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会刊1991年冬季刊

　　文/Sarah Handler   翻译/岳梦琳   编辑/陈盛娥

　　译者名片

　　岳梦琳（Monika YUE），23岁获得巴黎高等工商管理学院艺术品管理MBA学位，24岁在巴黎建立自己的工作室，从事古董拍卖顾问、艺术品收藏咨询、艺术策展等工作。25岁至今担任法国华裔青年收藏家协会会长。

　　比西方的沙发床更为慧心巧思的中式榻，在白天可作为沙发，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床。西方的沙发床需要折叠展开，而中国的榻几乎无需变动就可以在坐具、卧具之间自由转换，能够同时满足就坐和就寝的多功能的榻是中国最古老的家具之一。而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榻也有不同构造的演变，如短榻、罗汉床、架子床、跋步床、炕等。

图1 山东安丘出土汉代石版画，1982年，《文物》

　　罗汉床三面有围子，这是它与其他床榻之间的区别。榻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公元前202年 ~公元 220年），但当时它只作为坐具被使用。在一些古代陵墓出土的石版画中会出现一些低台面、两侧有高围子的小榻，其中一件在山东安丘出土，描绘陵墓的主人——某位将军坐在榻上倚着扶手，武器安设于他身后的架子上，显示出尊贵的身份地位（图1）。根据东汉末年（公元25年~220年）、三国初年（公元221年~265年）刘熙编写的训解词义《释名》记载，只宜供一人休憩的低矮家具被称为“榻”。它可以在宴会中用于接待友人，但不及床那样放于卧室睡眠。费正清《汉到唐代壁画》中，描述的长榻则有较短的华盖，而安丘石版画中的小榻为拱肩直腿的做法，曲线拱肩。这两种构造与如今的家具有很大差别，它们原型都来自于商代时期（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且用于温祭酒的盉斝的器脚设计。

图2 山西大同司马金龙陵墓出土的榻细节

　　公元484年在山西大同司马金龙的墓中出土的木制屏风上，一位古代儒家的贤淑妇女就坐在三面高围栏的榻上（图2），每面围栏由木条围边内嵌十字板，束腰施雕饰，华美疏透，兼而有之。

　　而后由于椅子在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流行，成为招待宾客的尊坐，而沙发椅便逐渐演变成了床榻。在一幅临摹五代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罕见的一件三围屏式罗汉床（图3），黑漆髹饰，三面有雕花高围栏，坐面低，出柱头，并有绘画装饰，榻前放了三张方桌用于放置酒杯和食物。这种造型只出现在那段时期，而它的来源是佛教石窟寺的U型底座。后世基本见不到了，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件从矮型坐具向高型坐具过渡时期的例证。

图3 五代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罕见的一件三围屏式罗汉床 图4 韩熙载坐于椅榻之上，曲线边缘的低围栏避免了前者过于僵硬呆板直线设计

　　再看另一幅图画中，韩熙载坐于椅榻之上（图4），曲线边缘的低围栏避免了前者过于僵硬呆板直线设计，使宾客更易轻松自如的入座。这两种设计的造型和比例都旨在供人或正坐或斜倚，但不能躺卧。

图5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辽墓中出土的辽代（916-1125）全尺米。《考古》1979年04期

　　在宋、金、辽时期曾出现有云头腿脚的榻，根据它的尺寸判断，它既可以供人白天就坐，也可以供人夜晚就寝。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就曾在辽墓中出土过辽代（916年~1125年）的全尺寸木制床榻（图5）。顶部三面围栏皆为结实的攒接透空围子，前腿和束腰有雕花或绘饰，但并无下嵌底座。这类床榻我们很容易辨别其是用零件拼成的，因为它缺少真正的腿足。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描述，在云头脚之间有内嵌八个漆红的桃形点缀，它显然是派生自唐代（公元618年~907年）箱形结构的站台的装饰开口。

　　上世纪70年代初，山西大同市出土了金代（1190年）阎德源墓，墓中出土了各类随葬品90余件，仅木器即达20件之多，其中的床榻模型（图6）后背及两侧高度相同，榻面内嵌装长条榻板。

图6 山西大同市出土了金代阎德源墓，墓中出土了床榻模型

　　辽代和金代的这两件床榻，榻面与腿足都是相互独立的，没有整体统一的设计。上段各部分的连接均采用直角和直线条，看起来有些呆板，只有在支杆顶部的束槽内和辽榻角柱顶端出现了曲线，云头脚优美的曲线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云头脚在宋代（960年~1279年）风靡一时，但在此之后由于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而渐渐被弃用。我们在现在留存的家具中无法找到它，但它偶尔会出现在绘画或木雕上，为研究我国木质家具的形制、工艺水平和家具的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图7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豳风。七月》南宋 十三世纪 纸质手轴 高29.7厘米 长1371.6厘米。大都会博物馆 John M.Crawford（顾洛阜）收藏 1982年迪隆基金会捐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了一幅13世纪中国水墨画，它呈现《诗经》中的《诗经·国风·豳风》这首诗歌中不同季节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图7）。在描绘“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句诗时，描画了一个安然入睡的男子躺在一张床榻上，榻下有只跳跃的蟋蟀。此榻为三屏风式，围栏较高，束腰间饰有云头花纹。

图8 元代版画插图《事林广记》（第四卷·耕织）中，人们坐于床榻上。

　　在元代（1279年~1368年）版画插图的民生百科全书《事林广记》（第四卷·耕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元人在床榻上单足盘座时随便而舒适的坐姿（图8）。此榻为三屏风式攒接围子，靠背板绘有“卍”字图案。它的创新之处在于，侧栏相比背部变得更加低矮和轻薄。不稳定的云头脚也被四根粗大方腿所取代，改桌子的直帐为罗锅帐，以加强固定性。另有长脚凳，则保留了云头脚的式样。同时，由于没有与其他构件和谐得融为一体，因而也出现了类似的僵硬和缺乏统一性的问题。

图9 明太祖的第十个儿子鲁王朱檀的陵墓中出土的“五屏风式罗汉床”模型

　　只有在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这个古典家具的黄金发展时期，椅榻才得以被完善。这样的完美设计我们在最早可推移到1389年，我们在明太祖的第十个儿子鲁王朱檀的陵墓中出土的文物中就可以找到（如图9）。这座陵墓在艺术史学学术界非常有名，因为从中出土了一件元初著名画家钱选（公元1239年~1299年）罕见的莲花题材作品。

　　朱檀的陵墓中出土的椅榻攒框围子，背部由三块屏风组成，中间高，两旁低。每块屏风由七块对称排列的木板组成。侧边比背部稍微低一些，为“一木连做”。工匠们在使背部与整体结构和谐统一上花尽心思。比如，正面围子与侧面围子边缘对齐。每块镶板都有丰润的倭角，使人的视线转移至腿足之间。这种装饰最早出现可以追溯到南宋（公元1127年~1279年），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馆藏的南宋画家苏汉臣（公元1124年~1163年）设色绢本团扇画《妆靓仕女图》中可以找到。

　　随着时间推移，低矮的脚凳演变为与椅榻相同的长度。而榻上都围有木制框架，它的作用是悬挂幕帘，保护晚上就寝的隐蔽性。这种构造类似汉朝时礼仪所用的框架。

　　明末物质文化鉴赏家文震亨（公元1585年~1645年）在他的《长物志》的杂论中写道：

　　更有元制榻，长一丈五尺，阔二尺余，上无屏者，盖古人连床夜卧，以足抵足，其制亦古，然今却不适用。

　　文震亨把这样的家具称为“榻”，这是明朝时期常用的叫法。而王世襄把它叫做“罗汉床”是后来的工匠们的叫法。在养生专著《遵生八笺》1951年的序言中高濂提到过三面有屏的竹榻，但其没有冠层床的天蓬。明代屠隆（公元1542年~1593年）在文房清玩杂论《考槃馀事》中曾描述过短榻：

　　三边有立柱，背部稍高于两侧边。

　　这种背部稍高的风格是在古代存留下来的家具中最常见的式样，这样的比例的确更为协调优美。

　　1609年在明朝的“天”、“地”、“人”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中，王圻曾描述过这样的一件榻：

　　蝶形圆角，背部为有绘饰的竹木，软垫座，低矮的马蹄形脚。

图10 明代的文人画常出现人物隐蔽在花园中闲坐于榻上的情景

　　可见，明代的文人画常出现人物隐蔽在花园中闲坐于榻上的情景（图10），值得一再研究。

　　著名的清代中国画技法图谱《芥子园画传》（王概）中就有呈现一件配有脚凳的榻。这些文献中列举的皆三面有围子，而在1436年（明英宗正统元年）出刊的《新编对相四言》中描述的一件类似家具，三面有围子，一面开口，上边缘有装饰，背部由中间高两边低的三块木板拼成。1967年傅路德在位此书作序时改称其为“床”。（未完待续）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