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看历史》

　　2012年初春，云贵高原的清晨还透着凉意，云南省剑川县桃源村白族小伙段文青与父亲段学军起了个大早，跨上摩托车驶向10多里外的狮河村。段家的新宅快完工了，按照白族习俗，堂屋要用六扇格子门，狮河村是远近闻名的“木雕之乡”，连邻县的乡民都常慕名前来订购格子门。

　　大约半小时后，狮河村到了。父子俩走进一家店铺，迎面飘来木料的清香，墙角、窗台、花台上倚着一块块雕花板，段学军随手拿起一块，放在手里打量：梅树枝繁叶茂，枝条苍劲古朴，点点梅花点缀在枝头。

　　格子门，也称格扇，日本唤作格子户，一般由格眼、腰串与障水板三部分构成，是古代庙宇、会馆、宫殿、民居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木门。格子门如今在都市中已鲜见，而剑川的白族人家，房屋大多为“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一正两耳”的布局，所谓“三坊一照壁”，即正房两山都有“漏阁”，两侧建有耳房，迎面打堵别具民族风格的一高两低的照壁。无论哪种布局，堂屋往往选用六扇格子门，一来采光充分，二来美观大方，这个古老的传统一直传承至今。

　　上午八点，阳光洒满了狮河村村口那片空坝子，锯木机鼓噪的声响把这个村庄从睡梦中唤醒，狮河村的男人、女人，纷纷搬出自家的板凳、行头，拿出全套的雕刀，从街头到巷尾，满目都是埋头做活的木匠。狮河村位于剑川坝子东南端，下辖上河、下河、官登三个自然村，人口约2800人，从事木雕的就有1700人，人说狮河“家家户户做木雕，老老少少齐动手”，大概就是眼前这场景了。

　　段文青跟父亲在村里打听格子门的行情。六扇手工雕刻的格子门价格在5000元上下，机器雕的3000元，相差的2000元可是段文青在昆明一个月的工钱了。机器雕的格子门，线条生硬，工艺粗糙，而段学军家祖传的“梅兰竹菊”格子门，是祖辈重金延请木匠，足足雕了三个月才完工的，单说“牡丹”那扇门，牡丹含苞待放，喜鹊在枝头喳闹，哪里是木雕，分明就是一幅花鸟画。

　　父子二人最终还是订购了一套手工格子门。至于原因，段学军这样说：“在剑川，格子门的好坏，往往是一户人家富庶与否的标志。我们宁愿平时省吃俭用，也要把格子门张罗得漂漂亮亮的，那是白族人代代相传的纽带。”

　　一场战争带来的古老手艺

　　大清早的上门生意，令木匠罗照华很是高兴，段学军离开后，他转身回屋泡了壶普洱茶，开始了一天的活路。罗照华18岁学徒，现年37岁的他已经在这个行当摸爬滚打20个年头了。今天，他雕的是块格子门格眼，比起“春夏秋冬”、“梅兰竹菊”等图案，格眼其实是格子门最传统的样式，宋人李诚的《营造法式》卷七《小木作制度二·格子门》收录了八种格子门样式，便全部为格眼。

　　从《营造法式》与剑川格子门的关系，似乎不难看出剑川木雕与中原文化的某种关联。罗照华告诉我，他刚当学徒的时候，师傅讲过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剑川有个木匠叫阿生，和徒弟应召入宫建造“揽月楼”，路上遇到一个白发老者沿街乞讨，阿生把身上的银子全部给了老者，老者接过钱后突然消失了，半空中传来浑如洪钟的声音：“我是木匠祖师鲁班，剑川木匠品性好，我把《木经》传授给你们，并封剑川为‘木雕之乡’。”话音刚落，空中落下一把木尺，上书“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八个金字。从此，剑川木匠人才辈出，手艺代代相传。直到今天，村里的本主庙除了大黑天神外，还供奉鲁班，每年农历八月十七日，村里木匠都要到此祭拜，拜谢祖师爷给了剑川人这门谋生的手艺。

　　中国木匠历来奉鲁班为祖师，剑川木雕自然也摆脱不了这个窠臼。历史上，剑川木雕的起源，或许与一场战争不无关联，饱含着流亡与背井离乡的苦楚。

　　“安史之乱”后，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步入了它的晚年，已经无力抵抗来自西北的吐蕃与西南南诏王朝的轮番挑衅。大唐咸通二年至十年间(公元861-869年)，南诏三次攻袭益州府，掳掠十万工匠而回。这些工匠后来被当作奴隶，发配到南诏各地，当时的南诏王朝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庙宇、楼阁，工匠将余生投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再未回到故土。唐代的益州，乐山大佛完工后便加盖了数十米高的楼阁；“成都大慈寺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语出北宋李之纯《大慈寺画记》)，可见当时的西蜀建筑与木雕工艺已颇为成熟。

　　西蜀工匠给剑川木雕带来了大唐王朝的血液，而木雕手艺在剑川其实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1957年3月，剑川县政府组织民众对剑湖南端的海门口及海尾河“裁弯改直”，工人在清理泥沙时，接二连三在淤泥中挖出一根根粗细不一的木桩，共有224根，下端削尖插入土中，上面还有榫卯连接，显然是一处干栏式建筑遗址。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碳同位素测定，大约距今3000年上下，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

　　2008年，海门口再度引起全世界的瞩目，135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发现了4000余根木构架，整个遗址分布范围约5万平方米。木柱底部均被砍削成钝尖状，柱身大多有人工加工的痕迹，长的2米多，短的几十厘米，一些横木上和桩柱上发现凿有榫口和榫头，以及连接在一起的榫卯构件，可见当时的古人已经熟练掌握了砍、劈、削、凿、穿、插等建筑手法。这也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干栏式建筑遗址。

　　除了历史渊源，剑川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交通位置，或许也是孕育木雕的土壤。剑川多山地，少平坝，洪水、干旱、地震等灾害时有发生，多变的气候不适合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生长，这就注定了农耕无法成为剑川百姓的重心，学一两门手艺才能谋生。同时，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年间，剑川便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要冲，商贾、文人、工匠、官吏、僧侣往来不绝，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藏文化乃至异域的东南亚文化在这里汇合、交融，给剑川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元素与建筑技巧。

　　如果说商周时期的海门口干栏式建筑尚处于萌芽阶段，来自西蜀大地的工匠，则给它注入了大唐王朝的基因。唐代以后，剑川木雕不见于史料记载，我们已无法勾勒出唐代之后剑川木雕的演变脉络，时至明清它才再次见诸史籍。而流存至今的剑川木雕，也大多为明清年间的作品，今天的剑川古城，尚保存明代院落21个，清代院落146个，邻近古镇散落着为数众多的庙宇、戏台、民居，也成为我们了解剑川木雕的绝佳标本。

　　迈入徐霞客曾经投宿的院落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徐霞客结束了在丽江的行程，经鹤庆来到剑川，当日天色已晚，徐霞客在山塍塘借宿了一晚，第二天来到县城，投宿在城北杨贡生家中。在《徐霞客游记·滇行游记七》中，他写道：“税放行李于北街杨贡生家，乃买鱼于市。见街北有祠，入谒之。”

　　2012年3月的一个清晨，剑川古城氤氲在一场小雨中，我轻轻叩响北门街27号的大门，杨大爷从火炉旁起身，把我领进门。老伴张金李在内屋听见来了客人，“嘎吱”一声，推开斑驳的格子窗，探出头跟我打招呼。北门街27号住着杨贡生的后人，院落南北两侧的建筑已荡然无存，盖上了砖瓦新房，只有里面还保存了几间明代建筑。筒瓦上枯黄的杂草，磨得光滑的门槛，黑黢黢的格子门以及那些面目模糊的雕龙梁头，无不诉说着庭院的历史。

　　徐霞客用大量笔触描述着剑川山水，却对投宿的杨家大院只字未提。陪同我的张笑先生是剑川著名学者，研究木雕已有十余年历史，他说，徐霞客关注的是山川之美，而非木雕之美，然而我眼前的杨家大院许多木构件都可称剑川木雕的杰作，比如屋檐下的龙形梁头，纵然已逾数百年，龙头厚重粗犷，龙眼怒目圆瞪，龙须飘逸逼真，古朴而凝重。

　　此外，赵姓将军第、张姓宅院、陈氏宅院、何可及故居等院落也出自明人之手。西门街60号便是何可及故居，修建于明天启元年至天启三年间(1620-1623年)。何可及官至陕西道御史、太仆寺卿，或许正是因为这段在外为官的经历，他的院落为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格局，而不是剑川常见的“三坊一照壁”或“四合五天井”。中堂的梅花形格子门纵然距今已数百年，却完好如初，雕花如同点点梅花一般点缀在格子门上，堪称明代精品。

　　从何可及故居穿过几条小巷，便是古城赫赫有名的“鲁将军府”。明清两代，鲁家先后出过震威将军、建威将军。民国时期，这里还走出了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官，58军军长鲁元。“鲁将军府”修建于清嘉庆年间，一进两院，南院为“四合五天井”，北院为“三坊一照壁”。张笑说，明代梁坊一般无雕刻，时至清代，“鲁将军府”梁坊下方出现了“白鹤飞松”、“竹报平安”、“暗八仙”等装饰性雕刻，其风格走向了精细与婉约。

　　1958年“大跃进”，“鲁将军府”被用作公社食堂，鲁家人不得不搬离祖宅。临走时，鲁元将军的弟媳张德和舍不得格子门，求着街坊四邻偷偷把六扇格子门卸下来，运到城外土坯房中。低矮的土坯房放不下格子门，张德和铺在地上当床板，就这样把六扇格子门保存了下来。几年前，有学者到剑川古城考察木雕，他惊奇地发现，“鲁将军府”的格子门是整个剑川乃至中国发现的唯一一组“百福百寿门”。木匠在格眼中间又创造性地安上一枚枚印章大小的木雕，上刻百余个不同字体的“福”或“寿”字。现代书法作品中，常常有“百福图”、“百寿图”，没想到数百年前的剑川工匠居然在木头上雕出了一幅幅“百福图”、“百寿图”，令人惊叹他们的精巧构思。

　　走出将军府已是黄昏，雨停了，青黛色筒瓦的缝隙间芳草萋萋，滴水上张牙舞爪的兽面在阳光下清晰可见，雕花门楼如同一只只张翅欲飞的雄鹰，排列在狭窄的街道两侧，直至没入巷道深处。陈旧的木门半掩，女人们在院落里淘米、洗菜，准备一家人的晚饭，古老的剑川古城又平静地走过了一天。在中国，或许再没有一个像剑川古城这样的地方，能保存如此多的明清院落，它们堪称中国古建筑的博物馆，也是一部栩栩如生的剑川木雕史。

　　剑川木匠到处有

　　“江水悠悠向东流，泪水滚滚注心头；三弦弹起出门调，喝不尽忧愁。隔山隔水隔家乡，隔父隔母隔妻儿；背井离乡做木匠，一生当马牛……”

　　这是在剑川广为流传的一首《出门调》，字里行间浸透着木匠外出谋生的种种艰辛，背井离乡，起早贪黑，忍受着与亲人别离的痛楚。大约在清代，剑川木雕已经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一批批剑川木匠外出谋生计，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西南。

　　2009年夏天，昆明市金碧广场，灯光下的金马碧鸡坊雕梁画栋，斗拱飞檐，金碧辉煌。市民消暑纳凉，孩童嬉戏打闹，外地游客在牌楼下留影，这里已然成为昆明市的标志性建筑。很少有人知道，金马碧鸡坊其实是剑川木匠的杰作。牌楼最早修建于大明宣德年间，屡遭兵燹，又多次重建，光绪十年(1884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主持重建金马碧鸡坊。此前，剑川木匠接连修建了剑川文庙、大理府衙、昆明三市街忠爱坊，在云南名噪一时，复原金马碧鸡坊的重担便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剑川工匠肩上。

　　剑川大山神(剑川人对大木匠的称呼)杨文樾领着徒弟来到昆明，实地勘察，四处寻找上了年纪的老昆明人，咨询昔日金马碧鸡坊的样式。几个月后，崭新的金马碧鸡坊最终完工，牌楼为典型的“四柱三开间”，各高14米，宽18米。值得一提的是斗拱，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安放在柱子与梁之间的过渡性木构件，斗是斗形的木垫块，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再安斗，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环环相扣。金马碧鸡坊的斗拱共有五层，称为“四踩五跳”，如蟒蛇缠绕，无论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看，都足以象征和代表古典建筑的精神和气质。

　　清人张泓在剑川任过几年知州，他在《滇南新语》一书中写到：“盖剑土硗瘠，食众生寡，民俱世业木工。滇之七十余州县及邻滇之黔、川等省，善规矩斧凿者，随地皆剑民。”张泓还记载了剑川木匠的往来周期，“近则仲夏孟冬载获两归，远则以收获为期必一返，获毕仍往”。

　　清代、民国年间，一批批剑川木匠哼着《出门调》离开故土，远赴贵州、四川、广西，甚至更远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谋生计，这个木匠迁移潮大约持续了两三百年之久，也在中国西南乃至异域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

　　今天的云南省，留存着诸多清代、民国年间的寺庙、会馆、牌楼、民居，其中不少精品皆出自剑川工匠之手，比如昆明国通寺、华亭寺、筇竹寺，腾冲和顺图书馆，建水孔庙，晋宁盘龙寺，大理大慈寺、杜文秀帅府，丽江木王府，保山飞来寺，中甸归化寺(松赞林寺)等等。直到今天，剑川木匠依旧走南闯北，四海为家。

　　2009年冬天，我来到四川省西昌市礼州古镇，古刹西禅寺正在大修，古老的大殿里，几个年轻的木匠正在雕凿格子门，我问他们来自哪里，结果全是剑川木匠；2010年春天，四川凉山州泸沽湖，一户摩梭人家新房完工了，不消说，也是剑川木匠的杰作。

　　如果说剑川木雕的古代瑰宝散落在民间，其现代精品则出自大山神段国良之手。从狮河村回到剑川县城后，我到古典木雕家具厂拜访段国良，现年65岁的他从事木雕手艺已近半个世纪了。

　　清晨，和煦的阳光透过格子门格眼，洒在一张坑坑洼洼的桌案上，大大小小的雕刀散落一桌，段国良手握雕刀，正雕凿一块挂屏，题材为三层博古架。木料长约1米，宽约20厘米，厚约10厘米，方尺之间布置了琳琅满目的物件，花瓶、笔筒、茶壶、茶盏全是镂空雕刻，看起来如同实物搁在博古架上一般。

　　与中国传统四大木雕相比，剑川木雕往往选用质地细腻、柔韧的青皮木，题材以山水花鸟、珍禽异兽为主，更有一种自然的意趣。段国良说，挂屏用的青皮料，是在香格里拉一带买的，刚拉回来的木料潮湿，得锯成一截截的，横竖交叉，码到院子里阴干两年后才能使用。剑川木匠有四把刀：平刀、圆刀、三角刀、弯刀。每种刀又有诸多尺寸。平刀、圆刀最常用，弯刀主要用来做深浮雕，灵巧的三角刀则用于最后的平整。雕刻完成后再用砂纸打磨，第一道用粗砂，而后越来越细。这些流程，与传统的东阳木雕、黄杨木雕等并无太大区别，而剑川木雕最精妙的特色，就是玲珑剔透的透漏雕了。

　　眼前的博古架挂屏，自上而下错综复杂四五层，单一朵菊花而言，100多片花瓣居然无一雷同，针尖大小的花蕊也清清楚楚，如同一朵娇羞的菊花搁在木板上一样。段国良说，在剑川，只有上了年纪的老木匠才能雕挂屏，更有甚者，10厘米厚的木料居然雕出七八层图案，锋利的雕刀在狭窄的缝隙间来回动作，倘若雕刀不小心割坏一处，几个月的活路就泡汤了。

　　离开剑川前一天，段学军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他家的上梁仪式。那天清晨，我来到桃源村时，一位木匠在大梁上吟唱着剑川古老的民谣：“紫金梁、紫金梁，元江紫木做大梁。主人选得黄道日，后人个个挑大梁。主人厚道多吉日，良心总用尺子量。四乡八寨同庆贺，共祝主人竖新房。今天大梁上房后，地久又天长……”鞭炮声响起，木匠向下抛洒糖果、香烟，在亲戚、邻居的赞许声中，几个小伙子抬着几扇崭新的格子门走进院落。要不了多久，一个古色古香的白族院落即将完工，美丽的家园梦想与娴熟的木雕技艺，代代相传，传承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