚池，墨块研磨成墨汁，毛笔蘸墨，书、画于纸或绢上，最后清水浣笔。

　　用水，必然需要水器。

　　明代高濂所撰《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记述了文人书房的陈设，“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盂一，铜石镇纸一”。另在古代的图像资料中，例如宋代的《槐荫消夏图》、清代帝王画像等中都能见到水器置于书案显著位置的情景。作为实物证据，传世、墓葬和瓷窑遗址出土的水器也数量众多。

　　文房中的水器按照功能可分为两类：一是用于辅助研墨的容器，主要包括贮存、灌注研墨用水的水盂、砚滴和水注；另一类是用于浣笔、调墨的笔洗。这些水器匠心独具、精巧雅致，常置于文人书案或者阁架之上，既是文房必备，又是雅玩珍品，体现了文人的文化品味。正如“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小巧的水器蕴含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人文精神和哲学观念。

　　▌水中丞——水盂

　　水盂又称水盛、水丞，在文房用具中断不可少。

　　南宋龙大渊《宋淳熙敕编古玉图谱》载：“水丞，贮砚水的小盂，亦名水中丞。”赵希鹄所著《洞天清·水滴辨·晋人水盂》首次对水盂做出了评鉴：“余尝见长沙同官有小铜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号‘右军研水盂’，其底内有‘永和’字，此必晋人贮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这两条记录都说明了水盂的作用是储存研墨用水。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会给水盂配备精致的小水勺，以便于舀水入砚池，雅致讲究。

东晋 殴窑青釉点彩盖盂 浙江省温州市双屿雨伞寺东晋升平三年（359年）墓出土 通高8.5厘米  现藏于温州市博物馆

　　盂，原是用于盛放饮品的圆口贮存器，《说文解字》曰：“盂，饮器也。”水盂作为文房用具始于东汉，定型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水盂造型以越窑烧造的瓷质水盂为主，形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盖盂，圆口、溜肩、扁圆腹，光素无纹或以点彩、印花装饰；另外一种是蟾形水盂，即在钵式水盂之上贴塑装饰蟾头、足等部件，形象生动，显得灵动而富有神秘色彩。

北宋 越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盖盂 上海市青浦区泉山遗址129号宋墓出土 通高9.6厘米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北宋 耀州窑青釉剔花三足带盖水盂  1954年8月陕西省彬县洪龙河瓷器窖藏出土 通高10厘米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唐宋时期，文人好古，文房用具形制多仿古而造、风格清雅。瓷质水盂仍是主流，各大窑场的精细瓷器品类中均有水盂一类。水盂的形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盖盂，另外一类是动植物造型水盂。盖盂最为常见，圆口、深圆腹，多光素无纹，或简单刻划，追求造型、釉色之美。

五代 耀州窑青釉摩羯形水盂 1971年辽宁省北漂县北四家子公社水泉大队1号辽墓出土 长14厘米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南宋 景德镇窑青白釉蟾形水盂  四川省遂宁市窖藏出土 长18厘米 现藏于遂宁市博物馆

　　动物造型水盂的意匠主要来自于与水有关的祥瑞动物，如摩羯、蟾蜍、荷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文人笔记中，把向砚池添水的器皿混称作“水盂”或“水滴”，这一点从《水滴辩》的另外两条记述可以看出。《铜水滴》：“铜性猛烈，贮水久则有毒，多脆笔豪。又滴上有孔，受尘，水所以不清，故铜器不可用。金银锡者，尤猥俗。”《玉杯水滴》：“白玉或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尘污，立见而换之，此物堪作水滴。上加绿漆荷叶盖盖之。盖侧则作小穴，以小杓柄嵌入穴中，永无尘入。若当中作滴子，则尘必入。如无玉器，用古小瓷盂贮水亦佳。”从文献中亦可看出，宋代文人认为玉质水盂最佳。

　　元、明、清时期，具有吉祥寓意的俗文化被纳入了主流文化之中。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之下，水盂的造型和装饰多种多样，有祥瑞动物、植物元素，或者取材历史名人典故、神话传说等。瓷质水盂仍是大宗，同时玉、玛瑙、石、金属、琉璃、紫砂等多种材质也运用到水盂的制作中，尤以皇家御用器物最为精美。

　　与皇室追求奢华、精致不同，文人更喜爱古朴的文房。屠隆在《考余事·文房器具笺·水中丞》中记载：“玉者，有陆子冈制，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同，亦佳器也。有古玉如中丞，半受血侵，元口瓮，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乃殉葬之物，古人不知何用，今作中丞，极佳。铜者，有宣铜雨雪沙金制法古铜瓿者，样式甚美；有古铜小尊，敞口、元腹、细足、高三寸许，以作中丞，特佳。陶者，有官、哥瓮肚元式，有钵盂小口式者，有仪楞肚者，有青东瓷菊瓣翁肚元足者，有定窑印花长样如瓶，但敞口可以贮水者，有元肚、束口、三足者，有龙泉瓮肚、周身细花纹者。近新烧均窑，俱法此式，奈不堪用。”可以看出，玉质的水盂仍然最受文人喜爱，器型仍以上古铜器为雅。瓷质水盂最为实用和常见，定窑、耀州窑、龙泉窑等白瓷、青瓷水盂皆为雅玩。

　　文房用具除了实用功能，更投注了文人的情感、情怀，是其精神世界的外化体现。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文房四宝”处于绝对核心地位，此外水盂、砚滴、笔洗作为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也格外受到重视。用水，必然需要水器。接《探秘：古代文房中的水器（上）》，我们继续探秘古代文房水器中的其他几类。

　　▌功同形异——砚滴、水注

　　砚滴和水注都是用于直接向砚池添水研墨的文房器具，功用相同，但是形制不同。水注为执壶形或带流盂式，而砚滴多仿生造型。

　　砚滴也称水滴、书滴，是给砚池添水砚墨的小型器皿。砚滴多仿生造型，取材自然，形态各异，妙趣天成。据《饮流斋说瓷》第九“杂具说”中载：“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关于砚滴最早的文献记载是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晋灵公冢……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为书滴。” 

三国 吴 越窑青釉蟾形砚滴 1992年湖北省鄂州市出土 高5.7厘米 现藏于鄂州市博物馆

东晋 越窑蟾形砚滴 1957年福建省南安市丰州华侨中学狮子山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墓出土 高6.2厘米 现藏于福建博物院

　　从传世品和出土器物来看，现存最早的砚滴是东汉时期，如江苏扬州老虎墩汉墓出土的白玉飞熊砚滴。此外，还有蟾形、玄武形等象生造型砚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越窑青瓷勃兴，这一时期的砚滴风格庄重而富有神秘感，设计灵感多来源于与水相关的动物，如兔，月的象征，属阴，也与水相关。最为常见的是蟾形砚滴，有“蟾宫折桂”的美好寓意。

北宋 越窑青釉鸳鸯形砚滴 1991年浙江省上虞市出土 长16.5厘米  现藏于上虞市博物馆

辽 三彩猫形砚滴 1973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大庙子镇出土 长10厘米 现藏于赤峰市松山区文物管理所

金 三彩鸭形壶 1984年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出土  高5.5厘米  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

　　唐宋时期，砚滴的风格由庄重神秘转向生动自然，造型多以祥瑞动物为主。蟾形水滴仍很流行，南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卷二曰：“禹余粮石，形势多怪，磊百出，或正虾蟆……可贮水作砚滴。”陆游《不睡》也有：“水冷砚蟾多薄冻，火残香鸭尚微烟。”之诗句，故蟾形水滴又称“砚蟾”。

北宋 越窑青釉砚蟾  1983年浙江省慈溪市彭东寺龙口出土 通高7.5厘米 现藏于慈溪市博物馆

　　出土和传世的宋代蟾形水滴很多，如1983年浙江慈溪文物部门征集的北宋越窑青釉蟾盂，造型别致，三足蟾昂首立于荷叶之上，蟾背上有一灌水圆孔，蟾嘴留口，用于出水。

　　水滴作为精巧的文房器皿不仅受到文人的喜爱，还升入庙堂，成为皇家的宠儿。周必大《玉堂杂记》记载：“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类。”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

元 磁灶窑酱釉蟾形砚滴 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土尾庵窑址出土 长8.4厘米 现藏于福建博物院

元 龙泉窑青釉童子牧牛砚滴  1983年浙江省泰顺县新浦乡孙坪村出土 长9.5厘米 现藏于泰顺县博物馆

　　元、明、清时期，砚滴的题材进一步扩大，祥瑞动植物、历史神话人物、以及现实生活中富有情趣的美好事物，都被引入砚滴的设计制作，构思巧妙，精巧别致。

元 龙泉窑青釉船型砚滴 浙江省龙泉市上严儿村出土 长16.7厘米 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元 龙泉窑青釉鱼形砚滴  长12.3厘米 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出水 现藏于韩国国立博物馆

　　元代传世、墓葬和沉船出土、出水的实物非常多，如龙泉窑青釉船形砚滴，形状塑作船形，船中部有篷及身披蓑衣的船工，船仓下部中空，船头为流口，构思精巧、制作精良。此外童子牧牛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砚滴题材，如龙泉窑、湖田窑等都有生产。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也多有精美的砚滴出水。经典的蟾形砚滴仍然可以看到。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康雍乾三代皇帝对于文房用具喜爱有加，还经常参与文房的设计制作。中国文房无论从意匠、用料还是制作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准。御用水滴以仿生造型居多，材质多种多样，包括瓷、紫砂、玉、石、金属、玳瑁、玛瑙、竹、木等。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砚滴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是灌、注共用一口，如经典背的部置圆管的蟾形砚滴；另一种形制是灌、注分为两口的水滴。砚池容量有限，注水研墨需要细缓的水流，两口砚滴应运而生。这种砚滴进、出水口分设，一上一下，设计更为巧妙，注水方式智慧地利用了虹吸原理，进水口还兼有控制水流的作用，即用手按住断水，放开出水。明代学者陶宗仪就曾在《说郛三种》中介绍了这种砚滴的使用方法：“捻其窍，则水不滴，放之则滴。”清孙廷诠所著《颜山杂记》记载：“凡为砚滴，先得顶口，次得腹，次得提，后得吐水。”胡煦在《周易函书·篝灯约旨》写到：“书滴，上下两孔，故可以泄水。即坎卦上下两阴而中阳流动之义。若使塞其一孔，则一孔不泄，故朱子谓：‘坎塞其下流，则潴而为泽。’泽固停蓄不泄之水也。”由此可见，砚滴不仅可以缓缓出水，而且可以通过按压进水口的方式，断、开水流，更好地为研墨服务。

唐 长沙窑青釉褐绿条彩纹水注 高9厘米 长沙窑遗址出土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元 龙泉窑青釉瓜棱水注 高6.3厘米 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出水 现藏于韩国国立博物馆

　　水注与水滴在形制上最大的区别在于，水注有流，用以出水。水注原本用作点茶、或者倒酒。从唐代开始人们创造性地给水盂加装流，成为了精巧实用的盂式水注。另外一种文房水注，形制是缩微的注壶。

　　▌浣笔调墨——笔洗

辽 三彩印花牡丹纹砚洗（砚扣于洗之上）1972年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出土 现藏于赤峰市博物馆

　　笔洗，盛水，用以浣笔、调墨。盆形的洗出现于战国晚期，由商周时期的青铜盘演变而来。商周时期，贵族宴饮须行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沃盥之时，用注水浇手，盘承接废水。战国以后，盘逐渐被洗代替。直至北宋中晚期之前，盆形的洗用途仍是盥洗、盛废水之用。北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记载：“洗，承盥洗者，弃水之器也。”从北宋晚期开始，浅腹的、小型的盆形洗作为浣笔器皿进入了文房，成为了笔洗。盆形洗，广口，扁圆腹，器底与口尺寸相近，放置稳当，更有利于浣笔。

　　汝窑、哥窑、官窑、定窑、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各大窑场均烧造过精美的洗。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前的洗并非文人的案头用具，更多情况下由仆从端捧，供文人使用，在壁画资料中偶尔可以看到洗的使用情况。赤峰辽墓壁画颂经图中，在抄写经文的贵妇身后，侍女捧洗侍奉；河南尉氏县元墓壁画进仓图中，官员身后一个童子捧洗而立。

　　明清时期，洗的材质、形制变得多种多样。制作精巧的盆或者钵形洗置于案头，成为重要的文房用具之一。明代屠隆在《考余事·文房器具笺·笔洗》，对于宋代和明代的笔洗做出了评鉴——“玉者，有钵盂洗、长方洗、玉环洗，或素或花，工巧拟古。铜者，有古鏒金小洗，有青绿小盂，有小釜、小卮，此五物原非笔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磬口元肚洗、四卷荷叶洗、卷口蔗段洗、绦环洗、长方洗，但以粉青纹片郎者为贵。有龙泉双鱼洗、菊花瓣洗、钵盂洗、百折洗；有定窑三箍元桶洗、梅花洗、绦环洗、方池洗、柳斗元洗、元口仪棱洗，旁边作笔添者；有宣窑鱼藻洗、葵瓣洗、磬口洗、鼓样青剔白螭洗。近日新作甚多，制亦客观，似未入格。”

　　清代的笔洗较前代更是多种多样，作为文人案头的器皿，笔洗一般制作精良、构思巧妙，多为鱼、兽、花果等仿生造型。瓷器为最多，此外还有紫砂、木、竹、玉、水晶、玛瑙、铜、景泰蓝、象牙、犀角等多种材质。

　　本文根据北京/李晔 西安/朱连华《小有可观 中国古代文房中的水器》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2018年《收藏》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