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藤田丰八 译注/董玉库 编辑/张嘉奇

　　上期文末提及，宋之后的典籍更多地将胡床表述为交椅，具体例证有哪些？交椅和胡床是什么关系？如果说中国的椅子由西方传入，那为何只有一种椅子存世？

　　典籍中的胡床与椅

　　宋之后的典籍更多地将胡床表述为交椅，其中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卷二四·汉书十八·箕踞》最为详尽，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人踞坐用椅的起源。

　　椅本木名，见《说文·卷六·上·木部注》云：梓也。《毛诗·小雅·湛露》：其桐其椅。《释名》：椅，于宜反，是也。《新五代史·晋臣·景延广传》：延广进器服、鞍马、茶床、椅榻，以椅字为人所坐，呼若倚音，始见于此。

　　宋·王铚《默记》云，南唐李后主被虏后，徐铉往见，老卒取椅子相对，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铉辞宾主礼，引椅偏乃坐。[1]

金 《中兴祯应图》插图中的交椅

　　又无名氏《宣政杂录》云：宣和初，京师伎者，以长竿系椅于杪，伎者坐椅上。

　　又周煇的《清波杂志》云：绍兴十三年，再兴太学，吕荣义为《上庠录》投进，唱和诗有《影妻椅妾》语。

　　又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云：殿庐幕次，三省官为一幕，枢密院为一幕，两省官为一幕，尚书省官为一幕，御史台为一幕，中司则独设椅子，坐于隔门之内。

　　又张端义《贵耳录》云：今之校椅，古胡床也。云云。据此诸文知，椅起唐末，而盛于宋，假借木名之字用之。椅非胡床，张端义误也。

　　《三国志·苏则传》里言及胡床，认为“其实已起汉末”。《后汉书·向栩传》的“板床”、《高士传》引用管宁的“木榻”，都是说采用“危坐”，脚不能伸。就是说“若椅则小于床，不可盘膝，无不伸脚者，知椅非胡床也。”其结论是，“周汉以前，席地坐凭几，寝则有床。汉末三国，坐始有胡床，几制亦大，变文作机，然尚无小交椅，直至唐末五代始有之。”

　　向栩的板床也好，管宁的木榻也好，都应视为胡床，汉末、魏晋、南北朝、隋唐诸史中，用于居坐的床榻，也都可以视为胡床。不然这些论调难以成立。榻最初见于后汉末期，床用于居坐的历史就更久远了。前汉时期其踪迹并不是没有，魏晋南北朝的诸史中，已经较为明确地将胡床与床或榻区分开来，其用处及用法也各自相异。椅子作为坐具，始于唐末五代时期，但绝不能说由此就可以否定“椅子就是胡床的别名，从汉末开始就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铁案。

　　另外，关于“椅”字，方以智的《通雅·卷三四·杂器》记载：倚卓之名，见于唐宋。余记唐末小说有倚桌字。宋·黄朝英言：椅，木名，棹与櫂通，但当用倚卓。杨亿《谈苑》云：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俗以为椅子、卓子。宋《卤簿》有金椅。

唐《宫乐图》

　　关于交椅或校椅

　　校有栏格的意思，校椅只能解释为有扶手的椅子。只见毛刻《贵耳集》用到，其它书籍都使用交椅。这来自椅腿交叉，可能和唐代将剪刀叫交刀相类似（《太平广记·卷一二二·陈义郎》）。关于胡床也同样，《太平御览》等类书里引用了梁·庾肩吾的诗句：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己正，文斜体自平。“足欹”也好、“文斜”也好，都不由得联想到椅腿交叉。这里的文斜取自错划即×的意思。传递到日本的这类椅子，有的是没有靠背的小凳子（主要用于猿乐），有的是有靠背的折叠凳（僧侣等使用），交椅到底指的是哪个，还有些不明了。从《贵耳集》“偃仰片刻坠巾”，以及《黑鞑事略》“如禅寺讲席”来推测，类似于有靠背的折叠椅。在西方罗马有Curule Chair，就是这种形式的椅子，最初没有靠背，后来加上了靠背及扶手。说到这里，是不是可以说明“有靠背的交椅就是胡床”，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从《苏峻传》“却据

　　胡床”来防敌的样子来看，好像有靠背，其它的记载都看不出是否有靠背。

　　《太平广记·陈义郎》原文：陈义郎，父彝爽，与周茂方皆东洛福昌人。同于三乡习业，彝爽擢第，归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与彝爽交结相誓。唐天宝中，彝爽调集，受蓬州仪陇令。其母恋旧居，不从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织染缣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误为交刀伤指，血沾衣上。[2]

　　还有绳床，根据王观国的观点，绳床的名称源自座面穿绳子（而胡床座面是皮革），可能和佛家有关。还有这个“据”字，可以认为胡床就是交椅的一种。如果胡床有靠背，不仅天若日子可以仰卧在其上，也可以想像箭射中在“高胸坂”上。[3]

五代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

　　话外之音——由几到机、由卓到桌

　　那么，西方的椅子从古埃及开始，希腊、罗马等从古代开始就使用椅子。罗马人用的折叠椅子，只能说是椅子中的一种。如果说中国的椅子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那么多种类中，为什么只传播过来这么一种？斯坦因在突厥斯坦挖掘出靠背椅和扶手椅，虽然不能断定属于哪个年代的，但可以肯定非常古老。一般来讲，这类椅子应该较早传递到中国，但为什么只有折叠形椅子传播到了中国？如果说胡床是由西方传播到中国的，我们不得不对是何人传播的这个问题产生疑问。

　　可是，如果说椅子是经由塞外的游牧民族带入中国的，这个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Curule（折叠）的拉丁文是Currus，来自于车辆，可能是这种椅子便于用车运输的缘故。对于塞外游牧民族来讲，他们跟随水草而转移，还有骑马的习惯，这种坐具再实用不过了。不仅搬运方便，而且不用曲腿居坐。这种椅子传入中国后，最早用于军队旅行等。《魏略》中就用胡床来证明裴潜的清廉，在他离任的时候，连胡床都没有带走。如果不从携带方便上来看，这段记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里我们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中国的折叠椅是经由游牧民族从西方传播过来的。可是，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机及桌。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几”本来是人凭依的用具，而“机”原本是木材名，《说文》中说“机，机木也”，《山海经》说“单狐之山有机木”，本来和几席的“几”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此字突然在《三国志·魏志·华歆传》中出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四》）。王鸣盛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几”在制造上的变革。可是，《魏志·华歆传》里的“机”字，出现于魏明帝（226-239年在位）给华歆诏书中，将“机筵”连续在一起，可能和“几筵”并没有大的差别。但也应该看到，几席里用了“机”字，从此开始在制作及使用方法上确实有些变化。[4]

　　《晋书·卷三六·张华传》记载：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晋书·刘琨传》中记述其兄刘舆时写道：宾客满筵，文案盈机，远近书记日有数千，终日不倦，或以夜继之，皆人人欢畅，莫不悦附。这些都说明，当时的“机”已经不仅仅是人凭依的用具，用于放置书籍文书等，因此其形制也要比“几”大很多。由此可以推断，当时正式供人坐的床或榻，在制作上也会有很大的变革。[5]

　　隋唐以后，胡床开始盛行，一般的家庭也开始使用。进入唐末五代，不但胡床，其它的倚子·椅子也开始应用。值此，除了机之外，卓字、棹字、桌字也纷纷出现，到宋代则通俗地将“椅”称为椅子，将“卓”称为卓子（方以智《通雅》）。以至于最终出现形体庞大的桌子——八仙桌，可供八人同坐共餐。

宋仁宗坐像

　　注释：

　　[1]故事梗概：太平兴国初年（976年），南唐过来的学士徐铉受宋太宗（976-997年在位）之命，去看望被软禁的南唐末代君主李煜（961-975年在位），伺候李煜的老卒赶紧拿了把旧椅子放在李煜对面，徐铉阻止老卒说：有一把椅子给我的旧主坐就行了。

　　[2]庾肩吾：487-551年，字子慎，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南朝梁文学家。庾肩吾的《赋胡床诗》：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馆下，淹留奉盛明。

　　[3]故事梗概：这是一段源自日本《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神话故事。天菩比神奉天照大神之命，前往苇原中国（地界），去了三年也没有任何音信。于是，上界的最高神──高御产巢日神与天照大神又派天若日子到地界来探听虚实，并且给了两件法宝──弓和箭。可是，不但天若日子去了八年没有返回，听说还娶了地界主神的女儿为妻。高御产巢日神又派鸣女到下界来质问天若日子。天若日子用法宝将鸣女射死，此箭穿透鸣女的胸膛，一直飞到天上，惹怒了高御产巢日神，把箭反投回来，正射中斜躺在胡床上的天若日子的胸膛，因而死去。原文zz为：中天若日子，寝胡床之高胸坂，以死。

　　[4]华歆：157-232年，字子鱼，平原高唐（今山东德州）人。汉末魏初时名士，曹魏重臣。故事梗概：226年，魏明帝曹叡即位，于十二月任华歆为太尉，可华歆称病请求退休，愿将太尉一职让与管宁，魏明帝没有同意。在设筵大会朝臣时，用诏书宣喻华歆，让他辅佐治理国家，非常诚恳地说：“将立席机筵，命百官总己以须，君到朕然后御坐（我将站在筵席前，命文武百官同我一样站着，您到来后朕才能落座）。

　　[5]张华：232-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人。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意欲篡权，要求与张华同谋，而张华予以拒绝，结果被杀。赵王司马伦得逞之后，废掉晋惠帝，自己称帝。刘琨：270-318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刘舆：约260-约307年，字庆孙，刘琨之兄。赵王司马伦称帝之后，各地的诸侯王不服，招致“八王之乱“。306年，持续了16年的动乱结束后，八王中只剩下了东海王司马越（？-311年）。司马越很早就赏识刘舆，每次开会召集众臣僚佐商议对策时，他手下那些文士、武将都唯唯诺诺，不知所对。唯独刘舆侃侃而谈，有条有理，应对如流。司马伦就把军国大事全都委托给刘舆来管理。正是由于司马越把刘舆定为至亲心腹，才对其弟刘琨加以器重。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