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清乾隆 御制紫檀八宝云福纹“水波云龙”宝座，成交价8578万港元。 图2 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北宋宝座 图3 南宋《地藏十王图》

　　文、图/刘刚(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   编辑/陈盛娥

　　核心提示：宝座是最高等级的坐具，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宋代宝座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至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从目前存世的宝座珍品来看皆为为凝聚帝王神思、巧匠妙艺之重宝，重厚硕大，做工精细，装饰瑰丽，极度富丽华贵，极具有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近年来，引起世界各地的资深收藏家的高度关注。

　　2009年秋季，在香港苏富比[微博]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上，一件估价2000~3000万港元的紫檀水波云龙纹宝座(图1)从1300万起拍，甫推出即引起激烈竞投，一番争持之后，一名上海籍买家最终以8578万天价投得，打破中国古典家具拍卖的世界纪录，于是“宝座”一词频频见诸媒体，成了圈内热门话题。那么，什么样的坐具堪称宝座，它究竟有何魅力，能使众买家前仆后继为之疯狂？

　　宝座是最高等级的坐具，在早期道教、佛教的造像和绘画中是神、佛的座位，后来成为皇帝或后、妃专用的坐具，既可以置于宫中日常使用，也可以置于皇家园林和各地行宫供统治者巡幸时使用，凡是有扶手和靠背、体量大、装饰精的大型坐具，都可称之为宝座。它是一种显示至尊身份的特殊器具，是一种怎么装饰都不过分的家具。

　　自两宋高型家具普及以来，数百年间，家具在结构与装饰上变化的规律日渐清晰。虽说两宋历元至明宝座演变的轨迹可以揭示清代宝座式样的由来，但目前所见实物多为清代制品，之前的器物如凤毛麟角。壁画、版画、传世绘画等载体携带的信息多少都有点模糊不清和支离破碎，历史仅仅为它显赫的身世留下了一片雾里看花般的记忆。

　　不论造型还是装饰，宋代宝座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可以说后来所有宝座的构成要素都能在宋式宝座上找到源头。有确切纪年的宋代实物目前只见一例，那就是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上的北宋宝座，须弥座结构，弓背式搭脑，凤首样四出头围栏，类似宋式勾阑建筑结构，背面有宋人墨书题记“元祐二年”(图2)。宗教场所的宝座追求庄重、肃穆而威严的效果，在造型和装饰上往往比宫廷御用的宝座还要复杂。

　　同为须弥座结构，靠背和扶手的差异会很大，如南宋《地藏十王图》上的宝座靠背宽绰高大，弓背式搭脑和扶手出头作夸张的“S”形曲线(图3)。而南宋《十六罗汉图·矩罗尊者》上的宝座，搭脑和扶手出头作上冲式云头造型，呈现另一种风采(图4)。

图4 南宋《十六罗汉图·矩罗尊者》

　　北宋《宋太祖坐像》上的宝座没有须弥座，类似宋式建筑中的平台式台基结构(等级次于须弥座台基)，有高靠背和弓背形搭脑，搭脑和扶手皆出头作龙首。从造型和装饰上看，这是最素雅的宝座了，连束腰都省了，四面平齐，略饰云头和壼门，简约、空灵而秀美(图5)。

图5 北宋 宋太祖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弯腿式宝座见于南宋陆信忠《十六罗汉图·伐阇弗多罗尊者》，罗汉床造型，围子类似古建筑中的“罗汉栏板”，板心饰缠莲纹，有卷云状搭脑的靠背，整体造型在“S”形腿足的衬托下显得华丽、别致而优雅(图6)。

图6 南宋 陆信忠《十六罗汉图·伐阇弗多罗尊者》

　　元代宝座沿承两宋规制，从结构、造型到装饰纹样都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保持了宋代木作工艺的风范。须弥座结构见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祈雨图》中的宝座(图7)。四足结构及其与须弥座组合结构的宝座在山西永济永乐宫纯阳殿壁画中有不少例子。

图7 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元代壁画《祈雨图》

　　时代可考的明代宝座实物，至今未见硬木所制，实物形象仅见于冥器，如洪武时期的釉里红宝座(图8)，以及北京定陵中万历时期的两尊汉白玉宝座(图9、图10)，定陵这两尊宝座虽然是用来陪葬的，但毕竟是万历皇帝和孝端皇后所用，结构和造型与当时宫中的宝座实物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图8 明 洪武 釉里红宝座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9 明 万历 北京定陵汉白玉宝座

图10 明 万历 北京定陵汉白玉宝座

　　在没有御用宝座实物可考的情况下，最具代表性的资料莫过于帝王画像了，且看永乐、宣德、成化、正德这四幅皇帝标准画像(图11、图12、图13、图14)，相邻二朝的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所御宝座属于一种风格，即弓背式搭脑，栏杆式靠背、扶手，高束腰四足带托泥形式，仅细部装饰和腿足造型不同而已，这种类型完全是宋、元风格的延续。稍晚的成化皇帝和正德皇帝所御宝座则属于另一种风格，与前二例完全不同，弓背搭脑变成了直搭脑，栏杆式的靠背扶手变成了列屏式，座面以下是双须弥座与三弯腿的组合结构。前二例接近宋代造型，而后二例接近清代造型。后来产生的造型，前期固然不可能有，但前期的造型后人却可以沿用和仿制。虽然区区几例画像不能描述明代宝座的真实，造型的多样化而致合流汇聚的状况也隐约其间，但是纵观宝座形制由早及晚由宋至清发生变化的基本脉络还是泾渭分明的。

图11 明 永乐皇帝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明 宣德皇帝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3 明 成化皇帝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4 明 正德皇帝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入清一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矫饰、奇巧的手工艺作风盛行，器用奢靡之至，无以复加。上行下效，不仅宫中如此，民间的奢僭逾礼也有蔚然成风之势。众多工艺美术门类在民间都有传世佳作，其精美绝伦不亚于宫中御用物品，家具也不例外，诸多精雅小品、宏材巨制屡出民间，唯独宝座一事不成，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坐具，更是皇权的象征。

　　《康熙皇帝朝服像》中宝座的绘图参照实物究竟是明代遗物还是康熙本朝制品目前尚难考查，但从画面上看，其结构和装饰总体上还是属于明代的风格(图15)。《雍正皇帝朝服像》上的宝座不论从靠背和扶手上的龙纹还是腿足上的兽面和兽爪上看，显然颇具清代装饰趣味了(图16)。

图15 清 康熙帝朝服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6 清 雍正帝朝服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古典家具一事，装饰始终受制于造型，如果造型不变的话，装饰不会有太大的变数，造型方式一旦改辙，装饰空间大为拓展，装饰基调也就迥然不同了。清代早期宝座虽然延续了明末风格，但造型和装饰上的清式意趣渐露端倪，及至清代中期，奢华、气派的审美时尚，致使宝座造型面目一新，欧洲宫廷装饰纹样也出现在清代宝座上。由于对体量和装饰的追求，除了座面因不得不考虑实用而幸免以外，扶手、靠背和搭脑在实用上的重要性几乎全被装饰取代了，所见皆勾描填绘、精雕细镂，无不尽富丽堂皇之能事。改头换面的清代宝座多种材料并用，多种工艺结合，有金漆、剔红、镶嵌、髹漆描金、硬木精雕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