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满正人
笔者去年在探访甘肃成县二郎乡安子村虎头山，龙床沟古堡、古洞时意外发现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题刻和佛教波斯教混合咒语题刻及石雕坐佛等遗迹。通过近一年时间的考证和拓展走访，又在其境内及相邻区域发现古道、古关隘等遗迹。这些遗迹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仇池国氐杨经营下辨、据险泥功山自保和唐代成州治泥功山及南宋抗金设防等历史。遗迹与有关文献记载基本吻合，是研究仇池国和唐宋时期成州历史的重要实物证据。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载：（成）“州接壤羌、戎，通道陇、蜀，山川险阻，自古为用武之地。后汉虞诩为武都太守，占相地势，筑营垒百八十所，以制羌裔。诸葛武侯图兼关、陇，先取武都，为北伐之道。晋之衰也，仇池氐杨氏窃据武都，北侵陇西、天水，南扰汉中，纵横且百余年。盖虽僻在西陲，而控扼噤要，用之得其道，未始不可以有用也……。” 清吴鹏翱《武州备志·山水》曰：（泥功山）“高出群峰，唐宋以来为天水仇池孔道，元明兵燹后居民渐稀，为虎豹薮，此道遂塞，今仅通樵径而已。”甘肃成县境内古迹繁多，废弃的古邑址、古道、驿站、古戍垒多处萧条榛莽之境，早已无人问津，就有关历史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庆幸成县二郎乡泥功山脚下的安子崖壁间的古堡、古洞所留遗迹，从时间、空间、族属关系和文化特征来看，涉及诸多早期历史，正好能揭示和弥补某些历史缺憾。今笔者将相关遗迹和文献记载作以简单对接，又不揣鄙陋附以己见，欲抛砖引玉，期待方家鸿儒关注指导。
泥功山（二郎山、尼姑山）
《仇池国志》载：“氐王杨茂搜卒，长子难敌立，与少子坚头分领部曲。难敌号左贤王，屯下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依此可知，前仇池国的政治中心从第二代氐王杨难敌时已移至下辨。其后的“仇池”已经是个泛化名称，而非仅指仇池山。在诸多文献记载中，如前赵刘曜于东晋太兴三年（320年）和东晋永昌元年（322年）两次攻打“仇池杨氐”，仇池杨氐“据险自保”。再如东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杨难敌畏惧前赵，与弟坚头南奔汉中，送任（人质）降于成汉。刘曜以田崧为镇南大将军、益州刺史，镇仇池。同年，赵兵退。杨难敌因行贿成汉安北将军李稚，未被送往成都，而是遣归武都。杨难敌从汉中返回故地，遂“据险不服”，“多有不法”，稚自悔失计，故向李雄请战，下辨之战开始。雄遣李稚、李琀出白水，李寿、李玝出阴平。难敌遣兵拒之，寿、玝不得进。而李稚、李琀长驱至下辨。难敌遣兵断其归路，四面攻之，稚、琀深入无援，皆为难敌所杀。“据险自保”之地，显然是下辨境内峡谷纵横，峭壁对峙的下辨水峡谷、沮道峡谷和堡垒严森、易守难攻的军事要砦“泥功山”。时至后仇池杨定治上禄，这时的泥功山战略位置更加凸显，至后仇池末代氐王杨难当被氐人奉为民族尊神，并演化为“二郎神”，泥功山随之称谓“二郎山”，今成县二郎乡之名缘由是也。南迁的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多有复归仇池地望仇池山、泥功山之愿。“齐永明中（488年），魏氐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杨灵珍占据泥功山归款，齐世以杨灵珍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此时的杨灵珍既是占据泥功山，齐朝廷依然以“仇池”冠名。大统四年（538年），被罢黜为尼的西魏文帝乙弗氏皇后随其子武都王元戊至泥功山大兴佛事，又被称谓“尼姑山”。《新唐书·地理志·四》云：“泥功山，成州同谷郡，本汉阳郡，治上禄。天宝元年（742年）更名，宝应元年（762年）没于吐蕃。贞元五年（789），于同谷之西境泥功山权置行成州。” 又据《新唐书·穆宗纪》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下五月，移成州于宝井堡。可见同谷郡治泥功山和权置行成州，长达50多年。
泥功山的险绝和军事战略位置之重要，陇上无偶，然而其高、其险、其绝也使古往今来者难临其境，（见图1）当年远涉至此的杜甫也因其趾沟之泥苦不堪言，只留下“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的凄苦诗句而离去。但它在仇池国的历史中，却是得天独厚的绝佳之境。它位于西秦群峰横列的南部边沿和徽成盆地西北部的广川溪水之首，一峰两翼，北翼接西秦岭最高峰海酒山（薤韭山），左右列六巷戍、威武戍、黑谷戍、黄渚关等要隘，据此既可窥西陲全境，又可阻西域群敌。南翼直伸成州腹地，端置龙门戍（今成县陈院龙门山村）既可俯览成州全境，又可监视东西两侧几十里峡谷。东侧凌空低下，二郎、王磨、黄渚尽收眼底。西可与安子古峁放声对语，也可与六巷杜台招手传信。（见图2）“秦陇锁钥，巴蜀咽喉”盖属于此。
图1 泥功山要砦
图2 泥功山西侧曹山海拔2000余米的泥功山，顶部为南北高翘东西凹平的马鞍型峰岭。据清光绪八年（1882年）赵曾寅撰写的《重修泥功山云梯岩全寺全观略序》载：“上有古刹代远湮考，诸破碑废钟及古迹之器物见其，汉代修观，唐代建寺，宋修菴院，五代废，元各有创造……崔嵬卓立之势诚有奇而无偶，周围数百里之遥神应故妙，巩、秦、阶、西、礼之属，人皆钦仰。”现今，山顶中部有一处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60米的凹型坡地，残存大型建筑开挖夯筑台基。整个山砦山门置西，僧舍置东北，佛龛、道观、佛殿置南北山头和西侧崖壁间，木塔建于北峰巨大怪石之上。东北山麓为久负盛名的云梯岩寺。
二郎安子（杨家崖 家计寨）
在泥功山西麓，有一处山环水绕、崖壁对峙，峡谷幽深的山台窝地，这里就是成县二郎乡安子村。其东侧的曹山，如斗倒置，上有平行地近百亩，下隐洞穴、古堡、村落于其侧。西侧的青林山与西和六巷乡杜台村石家山青明沟山水相连。南侧是数里峡谷古有飞龙寺，亦称飞龙峡。北为浅山缓坡台地，其间可耕、可牧、可猎、可屯。横穿其境的古径与六巷、泥功山相接。立于其间如临城堡，飞贼难入，劲敌难攻，尤其是矗立于峡口两侧的虎头山、龙床沟崖壁似将如神，忠实地护佑着这一方水土，难怪谓之“安子”。
据《阶州直隶州续志》记载：在武都城东南七十里处，有个名曰杨家崖又名家计寨的险要地方，“乃（仇池）杨氐苗裔，保聚为寨……宋建炎、绍兴间（1127—1163）吴玠兄弟图保蜀口时……命各州皆择地为寨，而家计寨最扼险要，又素有积粟丰于水泉，寇至常不能破。”张维《仇池国志》：“为明确各个时期的仇池国疆域，以晋书所载的州郡为纲，以县为目，县下分列搜求各史书中的山川地名九十余个，……武都县下列有……泥功山、杨家崖、柏树、镇蕃墩等十二处，……”依此可知“杨家崖”就在泥功山周边范围，当时的武都城应在古上禄（今西和六巷），泥功山、杨家崖（今二郎安子村）就位于东南几十里处，并有虎头山，龙床沟古堡可证。
龙床沟虎头山古堡
龙床沟古堡位于安子村东南曹山西侧的崖壁中部。堡穴为崖壁坍塌空区，洞口东西横列，东高西低，中宽边窄，西与山涧溪水相接，东连崖边陡坡密林。穴堡扁口型，东西长76.2米，中部高4米，边沿高1.5米，深8米。堡穴内残留夯土墙体15围，大小、深浅、高低不等，较大的设有主室、侧室，客厅、库房、土炕、灶台等，较小的只有主室，火炕。房屋墙体与边沿护墙（高60厘米，宽30厘米，长75米）之间留有宽1.7米，长75米的通道。多数墙体中掺杂着烟熏火燎过土石块，疑为两次以上或多次建造。在堡穴中部设有客厅的室内崖壁石面上，留有“侯主”“飮”两组三字火柴炭烬字迹，古隶体，（见图3、图4）字径0.5厘米至0.4厘米不等。“侯主”二字从结体和用笔方法可知，体势接近古隶，习惯取横势，喜用绞转波带笔法，特别是“主”字，上部一点，写成长横，并将上三横与底部一横有意拉开距离，“飮”的食字旁，近似甲骨文结体，用两个三角形组成象形“酉”字，这种结体之法和用笔之法应为熟悉古文字笔法的早期人所书。在设有客厅并对外墙体用泥涂抹的平面上刻有两组“格子形图案”，象似房屋建造规划图，其上部用尖状之物刻画“雷£”（第二字模糊），高35厘米，宽20厘米，东汉末年下辨氐帅姓雷，有雷定、雷铜等，不知是否有关。在中部设有客厅的地面灰土中发现组合式铜质烟锅头、妇女用木质发笄和不同时代的陶、瓷碎片等，（见图5、图6）并在墙体孔洞中发现用玉米叶捆扎的刷锅刷。从古堡的所处位置和这些遗迹的质地、形状、用途分析，该堡为部落或某组织的聚集场所，有多次和较长的时间使用的痕迹。
图3 龙床沟古堡字迹“侯主”
图4 龙床沟古堡字迹“雷£”
虎头山古堡位于青林山东侧崖壁，与龙床沟古堡对峙，穴堡建于高约300米的崖壁中部，有一条手脚并用的小迳相通，穴堡同样为崖壁坍塌空区，扁口型，堡口向东，南北横列，堡口长30米，中部高约5米，边沿高1.2米，深4米。堡口边沿残留长30米，高70公分，宽30公分的土墙一堵，无生活设施，也未发现其他遗迹，应为单一的防御设施。
图5 龙床沟古堡残存陶片
图6 龙床沟古堡残存发笄据当地老人讲，二堡存时已久，能说清的是，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陕甘回民反清斗争波及西北，各县衙令各地筑堡寨，置器抽丁，组建民团，以防不测。民国元年4月，河南宝丰人白朗，原第六镇统制、革命党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遇刺后便愤然落草为寇，后来竟然声势日盛，白郎被误呼为“白狼”引八千多青壮年起义军，以“打富济贫”、“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之政府”等口号。民国3年5月，白朗军进入甘肃，先后占秦安、甘谷等县城，后取道徽成县南下时，遭到川军的堵截，要折头西向占岷州，破洮州，后被马家军杀败。
白马洞
《诗经· 四牡》篇《毛传》： 白马黑鬣曰骆。许慎《说文解字》 ：“ 骆 ，马白色黑鬣尾也。”《山海经·海内经》曰：“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即禹帝之父，氐人视鲧禹为始祖。另据《风俗通义校注》之轶文 ：氐言抵冒贪饕，至死好利。乐在山溪，本西南夷，別种号曰白马，孝武皇帝遣中郎將郭昌等引兵征之，降服，以为武都郡。郡治今西和骆峪。 由此可知，对“骆”地白马崇拜和白马始祖鲧禹祖先崇拜的古武都氐人号白马。《秦公簋》“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西狭颂》“继禹之迹，亦世赖福”及沿袭至今的白马洞、白马寺、白马庙，皆为氐人原始习俗中的祭祖之地。
图7 白马洞二郎安子白马洞位于龙床沟古堡右上方约百余米处的v字形崖壁间，当地人称“白马洞”亦称“白马爷洞”。因通往此洞的路径十分险绝，至者很少。洞壁为砂砾岩夹杂细沙岩叠压垒置，因雨水冲刷，细沙层流失塌陷形成A字型溶洞。洞口面北，宽22米，高15米，深48米，深部宽3，5米，高2，6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洞中央有一尊石雕坐佛（见图7）洞口横列夯筑土墙一排，中部倾倒，废弃木条门扇、门框（高2米，宽2.7米），散落在洞口东侧地面。洞口东西两侧台地上残留土夯石砌的石板单人、双人火炕3座，另有灶台、石台等。洞口有三株栎木古树，其中一株已枯死，残桩底部周长5.6米，高残3.5米，根茎新杆三株，高约30余米，直径2米至1米不等。洞口右侧崖壁处刻有咒语14字，另有嘉泰二年（1202年）题刻和凿刻的石磨、石窝。
在洞中心人工堆积的平缓土丘上立石雕坐佛一尊。佛身底座长70厘米，宽25厘米，纵高90厘米，肩宽40厘米，头高30厘米、头侧宽20厘米、头顶宽18厘米。佛身盘坐，右袒纹饰，双臂下垂，手结禅定法印于脐下，交二足作结跏趺坐，体阔脊直，肩张头正，面丰方圆，鼻直高挺，头无发纹，表情温和端庄。衣饰刻纹简洁典雅，颈部、脸面残留粘合物，表情略显模糊。（见图8）
图8 白马洞石佛除石磨石窝有明确的凿刻时间，石佛和咒语题刻无凿刻时间。要判明这些遗迹的凿刻年代，只能依据遗迹本身提供的信息和当时历史环境来判断。前面已提到泥功山、安子曾在后仇池杨定时期和唐玄宗天宝至唐德宗贞元时期最显赫，这些遗迹与这个时段有一定的关联。
依唐道世《法苑珠林》云：右袒式和通肩式两种式样传入中土后为汉地最早的佛像衣着基本样式。“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产生的诸多民族化佛衣样式，此间大多成为佛教造像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佛教艺术鼎盛时期所呈现的包容性，通过佛衣样式的表现可见一斑。‘通肩式’和‘右袒式’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佛衣表现，其中‘右袒式’伴随印度密教造像的传入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佛是戎神，所应兼奉”“也是氐人首领较早的佛教意识，前秦苻坚攻占襄阳求释道安奉释道安为政教合一领袖”遣吕光征西域求鸠摩罗什来中原传经弘法，这既是民族感情的需要，也是汉化的使然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前秦统一北方后，对于被征服的部落、政权上层采取优容的对策，仇池杨氏也在其中。早在前仇池灭国之前，既有在内乱中被杀的杨宋奴之子佛奴、佛狗逃亡至前秦，受到了苻坚的重用。佛奴为右将军、佛狗为抚夷将军，佛奴之子杨定甚至成为苻坚的女婿，此后后仇池的复兴也即是由杨定开始。” 经历重大挫折，从前秦驸马和力挽狂澜的大将军败归故里，成为仇池小氐王的杨定，肯定对世事和人生感悟颇多，并将寡国和个人突变期望全部寄托在神灵的眷顾上。后仇池治上禄，因无险要屏障可依，据险泥功山和安子隐秘堡垒，凿佛供奉，祈求平安。
高悬的洞窟只有就地取材，颗粒大、粘性差的砂砾岩凿简易器物就不易，造佛像甚难，但这位高手却凿出一尊具“三十二相”，备“八十种好”的神威宝相，这样的造像绝非出自民间俗手。古人认为“百劫修相好，三祇修福慧”虔诚的宫廷造像师一定要让佛像庄严、如法，呈现佛陀的品德和内涵，使人看到佛陀清净庄严的外表，能引发众生的皈投心和恭敬心。这尊具有庄严摄受力、安全感、圆满相和神威佛像，估计是宫廷专业造像师所造，能成此功者只有后仇池氐王杨定。
在洞门右侧距离地面1.2米的崖壁折角处，刻有“唵部临\唵摩尼逹理吽□（㗶）吒\唵齿临”14字，楷书，字径0.3厘米，竖式三行，“唵部临”、“唵齿临”分置“唵摩尼逹理吽（㗶）吒”左右，低一字半，字迹面积高35厘米，宽21厘米，下部风化严重，触及即可脱落。（见图9）
图9 白马洞汉传佛教和波斯教混合咒语“唵部临”八字箴言咒语题刻无时间和书丹者，与其左侧的“嘉泰二年”题刻，粗看有些相近，但仔细对比会发现二题刻有诸多不同。“唵部临”咒语题刻，字形灵巧劲键，舒展修长，少蚕头燕尾，多唐法形质，貌似平静，实则剑拔弩张，方劲中有清灵通秀之气，有柳公之劲骨。
据《大方广菩萨藏经中文殊师利根本一字陀罗尼经》曰：“唵”表示佛部心，代表法、报、化三身，也谓三金刚（身金刚、语金刚、意金刚），是所有诸佛菩萨的智慧身、语、意。唵也为白色，象征本尊之智慧，属于禅定波罗蜜多，能除傲慢心。“唵齿临”即一字大轮咒 。大轮一字咒，即为部林。
唵部临和唵齿临为汉传佛教文殊菩萨护身咒语，即《文殊八字咒》： 唵 阿 尾 啰 吽 佉 左 洛 ，《文殊八字真言》：唵 阿 味 羅 吽 卡 佳 拉。而此处咒语题刻，首部相同，箴言却是“唵 摩 尼 逹 理 吽 □（㗶） 吒”。“摩尼”指摩尼教。即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宗教。其教宣扬光明与黑暗对立，为善恶本原。摩尼为明的代表，故摩尼教又称明教、明尊教。是一个源自古代波斯祆教，为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在巴比伦兴起的世界性宗教。摩尼教主要吸收犹太教-基督教等教义而形成自己的信仰，同时也采纳了不少琐罗亚斯德教的成分，大约在公元六至七世纪进入东亚，传播至东方又吸收一些佛教色彩。它的主要教义是二宗三际论。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年）正式传入中国。随着宗教文化的传入，波斯商品、物种和商业观念、文化意识广泛融合。回鹘汗国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和唐王朝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往来。“武后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来朝，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在长安建摩尼寺，赐额大云光明寺。该教多在长安、洛阳及西域商人中流行。唐人亦称其教徒为摩尼”。《旧唐书·回纥传》：“五月，迴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於鸿臚寺安置。”
通过以上文献记载的时间和安子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当时同谷郡治地就在泥功山。安子白马洞作为当地较早的宗教场所，往来与西域和长安的波斯商人途径于此，以最中和的方式，冠汉传佛教唵部临和唵齿临为首，以明教“唵 摩 尼 逹 理 吽 □（㗶） 吒”为身，在白马人和古仇池国宗教场所，留下了这一历史印记。
在洞门右侧崖壁底部，凿制一磨一窝。小磨仅留底托，直径24厘米，厚10厘米。石窝直径12厘米，深12厘米。在中间约10公分的弧形平面处，刻有“嘉泰二年六月初一日\石匠苟智开施”，竖式，从左至右为句，楷书，字径0.2厘米，字口较浅。（见图10）
图10嘉泰二年（1202年）题刻“嘉泰二年”题刻，字迹肉丰骨劲，跌宕自然，汪洋浩荡，古槎怪石，有东坡居士之意趣。题刻的动意，选址、字形等，有受“唵部临”咒语题刻影响之嫌，故使二者字形意趣有些相似。但是，从时代风尚分析，南宋崇尚道教，成州境内多道教碑刻，如成县五仙洞就有南宋开禧元年 （公元1205年），宣教郎通判成州军州事赵希渊撰书的《五仙洞碑记》和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参政郑昭先，右丞相史弥远奉敕《浮泽庙牒额碑》，内容皆为道家仙语，如“五仙山龙洞，灵光瑞露，示现非常，实列仙之居，神仙之宅也。”等，而很少发现汉传佛教和波斯教混合类题刻。嘉泰二年题刻可能是南宋吴曦设防金兵或为当地大户人家苟智开躲避战乱时凿刻。
以白马命名的山洞、庙宇、寺院多集中于西汉水和下辨水流域，唯安子白马洞却将历史定格在了汉末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土和唐末波斯教进入中原及南宋抗金防守的历史片段中，而二郎崖背的白马庙护法神壁画，却沿袭古氐人的神采风貌，衽衣高冠，长褐宽袖，豪猪皮靴等装饰，具有鲜明的氐羌民族特色。与天水麦积山78窟供养人所着服饰较为相近。（见图11）
图11 二郎崖背白马庙壁画古径
近些年来，围绕杜甫在陇右行纪诗中的具体路线和场景地，已故当代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教授率领的山东大学《杜甫全集》课题组，兰州大学教授林家英率领的兰大考察团和天水师范学院教授聂大受率领的“天水杜甫研究会”等先后对杜甫陇右行迹特别是西和成县交界地带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兰州市委党校张希仁先生从2008年至2013年，多次对西和六巷和成县二郎乡之间的相关地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撰有《杜甫陇右诗<积草岭>今地考》一文，张先生认为，当年属于同谷郡，现属西和下六巷的焦山梁为杜甫诗中的“积草岭”，杜甫从“石峡，经焦山梁、下巷、二垭子、曹阴、谭河、张家场、泥功山垭豁、荒草沟、店子村、陈院、到同谷，是最合理的线路，杜甫走此路的可能性很大” 对于张希仁先生认定的这段路线中的下巷、二垭子、曹阴、谭河、张家场、泥功山路径，笔者从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先后十余次实地踏勘和走访，并将范围拓展至成县抛沙、沙坝、陈院、王磨、二郎、西和六巷、卢河歇台、草关等地走访后发现，从西和六巷至二郎安子、严河、泥功山（或经大烂泥沟）、武坝、店子村的道路是条古径，路段处于浅山缓坡地带，无高山峡谷、悬崖峭壁、路基宽大，径直便捷，牛车马匹通行无碍，途中多村落借给方便，路程约15千米，轻装用时约五小时。（见图12）这条路径既是连接六巷戍、威武径、黑谷径和黄渚关的军事传刍之道，又是自古以来的商旅通道。杜甫当年拖家带口肯定乘车骑马，沿古道捷径而行符合常规。另据《方舆胜览·卷七十·同庆府》：“飞龙峡，在仇池山下。氐杨者飞龙据仇池，因得名。其东乃杜甫天宝避难居此。有龙湾、虎穴。”这里的“仇池”依然是泛化之名，实为泥功山下的安子（杨家崖），飞龙寺、飞龙峡，龙床沟、虎头堡等地名与上述记载完全相符。
图12 二郎武坝大烂泥沟古迳除了这条东西向传刍之道外，沿“下辨水”形成的“下辨道”，早已是南北之要道。《南齐书·卷五十九·陕西八》载：（成县）“……南河，一名下辨水，出县西南（北）青渠堡，会东河入于龙峡。”这里的“出县西南”肯定有误，成县南河出具“西北”亘古未变。沿下辨水形成的“下辨道”既是政区名也是道路名。下辨水出县西南（北）青渠堡，是指以流经长、水量大的西和六巷杜台村青明沟和安子古堡为水源之名。
从东汉建宁四年（171年）《西狭颂》和建宁五年（172）《郙阁颂》二碑可知，陇蜀古道的“沮道”（今成县飞龙峡至陕西略阳的青泥河谷）是当时官方修建的通蜀要津。其上游的下辨水河谷是西和至成县的一条便捷古道。“下辨道”作为道路名史无明确记载，但它是祁山道连接沮道的便捷古道。从今西和卢河镇草关、晒经、六巷三迳经泥功山至下辨县（今成县抛沙）约40千米。
“雍际春先生对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战国时期木板地图研究后发现，在秦汉时期存在着一条经由天水南下顺西汉水而至武都的军事交通路线并且应用的事实……”南北朝分割时期，因对立的政治、军事形势，使沟通南北的主要交通要道往往中断或被阻塞，仇池杨氐政权以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独占这些陇蜀要道为优势与南北各割据政权纵横捭阖数百年。
敦煌文献p.3718《张清通写真赞并序》记载，敦煌归义军在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后，为保持与行在蜀都的唐僖宗联系，历尽千险从河西走廊经陇蜀古道到达蜀都的历史记载和《新唐书·黄巢传》载，唐僖宗行在朝廷为防止占据关中的黄巢军攻占陇蜀，任命宰相王铎为都统，领各路藩镇和中央禁军，抵抗黄巢军，“（设）置关（戍）于沮水、七盘、三溪、木皮岭”。
笔者在寻找这段古道遗迹时，巧遇成县抛沙镇磨坝峡村82岁张映老先生，他讲：南河早称“天河”，北分三泾通西和六巷、草关、晒经，因路捷道直前人多走此道。1972年开通成西公路后，此道荒废。具体路线是从峡口至龙门山下的郭河口分西北、东北二径。西北迳经三叉河、沿河、七盘河、下河、曹河（此处又分东北道经谭河、严河、大河、崖背、严家河、西和歇台、草关）小河（安子飞龙峡）至西和六巷。东北迳经武家河、香水洞、黄河、张河坝、店子村、二郎、烂泥沟门、赵坝、鞍山至西和晒经，在郭河和七盘河有栈道遗迹。
图13 成县陈院七盘河桥阁栈道遗迹按照张映老先生所说路径，笔者在七盘河河谷东西两岸宽阔处发现多处石砌路基，高约80厘米，宽约3米。并在两岸狭窄地段找到栈道遗迹两处，疑似桥阁基石的方栈孔6处，边长30厘米，深22厘米，圆孔大小4个，直径20至16厘米不等，深15至22厘米之间，间隔约3米。疑似栈道遗迹八处，均为圆形栈孔，口径27.5厘米，深7厘米的栈孔6个，口径7厘米，深6厘米的栈孔2个。（见图13）在二郎崖背村二梁子发现古人凿掘的古道台阶，宽20厘米，长45厘米，（见图14）在罗家沟发现无法识读的古碑一通（另文记述）和古堡遗迹等。北行至西和六巷郭坝村人头山、杜台清明沟地段，此段地势开阔，山岭平缓，（见图15）。至卢河歇台，该村潮水寺有碑刻三通，一通严重残损无字可读。《重建潮水寺碑记》载：“据清光绪五年（1875年）立《重修潮水寺碑誌》载曰：潮水寺者，始建于宋，庙居峡口，名曰木竹寺，迁居歇台始于明。清雍正记曰谷有寺，嘉庆年间县令张公名秩，因潮水被命名潮水寺……”另有半截残碑高45厘米，宽60厘米，凡16行，120字，字径3厘米，楷书。（见图16）可识字句为：“碑誌/至武蜀者沓来诚邑/衝山崩移势换形既有/民意欲修补奈数载欠收/肃華洋賑災會會長陈賀義/處道路易崎嶇為周行即沿/躬矣况/死生愷惻為懐所周者皆係/均屬要道公民等感激功德/古是為叙/齊氏田居義撰文並書丹/席義武生叚續珎£/陳見明安朝奇/劉文炳周彦鐡筆陳永明/周玉隐陳守貞/貦節後三日。”
图14 成县二郎崖背二梁子古径
图15 西和六巷郭坝人头山古迳
图16 西和歇台民国时赈修甘陕公路残碑从“至武蜀者沓来”之句可知，这里是通往武都和蜀地的古道。碑中相关人员信息史无记载，但“华洋赈灾会”有短史记载。黄家杨撰写的《华洋义赈会：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慈善组织》载：“该组织是民国时期，众多民间慈善社团中， 救灾成效最大、救灾经验最成熟，对后世最具借鉴意义的慈善组织。1906成立到1935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下属会员，有十余个之多，包括山东、河南、湖北、陕西、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1928年西北旱灾，华洋义赈会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在关中修筑了包括西兰公路（沟通陕西、甘肃两省省会）在内的多条公路。原来自西安至兰州，交通十分不便，单程需18天，公路建成后，只需要3天。”从这方残碑和相关记载可知，至民国时此道依然为川陕之要津。
结束语
甘肃成县二郎境内新发现遗迹，通过文献与遗迹两相佐证可知，泥功山、安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仇池古国控扼的重要要砦，“下辨道”作为政区名又是道路名，是祁山道连接沮道的主要通道，唐代宗大历年间波斯商人和唐肃宗乾元年间杜甫陇右行及唐末黄巢农民起义敦煌归义军往来蜀地均途经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