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作高古家具探析

　　追根溯源——山西高古家具遗存原因分析（下） 

　　文、图/蔺明林    编辑/吴少菊

　　人物名片

蔺明林

　　蔺明林，本科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传统家具学专业，师从原明式家具学会会长、清华美院教授陈增弼。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文保中心，为明式家具学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艺术品评估专家。

　　导语

　　上期文章中，笔者分析了导致山西境内古建筑与家具遗存众多的自然环境与政治因素。本期文章，笔者将继续从人文与经济两个方面入手，探源山西高古家具留存问题。

　　核心提示

　　当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发生在山西这块有着深厚民间信仰、以“社”而治的地方，这就为家具创造了最基本的传世条件，继而能够历经明清两代而继续留存于世，有样可依、有式可仿，将高古的符号基因代代相传。

　　人文社会因素

　　（一）尊神崇礼带来的敬畏心

　　古代的山西是一个文化相对发达的地方，不论是佛教文化、儒教文化还是道教文化都在此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论是城里还是乡下，不论是官修还是民建，各种寺庙宫观和供奉各种神灵的庙宇祠堂建筑，遍地开花。民众的尊神崇礼思想都很浓重，在这种民间信仰精神崇拜的支配下，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断修缮庙宇寺观，对建筑内的供桌、供案、神龛、神位等一应器具也是敬畏有加，甚至寺庙周围的一草一木也都不会毁坏。哪怕在发生战争时，这种民间自发的修缮行为也不曾中断，以此来祈求护佑一方平安或求福避祸，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山西地区这种民众信仰的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民众不会随意冒犯这种很神圣的场所，对里面的神像连带其器用家什自然也怀有敬畏之心，不会轻举妄动。这样家具便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在不受或少受外力扰动的情况下，除了足部因常年接地受潮会出现缓慢的糟朽以及家具本身的自然变形和老化外，其放上几百年乃至千余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日本正仓院所藏的诸多唐物能传世至今便是很好的例证，其建筑虽经历数次落架大修，但因器物为皇家所赐本就珍贵，人们对其倍加珍视，苛护备至，所以还是完好的留下来了。

　　而我国之所以没有唐代的木质家具传世至今，一是因为家具所能依附的建筑本身已经消失殆尽，仅有的几座唐代建筑也都经过数次大修；二是在建筑的修葺和改造过程中，家具作为附属物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那种敬畏的心理通常在这时候也失去了作用，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使家具受到扰动或被弃被换。

图1 太原晋祠北宋圣母殿内的禅座和屏风

　　尽管唐代家具难觅踪影，但是宋辽金元遗物却仍有迹可查——太原晋祠北宋圣母殿内的禅座和屏风（图1），便是珍贵的宋代遗物上有宋人吕吉题记：“元祐二年（1087年）四月十日献上圣母。”；大同华严寺辽代薄伽教藏殿内的供案和钟架，其造型以及雕刻风格仍透着浓郁的辽代气息；山西朔州金代崇福寺的门窗隔扇（图2），依然是典型的金代所制；洪洞广胜寺元代弥陀殿内的经柜，仍是元代原物。所以当具备了一定的保存条件，在人们的这种敬畏心理下，有些家具能够幸免于难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能够留下来的也属凤毛麟角。

图2 山西朔州金代崇福寺的门窗隔扇，为金代原作

　　（二）村级组织“社”的保护

　　山西的乡村自古存在一种“社”的组织形式，这种“社”可以是一个或者临近几个村子共同组成，后者又称为“合社”。这种被称为“社”的村级组织，在宋辽金元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直至民国时期才宣告终结。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接纳各位社员的捐助，并协调组织筹备各项建设建造和修缮业务，这一点笔者从山西境内发现的历代重修碑刻和县志文字中多有发现。

　　而古建筑基本每隔几十年就要进行一次大的维修，这恰恰保证了很多古刹寺庙及其内部所用一应器物，能够在需要修缮时得到及时地维修而不至于倾颓。其内部所使用的器具有时也不会被轻易丢弃，由“社”来出资修理，这些器物家什得以传世的概率也就大大增加，致使我们今天还能有缘再见。下面笔者举一例来说明这种“社”的存在。

图3 龙神驾

图4 龙神驾铭文

　　这是一座神龛（图3），背后的铭文（图4）向我们揭示了大量信息，可知原来一共造了三座龙神驾，应该是供奉于龙王庙内，目前唯有这一座保留下来。而且其中提到的地名——南垂、鹿家庄至今仍存于山西长治境内，两者相距很近，仅几公里而已。木匠、漆匠来自不同村，也揭示出“合社”这种组织，能各尽其能来共同经营维护寺庙中的器物。最后一句很关键，光绪年号的出现让人感觉似乎与前面的雍正年号矛盾，通过分析便可知这铭文并非雍正时所写，也并非将雍正时提写的内容誊抄其上，而真实的提写日期就是落款日期“光绪二年二月”。这一点从文字的大小、墨迹的深浅一致，加上“匠人故立以传后人”这句话的语气，均可看出是光绪时为140年前的雍正时期前人所补写记录的，而且恰是在重新髹漆上彩之后再写下的。因为在神龛内部的脊梁下面还发现了真正的建造年代“大清雍正岁次乙卯十三年五月吉日造”（图5），字体明显与神龛后面的不一样，而且内部明显颜色有别，重修的痕迹明显。所以上面提到的木匠漆匠理应也是光绪时人，而不属于雍正时期。

图5 龙神驾内顶部铭文

　　山西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碰撞交融最频繁的地区，北宋与辽，金与辽，金与南宋在历史上的并存期都曾在山西拥有自己的一方之地，直到元代完成统一（图6）。从山西出土的历代文物和现存地面古建筑看，各时期皆有。如果不是有具体的纪年可循，有时很难分辨到底属于哪个民族哪一国家，比如辽与北宋、辽与金、金与宋、金与元有时差别微乎其微甚至毫无差别可分，可知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在某些地区会有高度融合，这也解释了为何山西家具上常常带有辽金元诸多民族特征的原因。

　　图6-1 北宋与辽，金与辽，金与南宋在历史上的并存期都曾在山西拥有自己的一方之地，直到元代完成统一。

　　图6-2 北宋与辽，金与辽，金与南宋在历史上的并存期都曾在山西拥有自己的一方之地，直到元代完成统一。

　　当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发生在山西这块有着深厚的民间信仰和以“社”而治的地方，这就为家具创造了最基本的传世条件，继而能够历经明清两代而继续留存于世，有样可依、有式可仿，将高古的符号基因代代相传。恰恰如此，山西的很多高古家具或带有高古特征的家具能够保留下来，也成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物证！

　　经济富庶，促进家具制作与维护

　　历史上的山西曾一度是富庶之地。五代时期，山西是封建割据混战、争夺不休的膏腴之地，导致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自五代以后，历经宋辽金元明清数朝，经济形势基本相对较好——宋辽虽在山西境内对峙，但双方统治者都抓住了政治相对稳定的机会，促进了山西境内经济的发展；辽金元三代都设陪都于山西大同，其域内的经济、文化在中国北部也居领先地位；而元朝末年，山西地区也一反常态，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明清时期，晋商足迹遍及全国乃至欧洲远东一带，成为称雄国内的最大商帮。平遥、太谷、祁县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城市”，票号遍布全国各地。

　　经济的持续向好，使山西人的财富积累不断，整体生活水平始终相对较高，民间富贵者比比皆是。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无疑促进了木工技术和家具制作行业的发展。中国古人的习惯是致富后要置地建宅，造好房子必定要制作家具，促成人们对家具的品种使用以及陈设装饰的更多需求。房子和家具都是要传代的，因此只要有条件，制作一定十分讲究。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足同样也保证了人们腾出足够的财力、物力，来不断地维护和修缮前代人耗费巨资人力物力修建的各式建筑和室内器物家什。很多早期古建筑上或者记载重修工事的碑刻铭文上可以发现历代重修的记录和捐赠者的名字。家具上向来缺乏题记的传统，但是仍偶有发现，上例（图3）便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在主观世界的反映，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古建筑和古家具这些上层建筑的物质形态中看到前朝打下的经济烙印。现在较完整保留下来的很多完整的大院及古城，就得益于晋商的财富积累。如著名的平遥古城就是这一现象的现实例证，古城的保存为家具的大量流传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在目前依然能够有古代家具被发现的区域，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周围的很多农村经济发展至今为止都普遍处在很落后的状态，人们住的房子大都也还是文革前甚至清代的老房，且大都是年纪大的老人在居住。他们省吃俭用，信息闭塞，与外界无过多接触，也很少添置新的家具，而是继续使用那些代代相传的古家具。即便有的老房子因为条件太差不适合居住或者即便有条件住进新房，他们一般也不会将老房拆掉，而往往是在离村不远的地带再另择一地盖新房，形成新村。而陈旧的老房连同内部没有被搬出的古家具便因此被长期搁置在了原处，只要房子不漏不倒，这些家具一放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慢慢的被人淡忘，直到有一天它们的身影再次被有心人发现，才有重见天日的可能。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目前新发现的能够遗存下来的古家具多也是“漏网之鱼”。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势必会导致新发现的古家具越来越少，市场上变得越来越稀缺，其实它们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值得我们去珍惜。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