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arah Handler 翻译/岳梦琳 编辑/陈盛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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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梦琳

　　岳梦琳（Monika YUE），23岁获得巴黎高等工商管理学院艺术品管理MBA学位，24岁在巴黎建立自己的工作室，从事古董拍卖顾问、艺术品收藏咨询、艺术策展等工作。25岁至今担任法国华裔青年收藏家协会会长（现为上海拍卖行西洋古典家具部门负责人）。

　　靠背椅是中国重要的家具之一。它使身体呈现端正坐姿，仿佛被赋予与生俱来且不容置疑的荣耀、威严与力量。无论何时，它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但讽刺的是，西方学者却选择了“yokeback”一词来定义这类椅子，“yoke”在现代英语中，有横向束缚的词意，与椅子本身的权力的象征恰恰背道而驰。

本文译自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会刊1993年春季刊

　　社会学学者认为，靠背椅在阶级体系中占有一个奇怪的地位。从政治角度来讲，它和贵族阶级、平民阶级有着紧密的联系。靠背椅像筷子与大米那样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再也不是某些特权专属的坐具。无论王公士族或是富贾小贩，都可以神流气鬯地坐在自己的靠背椅上。本期我们继续谈谈官帽椅与禅椅的艺术价值与使用价值。

　　官帽椅的形制与使用

图1 明 黄花梨官帽椅

　　靠背扶手椅形制多种多样。除了四出头官帽椅，还有另一种变化形式则是只有搭脑出头而扶手不出头的官帽椅，是古时南方的官员常用的椅子。称为二出头官帽椅。如Alice和Bob Piccus的私人收藏中有一把黄花梨官帽椅（图1），四面直券口牙子圆弧边，缘边起灯草线。还有三把类似的椅子在Everts Curtis于1992年12月发表的《中国家具工艺：多面的表达》中被列举阐述。在1609年王圻所著的明朝的百科全书《三才图会》中的《器用十二卷》中有列举一把竹椅，扶手用竹木弯材制成。我们可以推测，有扶手不出头的样式是从这样的竹木官帽椅演变而成的。

图2 徐复祚所著绣刻传奇剧本《红梨记》中就将官帽椅被放置在主厅正位用于接待宾客。

　　在古代的木刻版画插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此类官帽椅被放置在主厅正位用用于接待宾客。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徐复祚所著绣刻传奇剧本《红梨记》中就有出现这样的场景（图2）。图中两位官员相互行揖拜礼。仆人正从画屏后面端出茶点。宾客的举止恭而有礼，主人文质彬彬。公元1583~1610年，在华传教地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曾经对待人接物的礼数有详尽的描述：

　　人们在家中接待宾客时，会将座椅摆放于最尊贵的位置，再用双手掸一掸土，即使椅面看起来已经一尘不染。如果接待多位客人，会按地位的尊卑，整齐排列座椅的位置。同时，主宾礼尚往来象征性地重复着同样的礼节。主客要端起主人的座椅，把它放在自己的对面，并且也要重复用双手做出掸土的姿态。其他宾客按照由长至幼或由尊至卑地顺序重复摆椅子的动作。在这一场合下，主人为了表达特别地尊敬宾客也会把手拢起来缩在袖子里，慢慢地稍微抬起又放下，答谢和谦虚地推辞人们的敬意。

　　毫无疑问，在关于尊位的礼仪上，明朝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并制定了严格的礼数规矩。平民以年长者为尊，而官员则以品级高低而定。远道而来的外国人被允许坐在上位，而位置的排列则根据他们来自的国家由远及近。当宾客坐定，家中仆人则身穿垂至脚踝的长袍，置一张小桌，为宾客们上茶以及茶点。

图3 1630年《情邮记》的木刻插图中，靠背扶手椅的陈设方式。

　　官帽椅不仅被用于厅堂中接待宾客，同样也被文人用于书斋之中。在公元1630年《情邮记》的木刻插图中（图3），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文人的书房墙上挂着古琴，设长书桌一张，书籍几卷，靠背扶手椅一张。这是一件前腿与鹅脖两木分做式的典例，有曲线搭脑和扶手、S型靠背板和软屉座。同样的椅子如果采用软木制作则是为普通人使用的。在公元1637年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匠人坐在类似的座椅上制作陶碗。

　　禅椅：追溯到12~13世纪的佛像画

　　坐面宽阔有靠背可以趺坐养性的大型椅子由于适合僧人以莲花坐的姿态冥想，在15世纪的木工匠重要指南《鲁班经》中被称为“禅椅”。公元1591年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写到：

　　“禅椅较之长椅，高大过半，惟水磨者佳，斑竹亦可，其制：惟背上枕首横木阔厚，始有受用。”

图4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 黄花梨大靠背扶手椅 ，高72.7厘米，长68.5厘米，宽54

　　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藏有一把罕见的鹅脖另木分作、扶手末端为方形的黄花梨禅椅（图4）。这把椅子搭脑的变化极具特色，弯处几近垂直使其显得轮廓鲜明。椅身均为素胎，无翻卷或雕饰，腿足有金属覆包，当它们被拆卸下来时我们发现原始的椅脚已经破损。在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藏的一对鸡翅木靠背扶手椅也同样如此，其前腿与鹅脖两木分做。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木材，形成了极高的审美价值。如十七世纪鸡翅木靠背扶手椅（图5），靠背板攒框制成，共分三截，最上边一部分饰以浅浮雕格子，中间部分木板纹理精美，如羽毛般栩栩如生，底部饰以牙条，明亮透光，这就是明清匠师所称的“亮脚”——取其底部通透明亮之意（图6）。

图5 十七世纪 鸡翅木靠背扶手椅成对中的一把，高111.8厘米，长57.5厘米，宽46

图6 十七世纪 鸡翅木靠背扶手椅局部图

　　而另一把椅子的靠背板恰恰相反，亮脚在上，不加赘饰的平镶素板在下。这种情况最早出现于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这把鸡翅木扶手椅比通常所见的略小一些，通身用圆材制成，只有靠背板的浅浮雕格子落膛起鼓如突起的脊般略显尖锐。它的扶手与搭脑皆有水滴般的末端。简洁的券口牙子搭配步步高管脚枨，侧面的管脚枨横断面呈现扁平的椭圆状。安装在后背和扶手上的角牙和耸起的搭脑、探出的扶手都相呼应，并与亮脚造型和谐而协调。在香港的叶承耀医生私人收藏的一对黄花梨官帽椅上我们可以看到鹅脖分做、水磨圆润末端的罕见款式变化（图7），收录在《诸檀室梦旅：攻玉山房藏明式黄花梨家具》一书中。

图7 明 16世纪 黄花梨靠背扶手椅成对中的一把，高112.2厘米，长60厘米，宽46

　　每把椅子的靠背要明显窄于座位，扶手以作为边缘为中轴呈S型曲线。靠背有大块平镶素板，它与大曲线起伏的搭脑间隔着两个带有云边亮脚的小嵌板。搭脑下有牙角，座位原始的软屉被与靠背相同硬镶板所取代。有束腰、内翻马蹄脚、镶板靠背和扶手的造型在现存的官帽椅中十分罕见，在明代的绘画和木刻版画中出现过，但并无其他实物幸存下来，原因很可能是鹅脖与前腿两木分做的结构相比一木连做更为脆弱。

　　此类制式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2~13世纪的佛像画中，例如浙江宁波画坊金大受（译者注：这幅画的作者之后被亚洲学者论证应为金处士）所作的《十殿阎王图》。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有其中一幅描绘三殿宋帝王的手卷轴（图8）。画中座椅的顶部比叶承耀的官帽椅更高，而底座与佛像座十分相似。这把椅子外形趋近于公元1087年邑姜的座椅。这两把椅子的顶部都体现了它们所诞生的年代椅子的典型造型。

图8 宋 描金设色绢本，手卷轴配框装裱，长107.5厘米，宽47

　　到了明朝，宋帝王的王座已经发展成为平常百姓的坐具。我们在故宫博物馆馆藏的画家谢时臣（1488~1547年）的《杜甫诗意图》（图9）中（译者注：原文作者引用有误，配图应为明代画家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之《吹箫引凤图》）可以看到一个男子坐在内翻马蹄脚的椅子上，椅子的扶手、靠背都与叶承耀医生珍藏的那把椅子十分相似。根据当时的座席等级制度，只有男人可以坐在靠背扶手椅上，他对面吹箫的女子则是坐在一只方凳上。

　　图9 原图注为：谢时臣（1488~1547年）《杜甫诗意图》，设色绢本，长22.2厘米，宽18.5厘米。译者更正为：明 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之《吹箫引凤图》，绢本设色，长41.4厘米，宽33

　　明朝时期具有内翻马蹄脚的扶手椅可知的留存下来的只有寥寥几件，包括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藏的一件，以及安思远珍藏的一把南官帽椅。从谢时臣（译者注：应为仇英）的画中我们尚不可辨别椅子是否有束腰，但在明万历年间（1573~1643年），《琵琶记》的木刻版画插图中曾出现过有束腰的靠背扶手椅（《中国版画选集》）。王世襄先生有列举过两把马蹄靠背扶手椅，一把在颐和园中、他鉴定为明朝时用黄花梨所制，另一把在故宫博物院中、清早期用紫檀所制。

　　由于谢时臣（译者注：应为仇英）画中的椅子被椅披覆盖我们无从得知椅背上是否有镶板，但在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的唐寅（1470~1523年）的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把带有大块镶板的可折叠的扶手椅。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中也有类似叶承耀医生那把椅子的罕见一例，它的靠背板分为三截、其中嵌有大理石，但并不是一把弧形搭脑的靠背椅。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