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越边境做红木生意的商人

　　大清早，挂着越南车牌的大型运输车队运载着半成品的红木家具从中越边境1091号界碑旁的国门鱼贯而入。

　　广西南部边陲的凭祥市，与越南交界，边境线长达97公里。这里是中国通往东南亚最便捷的陆路通道。而浦寨距离凭祥市区15公里，是中越边境线上最大的边民互市点，与越南的文朗县仅一山之隔。

　　浦寨的红木交易以半成品为主。一位正在卸货的老板说，这批货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从越南人家里收过来再略微翻新一下，转到内地后销路都很好。“红木沙发用不坏，能用几辈人，越用越值钱。”

　　1992年，凭祥市成为沿边对外开放城市后，商人吴星强看准了这里的优势——“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都相对特殊，越南的法律、政策也很不健全。”不过，刚开始买卖的不是木头。直到2003年，他才真正开始转卖红木家具。“慢慢就开始飞涨。1万多元进的货，出手时能卖十几万元。”

　　吴星强眼中的“浦寨优势”的确不假。这座2平方公里的昔日山村，现在看起来更像一座市场。在这里，边民可以自由出入、自由交易，货物“进境不进关、出关还未出境”。从越南进入浦寨的货物在交易成功后才报关，与越南交易的货物也必须在中国报关后才能进入这个市场。

　　南山 让卖价再飞一会儿

　　凭祥的家具市场分为两大片，浦寨是一片，市内的南山红木市场是另一片，但半成品是不允许在浦寨之外销售的。从浦寨到南山，见证了从红木到家具，从半成品到精品的蜕变，也浓缩了一群商人的发财故事。

　　之前，大多数商人都从越南人手里买回半成品，运到浦寨，组装好直接销售。南山市场形成后，一些有实力的店主在凭祥本地开厂，把买回的半成品再进行烘干、打磨、雕花、油漆，进行精加工。

　　凭祥红木商会会长王宝田10年前带着几万块钱从浙江老家来凭祥淘金，数千元就能在越南当地订做一套家具。与现如今相比，当时的红木价格低得令人咂舌，当时黄花梨和红酸枝，每吨都在几千块钱左右，王宝田的生意经是按照义乌小百货的思路，“争取资金快一点回来，再继续往里投。”

　　在凭祥，如今生意做得好的商人说起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低迷，个个表现得云淡风轻。南山红木家具市场里，每家店铺动辄都有几百甚至上千平方米的展示厅，里面摆放的家具总价也在数百上千万元。“资金雄厚，有固定的客源。”越南华侨徐昌彪信手摆弄着茶具，悠闲地泡着功夫茶，“那时生意是差了一点，但到了前年，市场很快复苏。”木材的稀缺让黄花梨家具有了自称“天价”的资本。

　　徐昌彪的商店里，一套黄花梨制作成的17件套大宝鼎，标价为1.2亿元。选择花纹颜色相近的木材难、工人开料雕花的工艺耗时两年多，再加上黄花梨价格不断攀升，这套大宝鼎于是变成了店中的镇店之宝。

　　同济 潜入越南的中国商人

　　如果说南山是浦寨红木家具交易的产业链升级，另一群商人则沿着产业链追根溯源。

　　从凭祥友谊关出境到同济村，这个在中国商人口中早已成为一个模糊的统称的村落。来这里帮老板验货的小伙子杜云说，附近有七八个村在做红木，“一村一品”。符溪村、同济村擅长做如意沙发、大宝鼎，金榜村主要制作套椅，还有几个叫不上名字的村落，被中国商人直接称为工艺品村、皇宫椅村甚至是大床村。有经验的中国人来这里买货，会直接扎到村里慢慢看货。

　　此次来越南，除了订货，杜云还有一个目的是帮江苏的孟老板开厂、选木料。“当时有个越南人想把厂子顶出去，我第一时间通知了孟老板，要不然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加工厂有两百多平方米，里面还有基本的开料和雕花设备，买下来花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杜云还帮孟老板请来了一个中国的开料师傅龙哥，当然，杜云会收中介费的。

　　孟老板一般呆在江苏做生意。“我要的是越南的木材、中国的工艺，所以请中国师傅过来，指导越南工人加工。”越南人力成本低，工人工资每天只有50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工人要300元，还不算加班费。如果从越南将货物运到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价格翻个两三倍绝对没问题。

　　除了加工厂，一些人也做起了物流的生意。中越两国文字撰写的大招牌上写着从慈溪发往浦寨，甚至是国内各地的物流路线。来做生意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脑瓜灵活的杜云自己也做起了生意。他盘下了一个6层、12个房间的小旅馆，只向中国人开放。

　　“安全起见，不接待越南人。有些老板来买货，带三四十万元是经常的事。万一有个闪失，损失了声誉，这一年的生意就别做了。”

　　据《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