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因此人们对于木材的认识和使用也非常充分。完善而成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同西方以砖石为主要材料的建筑体系，双峰并峙，对世界建筑史的发展影响巨大。除去建筑构件与装饰之外，在我国木材被广泛地应用于制造生活必须的各种用具，包括容器、工具、家具、随葬器物等，并被制成宗教偶像以及美化生活的工艺品。应该说，木雕工艺涉及面甚广，但在“竹、木、牙、角”这一晚近出现的合称中，“木”雕则有着约定俗成的限定，即主要指明中晚期以来兴起的各式文房用具，和一些以珍贵木料雕成的小型陈设品、装饰品等。当然，其外延也并非判然而别，在工艺技术方面更与广义木雕中的其他部分密不可分。

　　一、木雕工艺历史简述

　　木质易朽，难以久存，因此新石器时代各遗址中虽不乏陶器、石器，甚至骨、角器出土，木雕器物却极少见，即使有所发现，也大多是外髹漆层的。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第三期曾清理出一件木碗，腹部雕为瓜棱形，圈足，内外有朱色漆。这一文化层的绝对年代距今6000~5500年，此器物为已知最早的木胎漆器。而地处晋西南“夏墟”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也发现了彩绘木器，可辨认的器形有豆、鼓、案等，可惜胎骨多已腐朽。文献中对早期漆木器也曾提及，《韩非子·十过篇》中谓虞舜之世“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就是一例，不过，那是作为奢侈行为被批判的，可见当时此类物品还颇为珍贵。

　　商代墓葬，如湖北黄破盘龙城遗址、安阳侯家庄王族大墓等，都曾发现一种“板灰”(或称“花土”)，为彩漆雕花棺、撑木板或刻纹木室壁板及仪仗残器的遗痕，其木质化为灰土，表面涂层却色泽尚好。更有代表性的是河北藁城台西村遗址出土的漆器，有盘、盒等残器，其木胎上雕花的精美程度依稀可辨，计有兽面、云雷、夔、蕉叶等多种花纹，与青铜器装饰一脉相承。而且，兽面眼部还有绿松石镶嵌，可谓开后世工艺之先河。

　　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漆木器也大多残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发掘出的木胎豆、靓、悬、壶、盘、簋等，除有雕刻的纹饰外，还有蚌泡、蚌片镶嵌，可以看做是螺锢工艺初步成熟的结果。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手工艺专书《考工记》将百工分作六类，第一类就是“攻木之工”，又分出七种：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与梓人，包括车舆、武器、建筑等多方面制造技术。从中不难想见其时木工的高度发达。可惜，这方面实物例证依然不多。我们只能从楚地墓葬中遗留的大量漆木器上略窥一斑。比较著名的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盖豆，双耳与盖钮镂雕盘龙，极为繁复。又如江陵雨台山发现的鸭形豆，造型生动；蟠蛇纹危，蛇身交叉环绕，工艺高超。而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镂雕座屏，雕刻凤、蛇等动物五十一个，精彩绝伦。从这些作品上看来，战国时期是木雕工艺发展的一个繁荣阶段，各种技法已经完备，艺术成就也达到相当的水准。

　　秦汉时期木雕工艺继续发展，漆木器出土数量更为可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盯胎西汉墓出土木刻榔室顶板七块，雕刻天文星象、人物故事、杂技百戏等，十分精美，也是少见的木雕实物资料。

　　六朝、隋、唐以后，佛教逐渐兴盛，造像成为各工艺类别中有代表性的题材，敦煌等处的石雕、彩塑如此，木雕亦复如此，文献中不乏对技艺高超的木雕工匠的记载。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载：东晋名士戴逵(？一396年)于书画、鼓琴外，还能雕刻，他为山阴(今浙江绍兴)灵宝寺雕成一丈六尺的木无量寿佛像和菩萨像，耗时三年。而唐代雕刻名匠李秀为汴梁(今河南开封)大相国寺雕刻佛殿障日九间，被称为该寺十绝之一。而我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之北仓中见到的传世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等，以螺钿镶嵌花鸟、人物等纹饰，瑰丽工巧；又有木画紫檀棋局、木画紫檀双六局、木画紫檀挟轼等品，用紫檀为地，杂嵌染色象牙、黄杨木、鹿角等，表现人物、鸟兽、花草，其情美较螺钿更胜一筹。北仓器物多为圣武天皇遗爱御玩，天平胜宝八年(756年)贡献于东大寺，有《献物帐》详载名目，其中大半来自于唐王朝，“木画”就是唐之工艺代表。

　　宋元时期木雕名家亦代不乏人。北宋僧人蕴能之妹严氏，曾以一尺长檀香木雕刻瑞莲山，并在刻有“细真珠八花毬露重网”纹的龛门中，“透刀”雕成五百罗汉，法相庄严，后被奏送真宗皇帝。得御赐“伎巧夫人”之名。而平阳(今山西临汾〕贾史虽目盲却善刻佛像，得称“待诏”。无独有偶，1963年，在襄汾小邓村发现木雕人物像，内藏题记木牌上书“大德十年三月廿一日工毕记。雕木工待诏本村邓君璋，小匠郭口”字样。可见“待诏”确是对手艺高超者的尊称。这批木像风格写实，与晋祠塑像有相似处，显是继承宋代传统而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人汪？玉曾收藏元代名士杨维桢的一对紫檀界方，上刻柯九思铭，末署“绍美制”，雕刻花鸟极精，还镶嵌汉玉昭文带，莹润古雅，它与明清文人所艳称的文房器具已十分接近。

　　明代中期以降，防着整个工艺美术的繁荣发展。木雕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江南一带工艺传统较为深厚的地区尤为明显。这个阶段非常重视材料本身的质地和美感，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红木等珍稀而质优的硬木，受到特别的青睐；雕刻技术达到空前的高度，不仅圆雕、镂雕、浮雕等技术灵活地结合使用，而且贴金、彩绘等装饰手段，也获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从漆器工艺中引入的“百宝嵌”，将金银、宝石、螺钿、象牙、珊瑚，蜜蜡等材料雕成山水、人物、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木器之上，大到屏风、桌椅、窗福、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彩陆离，精美富丽，在乾隆时期的宫廷造作中达到顶峰。很多地区还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木雕流派。对木根、瘿瘤等材料的创造性利用，则开拓了人们的审美视野。

　　当时的名匠大多一专多能，能治木雕者也不例外。如高濂推崇的“鲍天成、朱小松、王百户、泉浒崖、袁友竹、朱龙川、方古林辈，皆能雕琢犀、象、香料、紫檀图匣、香盒、扇坠，簪钮之类，种种奇巧，迥迈前人”。金陵竹刻名家濮仲谦“亦磨紫檀、乌术、象牙”。嘉兴巧匠严望云擅长木雕，曾为大收藏家项元汴的“天籁阁”制作香几、小盒等，但传世作品却为竹雕碧筒杯。北京良工贺四寓居乌镇(今属浙江)，为王姓者制紫檀、花梨、乌木、象齿、犀角卮、、盂婴等。木雕与竹刻、牙雕、犀角雕等工艺类别间有相通之处，联系紧密，互相影响，这也是它们得以并称的原因之一。这种现象到清代依然存在，如嘉定竹人吴之璠也曾雕刻黄杨木东山报捷图笔筒，并得到乾隆皇帝的推崇。

　　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文人士大夫亲身参与木雕工艺制作，为提升其地位与艺术品位做出了实绩。沈梅冈因触怒权相严嵩，被关押18年之久，狱中读书余暇。自磨片铁，雕刻香楠为文具，共有大匣三、小匣七、壁锁二。松江孙克弘，精书画，能用金银丝在紫檀笔筒、界方、香盘、砚匣及乌铜铁器上。嵌出香草边，中有八分小篆铭赞，极为工致，人称“宋嵌”；又创造紫檀仿古“三雅杯”形式，也以“银丝填嵌汉篆字”。

　　清代宫中自内务府造办处于康熙朝建立之后。作坊数目虽几经损益，但木作始终存在。乾隆时期还专设广木作，多成做为器物配制术座的活计，所用以紫檀等珍贵木料为主，足见宫廷造作的气派。而地方上则不同地或的不同木雕风格日趋完善，异彩纷呈。

　　一、明清时期木雕工艺简述

　　明清时期，经过传统的积淀，木雕工艺达到了一个繁盛期。很多地区通过就地取材的办法，以本地区环境、生活习惯为依归。发展出各不相同的木雕工艺。形成了浙江东阳木雕、广东潮州木雕、福建福州木雕、安徽徽州木雕等风格殊异，自成系统的木雕流派；名家辈出，佳作纷呈，许多品种驰誉海内外。

　　1、东阳木雕

　　东阳地区盛产樟木等适于雕刻的术材。其木雕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现存最早的东阳木雕实物，是建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年)的南寺塔倒塌后发现的建筑残件罗汉像。以及另4尊北宋时期的善财童子像。到了明代，代表东阳木雕杰出成就的建筑群——“肃雍堂”建成并保存至今。清代，特别是乾隆、嘉庆时期，东阳木雕非常盛行，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最多时营业艺人达千余。浙江各地有名的建筑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有的分布到上海、杭州、青岛、广东等地，技艺高超者很多，故曾评选“木雕皇帝”、“木雕状元”等，一时传为美谈。

　　东阳木雕工艺集中表现于各种建筑装饰上，同时也制作樟木箱、橱、屏风等陈设及生活用具。其技法都是通过长期实践针对不同形制和题材逐渐形成的，有圆雕、多层高(深〕浮雕、浅浮雕、镂雕、彩木拼镶等种类。最突出的风格特点是注重木材天然的色泽与纹理，强调刀工，精于磨制；较少应用贴金、髹漆等附加装饰手段，与潮州等地木雕构成鲜明对比

　　东阳木雕除本县外。还有永康与缙云两个分支，它们风格相若，共同构成东阳木雕的大系统。

　　2、潮州木雕

　　潮州木雕狭义指广东潮州地区木雕。广义上讲还应包括明清时潮州府所辖潮安、潮阳、普宁、饶平、汕头、惠来、海丰、陆丰、梅县，以及一阅南等地的木雕工艺。其历史可上溯至唐宋，据说今在潮州开元寺内的一些建筑构件，就是那时流传下来的孑遗。明清是潮州木

　　雕的成熟期，“金漆木雕，(或称“余木雕”)成为其标志性产品。所谓金漆木雕。实际上是在木雕作品表面贴以金箔，但要用特殊配方的漆料作底子粘和，其装饰效果突出，而且有防潮、防腐蚀的作用。常用木材有樟木、杉木等，主要技法为圆雕，浮雕、镂雕、阴刻等，以制作建筑饰件及挂屏、围屏、山子等陈设器物等为主；圆雕神佛、禽鸟、鱼虾等也占一定比例。雕刻注意柔和阴阳凹凸变化，巧妙利用反光造成视错觉，立体感很强。镂雕最具特点；经常刻画相互穿插交错的景物多达五至七层，甚至十余层，虚实相生。富于变化。

　　3、福州木雕

　　福州木雕早期为庙宇装饰与神像雕刻，后来发展出建筑饰件、神龛、家具等品类。明末清初时连江县艺人孔谋，利用老树根部的天然形态，特别是疤痕的凹凸纹理，进行剪，。随形施艺，制成人物禽兽等，风格古拙，对后世影响甚大。

　　福州木雕使用最为普遍的是一种龙眼木。这种木材产于闽南，其果即桂圆，其木质地稍脆，纹理细腻，色枯红。树干与根部姿态万状，高明的艺人发挥想象。可以表现各种生动异常的神仙、武士，渔翁、仕女及龙、虎，仙鹤等人物、动物题材。由于擅用天然疤痕来取得

　　出人意料的装饰效果，因此有人将这种木雕称作“天然疤根雕”。福州木雕追求斧痕凿韵。同时注重器物的色泽与光润，有时染成古朴的棕褐色，并罩生漆，还有的要用蜂蜡或川蜡再次擦拭。某些动物雕刻，最后要安装玻璃制眼珠和骨雕牙齿，可谓精益求精。

　　清代福州木雕演化为三个主要派别：一为象园派，以象园乡柯氏为主，多黄杨木和树根雕刻，擅长表现各种草虫花卉和活动物品，如龙舟、水车等一为大坂派，开创者为大坂乡人陈良礼，多染色龙眼木雕，擅长神仙佛像和人物、动物题材；一为雁塔派，多雕刻漆器上的装饰嵌件和各种图案花纹。

　　4、徽州木雕

　　徽州于明清时期所辖包括今天安徽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黔县，及江西婺源等地。新安江流经此处，古来即人文荟萃。徽州木雕并不特别看重材料的珍贵，而多选取松、杉、樟、楠、白果等当地出产的木材，但讲究灵活使用阴刻、透雕、浮雕、圆雕技法。雕刻建

　　筑、家具装饰，注重表现大面积的纹饰画面，内容以男耕女织、渔樵耕读等现实题材。与竹林七贤、太白醉酒、苏武牧羊等有文化气息的历史题材，以及三国、西厢故事等文学题材并重，构图繁复。感染力极强。今存有“徽州木雕第一楼”美誉的“志诚堂”，是道光时期的建筑，集中体现了徽州木雕的风格。

　　除去前述几种地方木雕风格。还有广东广州木雕、浙江宁波木雕、云南剑川木雕、鄂南木雕等，都自成一格。称誉一方。

　　三、木雕材料

　　木雕的主要材料有紫檀木、黄杨木、沉香木、瘿木等。紫檀俗称“青龙木”。为常绿亚乔木，属豆科，约有十五种，主要产于东南亚的热带地区，如南洋群岛、柬埔寨、越南及泰国等地，我国云南、广西、海南等地也有生长。今天一般公认的紫檀，仅指檀香紫檀，也就是“小叶檀”；不过，古代的“紫檀”之名似乎没有这样严格，有的学者通过鉴别传世的明清时期所谓“紫檀”器物，发现其中包含不止一个树种，有可能在当时一部分特征极为相似的品类也可以被当作“紫檀”来使用。紫擅生长极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所以是非常名贵的木料。而且其质地在各种硬木中最为坚实缜密，质量最重，色泽多呈紫黑，纹理纤细变幻，有的黝黑如漆，沉静古穆，远招其他木材。在晋崔豹《古今注》中已记载紫檀。此后我国对紫擅的认识和使用没有间断过，至明代达到鼎盛，清代宫廷也较多使用紫檀来制作家具、陈设品、文房用具等。紫檀雕刻一般比较重视刀功和磨工，以突出材质本身的纹理为尚，有些作品于局部镶嵌玉石、象牙等同样珍贵的材料，在颜色、肌理等方面构成鲜明的对比。

　　黄杨木是一种常绿小灌木，多生长在山地和多石的地方，生长极为缓慢。《本草纲目》称：“黄杨性难长，俗说岁长一寸，遇闰则退”，所以有“干年黄杨”之说。其木质软硬适中，坚韧而不失细腻。肌理如人的皮肤，色泽淡黄近似象牙，经历年月，为人手摩挲，色转深沉，表而会更为光润。黄杨木雕因材质之故，多圆雕小件人物、花鸟陈设，及笔筒、臂搁、水丞等文房器具。因其质地适宜精雕细镂。故而成品普遍工艺水平较高，格调清雅细腻。其产地主要分布在浙江乐清、温州、黄岩、上海和福建福州等地。

　　沉香木因‘沉香”而名。实际上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所谓沉香本身并非木材，而是瑞香科沉香属植物。经特殊过程“结”出的混合了树脂和木质成分的固态凝聚物；沉香木则是指能够形成沉香的树种，其范围包括马来沉香树、莞香树等，质地比较疏松。我国古代对沉香的认识极早，成书于东晋时期的《南方草木状》中已经准确描述了沉香与香树。而自古以来它就是最高档的香料，上层阶级对之趋之若鹜，这使得原本在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海南等省有分布的香树资源供不应求，故从唐宋时代开始从东南亚地区的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印度等产地输入的沉香，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进口商品之一。由于沉香的特殊地位，使得沉香木也成了名贵的木料品种。是制作工艺品的上乘材料。就明清时期的传世作品来看，沉香木制品以各类文房器具，如笔筒、臂搁、如意、山子等为主，也有杯、盘之属，还有各种佩饰，特别是手串、数珠等品种。其技法以圆雕、浮雕等为主，有些器物表面纹饰使用拼接镶粘的手段。木色深沉，风格粗犷而古朴，与犀角制品有相似的装饰效果。明代末期苏州工匠江春波是个中翘楚。

　　瘿木不是一个单独的树种，而是指树木的瘤结。各种树木都会生瘤，但最常用的瘿木种类是楠木瘿、桦木瘿、黄花梨瘿、龙眼木瘿等。由于剖开后可见绞曲旋转的细密纹理，非人力可得，在我国古代极受文人雅士推崇。大约在三国时文献中已开始重视这种材质。而明人谢肇？《五杂组》说得最明白：“木之有瘿，乃木之病也。而后人乃取其瘿瘤？？者，截以为器。盖有瘿而后有旋文，磨而光之，亦自可观。”瘿木多被制成洒杯、瓶、尊、枕具等各种生活和陈设器物。甚至拼组成家具。

　　此外，花梨木、鸡翅木、红木等都是制作家具的上好材料，偶尔也被用来雕刻盒、匣及文房器具。

　　四、果核与椰壳雕工艺

　　果核雕是以橄榄核、桃核、梅核、樱桃核、核桃壳等为材料，雕刻佩饰、挂坠、念珠等小件玩赏品的工艺，属于立体微雕范畴。在明清之际，由于社会思潮的变迁，许多文人学士开始关注工艺美术领域；他们特别推崇高超的技巧。所以核雕受到重视，风行一时，对于核雕与核雕工匠的记载不断出现。

　　夏白眼，能在乌揽核上雕刻十六个儿童或子母九螭、荷花鹭鸶等，只有半粒米大小，却都神态必肖，得到明宣宗的赞赏，有二百年中只此一人之誉。”王毅，字叔远，万历、天启年间虞山(今常熟)人，因魏学洢《核舟记》而广为人知。以赤壁图为题材的核舟影响很大，明末江苏无锡人邱山、清初苏州人金老等也都以此擅名一时。

　　乾隆时吴(今苏州)人杜士元所制核舟，窗帘、桅杆、帆、篷、槽、舵等都能触动，人物须发俱完，连茶杯、托盘都毫匣不爽，人称神技，每件作品值银五十两。乾隆皇帝曾三次召其入宫，赏赐甚厚。根据目前所知，制作核舟的匠人土要出自吴中一带，高士奇曾记：“吴人以橄榄核为船，诸物俱备，且极工巧”。其他地方则比较少见。直到清晚期，广东因出口需要，核舟也曾风行一时，并达到雕刻双层画舫，上有十六个可以开阖的门窗，五十八个不同人物的程度。

　　椰壳雕是木雕中特殊的品类，受材质产地限制，主要为海南等地的地方工艺，已有三百余年历史。椰壳制品表面呈黑褐色，光晕内敛，有些还有暗黄褐色纹理，装饰效果颇为独特。早期以制作日常生活用品，如碗、盘、杯、盒等为主；清代作为地方贡品贡入宫中后，逐渐精致化，出现了酒具、茶具、文房用具、陈设器物等新器形；装饰宫廷中喜闻乐见的花卉、龙凤及其他带有吉祥寓意的纹样。有的还镌刻诗句，镶配银，锡等金属内胆，工艺与审美格调都有飞跃。

　　以上两种材质本非一般木材，但以其发展历程、工艺特点、产品性质等原因，也约定俗成地归入木雕类别中，故而本文在此一并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