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向东
Gustav Ecke(古斯塔夫。艾克1896~1971)是中国明式家具研究的开创者,《中国营造学社》创社会员之一。1923年厦门大学建校,受聘来华任教。1928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时,艾克应约来京任教,后转任北京辅仁大学西洋文学史系教授。1948年离开中国,受聘美国檀香山美术馆及夏威夷大学。
艾克先生在华期间,专注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于1935年在哈佛出版自己的首部专著《泉州双塔》,同年创办《华裔学志》,为中国砖石建筑研究做出贡献。同时,艾克致力于明式家具的研究,经过十余年的潜心钻研,于1944年出版发行200本珂罗版《中国花梨家具图考》。
与艾克同时代生活在中国的欧美人相比,虽然都喜欢将中国家具引入自己的生活环境,借以深刻体验“异域风情”,但艾克更加敏锐的注意到了中国家具的美学价值,和工艺科学价值。
在这本开拓性的专著中,艾克先生梳理中国家具的起源和发展状况,率先提出了中国家具“箱型结构”、“轭架结构”、“板式结构”理论体系,阐述中国家具与青铜、建筑、佛教的微妙关系,为后续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通过对家具实物的拆解测绘,深入探讨榫卯关系,首次发表了最具代表性的34种榫卯构造示意图。同时对家具用材、工艺、装饰、配件、断代等问题提出见解。文字虽然不多,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奠定了其在明式家具研究史上的宗师地位。
在成为这样的宗师之前,艾克首先是一位“收藏者”,尽管他那时的收藏品多数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收录122件(套)明清家具。其中,艾克夫妇自己收藏的有38件。当然,这并不代表艾克收藏的全部。比如在其后的1948年盖茨出版的《中国家用家具》一书中,记载有艾克收藏的一把黄花梨南官帽椅(见该书第82号)。而这把看上去极具标准范的椅子,却并未出现在艾克自己的专著里。
这些现在看来灿若星辰的黄花梨家具,随着时光流转,却有着各自的不同命运。有些随着主人漂洋过海,得到保全。它们中包括最终入藏恭王府的黄花梨条凳等7件家具。有些在当初就已经流散,其中也有幸运儿,比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黄花梨凤纹衣架,就是图考书中收录的最后一件。
今年的春拍,中国嘉德经过不懈努力,征集到一张黄花梨六柱架子床,是艾克书中仅有的三张架子床之一,更是艾克夫妇最重要的收藏品。
1991年的一篇艾克先生的论文《Notes on Chinese Furniture》,刊载出它在主人位于夏威夷家中的场景。
简约清丽的架子床,弥散着清晰的明式韵味。线脚明朗的座面边抹,刚直劲挺的马蹄,六柱支撑的屋宇结构,挂檐和床围的灯笼锦装饰,都是经典而鲜明的明式符号。设计制作的匠师,无疑对明式床榻的造型谙熟于胸。挂檐下牙板飘逸的卷草纹,笔直挺阔的灯草线,看似简单实则繁杂的攒接图案,昭示着工匠的技艺精纯。
床围板上的灯笼锦图案,都是用长短不一形态各异的短料,相互攒接而成。连接委角方格的十字,延伸至方格内,衔接卷牙两两相抵,形成与委角的呼应。如此攒成的灯笼锦图案,经查阅资料库中的同类黄花梨架子床,未见第二例。比较接近的,是前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的一张,没有本例的委角方格。
这样稀有而经典的攒接案例,连明式家具泰斗王世襄先生都极为重视,特意将这张床的线图,编入其巨著《明式家具研究》丙16号。并在”明式家具的结构与造型规律”一章中,引用这一纹饰作为案例。
同时,王世襄先生在经过仔细研判后,提出了自己的推测:“……图版中的床围子图案也有不合理处。清晰可见的是该床的左后角,侧面围子的图案完整,但正面的图案欠完整……。。此床是否经人拆改过,或出于匠师的疏忽,尚难遂断……”。这即说明此物的重要程度,也反映出老一辈专家学者严谨求实的认真态度。
为此,中国嘉德专家组一起拆解此床进行研究,经仔细观察,未发现改动的痕迹。按常理,床具改动只会是由大改小。该床现有长度226厘米,宽度160厘米,应属正常尺寸。
然而命运多舛,躲过无数劫难的黄花梨架子床,竟在重回祖国怀抱的那一刻,遭受摧残。事情的大致经过是: 艾克夫人曾佑和女士,于八十年代迁回北京居住。跟随多年的家具,包括这张床在内,也一起运回北京。当时花费巨额运费,委托美国DHL公司全程负责家具运输。由于架子床床身过大,无法直接运抵屋内。岂料运输公司工作人员竟然未经当事人许可,私自将床腿一一锯断!致使几百年古物,遭此厄运!悲乎痛哉!
经此波折,原本完美无缺的黄花梨架子床,便有了瑕疵,留下历史带给他的痕迹。但却无损于他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相信有远见卓识的藏家,并不会因此而轻视,更相信会有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恢复他从前的娇好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