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浩云:走近张大千(影像篇)

2019年03月13日 14:34 新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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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朱浩云(授权转载)

  导语:张大千作为20世纪国际艺术界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生前对摄影有着特殊的喜好,不仅喜欢拍照,也喜欢被拍,1931年大千先生还凭借着《黄山云海》获过比利时万国博览会“摄影金质奖”,这大概也是中国较早获得的国际摄影大奖。对摄影家朋友,大千先生非常敬重、尽义。遇上好友影展,他总是殷殷捧场,即便自己因故不能到场,他也会嘱夫人送去厚重礼金。而摄影家朋友对大千先生更是钦佩之至,敬爱有加,像郎静山、邹静生、高岭梅、罗寄梅、高仲奇、王之一、胡崇贤、唐遵之等一批著名摄影师与大千先生建立了深厚友谊,并为大千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遗憾的是,民国大千很多老照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毁或散失。所以,用解读老照片来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图1)

图1。郎静山拍摄的张大千艺术风景照图1。郎静山拍摄的张大千艺术风景照

  众所周知,摄影术的发明是人类近代文明的一大进步,他可以定格历史的瞬间,帮助人们记录下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因此,在还原或是认识历史人物中,照片和图片恐怕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正所谓“眼见为实”。特别是民国时期摄影都是有钱人的“玩物”,当时拍照用的是胶卷,而能用上相机拍照的,一定是大户或是条件相当好的人家。一般有经济条件的人家至多遇上重大节日或重大事件才会到照相馆留个影,不像现在拍照都是用手机或是数码相机,拍多拍少无所谓。

  因此,民国时期的影像图片资料就显得尤为珍贵。同样,在评价历史人物中,影像照片、图片往往起会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有时再多的文字描写在照片和图片面前会显得苍白无力,可以说一张照片和图片往往胜过千言万语。在研究张大千这个人物中,深感他的很多照片不仅真实地再现了张大千的艺术创作和与友人的交流活动,也能帮助我们后人弄清许多疑惑的问题包括张大千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为此,笔者挑选了几组有代表性的张大千民国老照片来剖析解读。(图2)

 图2.1929—1930年曾熙(前排中)与张大千(后排右一)、王个簃(后排中)等友人合影 图2.1929—1930年曾熙(前排中)与张大千(后排右一)、王个簃(后排中)等友人合影

  这是一张张大千与恩师曾熙唯一已知的存世照片,故相当珍贵。照片上已知的人物只有三人,即前排中为曾熙,后排右一为张大千,后排中为王个簃,前排右一最初有人认为为向乐谷先生,但经曾熙曾孙曾迎三先生考证,此人只是有点像向乐谷而已,所以能确认真实姓名的只有三人。此张照片王个簃生前曾回忆拍摄于曾熙晚年,为1931年。实际曾熙去世于1930年,所以,王记忆有些误差。

  1983年大千看到与恩师和友人合照后非常激动,不能自己。但大千也无法确定拍摄的具体时间。后据曾迎三先生考证,此照约在1929~1930年。从此照可看出张大千与曾熙与王个簃的关系。应该讲,张大千能在日后驰骋十里洋场和名扬全国与恩师曾熙的传授、点拨、提携密不可分,换言之,没有曾熙恐怕也就没有后来辉煌的张大千,包括名闻遐迩的大风堂同门录和当今被市场炒得如火如荼的张大千菜单,实际也是大千从恩师曾熙那里学的。

  所以,大千对恩师终身不忘,敬师如父母,即便大千晚年身体不适卧床,只要看到恩师书作,立马会起身站起来观赏,按大千的说法,看老师的作品哪有坐着看的。对肯割爱的藏家,大千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他一生通过购买和交换收藏的曾熙、李瑞清的作品众多。所以,大千一言一行绝不是作秀,因为作秀只能是一时,不可能一世都如此。(图3)

 图3.20年代中期(1926或1927年)海上画家雅集,吴昌硕(前右一)、张大千(前左一)、方介堪(左二)、黄宾虹(左三戴墨镜)、于非闇(右二)等合影 图3.20年代中期(1926或1927年)海上画家雅集,吴昌硕(前右一)、张大千(前左一)、方介堪(左二)、黄宾虹(左三戴墨镜)、于非闇(右二)等合影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上世纪20年代中期海上一流大名家顶级雅集合影照片,距今已有90多年了,特别是照片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和劫难,保存下来实属不易。所以,保存者方介堪和方广强父子功不可没。从此照中可获悉如下信息:

  一是雅集合影时间推断在1926年夏至1927年11月29日之间,这是因为张大千与方介堪认识于1926年夏在曾熙家中(张大千、方介堪年表记载),而吴昌硕又死于1927年11月29日,故此照拍摄时间当在1926~1927年之间;

  二是这张照片是海上名家级别最高的一次雅集合影,参加名家有吴昌硕、张大千、方介堪、黄宾虹、于非闇等,还有几位名家姓名不详,应也是当时海上著名的文人墨客;

  三是可看出张大千出名很早,二十年代中期名望与当时海上盟主吴昌硕已是不相上下,相片中张大千与吴昌硕已坐在雅集名家的中间,两旁分别为方介堪、黄宾虹、于非闇等,当时海上雅集座位安排是很有讲究的,名望大一般坐中间的,此张照吴昌硕与张大千一老一少坐在中间,真实地再现当时张大千已跻身海上一流名家之列情景;

  四是原很多资料上将张大千与于非闇认识时间定是在30年代,根据这张照片至少应提前在1926年和1927年。

  笔者翻阅了张大千的年谱,年谱上记载了1924年大千首次去北平住在汪慎生家,笔者推断张大千在北平期间,可能经汪慎生或是其他熟人介绍认识于非闇的。

  笔者看到此照片常常会想起此照片的提供者——方介堪公子、著名学者方广强先生曾发出的感慨:“近百年来被世人公认的大师唯独只有张大千先生!其创新、画风、人品、诗词、书法等等开创了百年大风堂之文风……!历史:只有历史的、沉淀、沿革、才能评论一位大师:百年出一师才是真正的大师!”(图4、5、6)

图4.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开幕第二天画坛大佬合影,第一排左起黄宾虹、杨清馨、吴湖帆、张大千、叶恭绰、孟寿椿、关伯珩、张善孖、王济远、荣渭阳,第二排左起:陈树人、江小鹅、陈淮生、王一亭、李祖韩、狄楚青、姚虞琴、李毅士,第三排杨杏佛、白山夫、徐志摩、李祖夒在平等阁前留影图4.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开幕第二天画坛大佬合影,第一排左起黄宾虹、杨清馨、吴湖帆、张大千、叶恭绰、孟寿椿、关伯珩、张善孖、王济远、荣渭阳,第二排左起:陈树人、江小鹅、陈淮生、王一亭、李祖韩、狄楚青、姚虞琴、李毅士,第三排杨杏佛、白山夫、徐志摩、李祖夒在平等阁前留影
图5.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美展》汇刊,张大千题写第七期《美展》(从创刊号至第十期,先后有艺坛大佬叶公绰、杨杏佛、黄宾虹、蔡元培、张善孖、冯超然、张大千、陈小蝶、曾熙、马叙伦题写,吴湖帆题写了增刊刊名)图5.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美展》汇刊,张大千题写第七期《美展》(从创刊号至第十期,先后有艺坛大佬叶公绰、杨杏佛、黄宾虹、蔡元培、张善孖、冯超然、张大千、陈小蝶、曾熙、马叙伦题写,吴湖帆题写了增刊刊名) 
图6.1929年曾熙为全国第一届美展特刊目录图6.1929年曾熙为全国第一届美展特刊目录

  图3至图5是1929年全国第一届美展时期一组照片。图3是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开幕第二天画坛大佬在平等阁前合影,第一排左起黄宾虹、杨清馨、吴湖帆、张大千、叶恭绰、孟寿椿、关伯珩、张善孖、王济远、荣渭阳,第二排左起:陈树人、江小鹅、陈淮生、王一亭、李祖韩、狄楚青、姚虞琴、李毅士,第三排杨杏佛、白山夫、徐志摩、李祖夒。从照片看张大千和张善孖都在前排中央位置,他的右面是叶恭绰,左面是吴湖帆。有资料显示大千参展作品多达五幅,其中图5美展特刊52件作品中,张大千有3件,其中与郑午昌合作1件,这是特刊中刊登数量最多的画家之一。

  图4是美展期间张大千为第七期《美展》题写的刊名,据有关资料显示:第一届美展共出10期《美展》刊物,外加1期增刊,其中题写第1至第10期刊名的有:叶公绰、杨杏佛、黄宾虹、蔡元培、张善孖、冯超然、张大千、陈小蝶、曾熙、马叙伦,吴湖帆题了增刊刊名。从以上这组照片看,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大千先生中国画坛的地位已经是大佬级人物了。(图7)

 图7.1936年摄于徐燕孙的住地:中南海芳华楼植秀轩,徐燕荪(左一)与张大千(左三)、于非闇(左十一)、寿石工(左十)、谢子衡(左五)、胡佩衡(左七)、蔡礼(前排右一为律师)、周元亮等画家于中南海植秀轩 图7.1936年摄于徐燕孙的住地:中南海芳华楼植秀轩,徐燕荪(左一)与张大千(左三)、于非闇(左十一)、寿石工(左十)、谢子衡(左五)、胡佩衡(左七)、蔡礼(前排右一为律师)、周元亮等画家于中南海植秀轩

  这是大千与北平好友的合影,摄于1936年徐燕荪的中南海芳华楼植秀轩住地。照片中徐燕荪(左一)与张大千(左三)、于非闇(左十一)、寿石工(左十)、谢子衡(左五)、胡佩衡(左七)、蔡礼(前排右一为律师)、周元亮等合影。这张合影背后还流传着一个故事,那是1935年底,北平中国画学研究会主持在中山公园稷园举行书画联展,张大千与好友于非闇合作的《仕女扑蝶图》中的题跋引发了北平画坛著名人物画家徐燕孙的不快,徐认为张大千画中“若令徐娘见,吹牛两大王”的题跋目中无人,竟敢公开隐射侮辱自己,逐请京城名律师蔡礼一纸诉状在法院状告张大千,大千感到莫名其妙,游戏之作竟被告上法院,于是请蔡礼的老师江庸大律师应对,后在朋友斡旋下双方化解了纠纷,同归和好。该照是他们和好后的合影。日后张徐还合作绘画,大千对徐燕荪还不吝赞美之词,晚年大千在他《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还专门写了“人物仕女,吾仰徐燕荪”。(图8)

 图8。民国36年初版  陆丹林著《当代人物志》[全1册康有为 、陈三立、吴佩孚、徐世昌、周树人、林语堂、张大千等人物传] 图8。民国36年初版  陆丹林著《当代人物志》[全1册康有为 、陈三立、吴佩孚、徐世昌、周树人、林语堂、张大千等人物传] 

  本图是海上艺坛文胆、第一名编陆丹林(1895—1972年)撰写的《当代人物志》,于民国三十六年由世界书局出版,这本书在当时影响甚大,陆丹林还专门请张大千题写了书名。那么,陆丹林是何人?也许今天很多人比较陌生。这里作简要介绍:陆丹林在民国时曾任上海中国艺专、重庆国立艺专教授,蜜蜂画刊、国画月刊编辑、中国画会理事,及各地展览会征集评选员,文艺作家协会会员。他属于艺术评论中的权威人物,先后主编许多报刊杂志,尤其以文史和书画刊物而闻名,堪称是当年国内和港澳两地的第一“名编”。他著作极富,编著有《枫园书画录》《红树室书画集》《美术史话》《艺术论文集》等书。

  早年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孙中山曾亲书《博爱》赠送陆丹林。《当代人物志》是陆自己最为看重的一本书,当年也被民国堪称“研讨近百年的史事”集大成者,所选人物都是各领域重量级人物,如康有为、吴佩孚、林语堂、鲁迅、陈三立、徐世昌、林语堂、许地山、叶恭绰、张大千、刘开渠、赵祖康等,从中可见张大千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图9)

图9.1936年北平艺坛名家合影,第一排左起汪慎生、陈半丁、徐燕荪、张大千、周肇祥、张善孖(右四)、于非闇(右三)、张恨水(二排左六)、胡佩衡(二排右五)、寿石工(二排右二)、王森然(二排右三)、王君异(二排左三)、李苦禅(三排右八)、及姜妙香、赵梦珠等图9.1936年北平艺坛名家合影,第一排左起汪慎生、陈半丁、徐燕荪、张大千、周肇祥、张善孖(右四)、于非闇(右三)、张恨水(二排左六)、胡佩衡(二排右五)、寿石工(二排右二)、王森然(二排右三)、王君异(二排左三)、李苦禅(三排右八)、及姜妙香、赵梦珠等  

  这张照片是李苦禅之子李燕提供,这是1936年北平艺坛名家的大合影,由于此张照片汇集了众多京城名家,故弥足珍贵。照片第一排左起汪慎生、陈半丁、徐燕荪、张大千、周肇祥(图片上写的是齐白石有误,实际为周肇祥)、张善孖(右四)、于非闇(右三)、张恨水(二排左六)、胡佩衡(二排右五)、寿石工(二排右二)、王森然(二排右三)、王君异(二排左三)、李苦禅(三排右八)及姜妙香、赵梦珠等。这张照片表明大千先生闯荡北平极为成功,特别是“南张北溥”的流行使得大千在北平艺坛声望如日中天,并成为了北平艺坛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之一。由于这张照片是北平文化艺术界一次聚会合影,按照惯例,前排座次是非常讲究的,张氏昆仲一左一右几乎都位列前排中间座位,张大千右面是北平画坛领袖人物周肇祥,左边是徐燕荪,再左边是大他20多岁的陈半丁,可见大千在北平艺坛的地位和影响。(图10)

图10.1936年,张大千(前排右一)邀好友王师子(前排右五)到北平游玩,邀齐白石(前排右三)、于非闇(后排右三)、汪慎生(右六)、寿石工(后排右二)等好友聚餐,“欢迎王师子先生莅平合影(民国廿五年九月十四日摄於春华楼”)图10.1936年,张大千(前排右一)邀好友王师子(前排右五)到北平游玩,邀齐白石(前排右三)、于非闇(后排右三)、汪慎生(右六)、寿石工(后排右二)等好友聚餐,“欢迎王师子先生莅平合影(民国廿五年九月十四日摄於春华楼”)  

  该照是张大千邀请好友在北平第一名厨白永吉的春华楼聚餐时留影。照片上方写着“欢迎王师子先生莅平合影,民国廿五年九月十四日摄於春华楼”,推算时间为1936年。合影照已知人物有:王师子(前排右五)、齐白石(前排右三)、张大千(前排右一)、于非闇(后排右三)、汪慎生(右六)、寿工石(后排右二)等。对这张照片的解读有三:

  一是可看出王师子(1885—1950年)与张大千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是多年挚友,同为“九社”成员,而在北平艺坛闯荡成功的张大千自然不会忘记老友,为此,1936年张大千特邀好友王师子到北平游玩也就在情理之中,此张照片见证了张大千与王师子的深厚友谊;

  二是大千安排得非常周到。三十年代,王师子的花鸟一度与齐白石花鸟齐名,所以,请齐白石及于非闇、汪慎生等花鸟画家及好友与王师子聚餐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可惜的是照片上不少人物今天已很难来考证,想必不少是当时的京城名人;

  三是张大千与齐白石的关系不像人们传说的过去齐白石不待见张大千,理由是张大千造假太过“无耻”。

  实际上,张和齐关系非同一般,笔者就从这张照片说吧。此张照摄于1936年,那时齐白石屡屡受到京城画坛的排挤,并游离在京城各大社团之外,而大千早已被“南张北溥”推上了画坛至高无上的地位,应该讲,当时无论是在京城的声望还是画价张大千都要远高于齐白石。但张大千对年长他36岁的齐白石另眼相看,非常尊重,拍照让齐白石与王师子坐在中间。据于非闇晚年在《怀张大千》一文中透露:“大千每次来京,必独自出资请吃川菜的齐白石老师。”

  而《张大千传》作者李永翘先生考证披露的2件事也很有说服力,一件是三十年代大千以北平“八大楼”之一春华楼为基地组建的“转转会”,类似于“艺术沙龙”的组织形式,每个星期日聚会,当时参加转转会有12人,其中就有齐白石。另一件是解放初大千侨居印度期间,齐当时生活较窘,曾给张一信,内附二画,言及自己生活困难,想托张在外给他卖了,每画只要50美金即可。张见齐画与信,大为伤感,曾说:“堂堂的中国大画家齐白石,一幅画岂能只要区区的50美金?这也太掉价了!我在日本裱一幅画,光是装裱费就要三百美元,难道齐白石的一幅画,还远远抵不上我的装裱费?这真是岂有此理!”大千思之再三,不忍齐画卖如此低价,但他也知道齐老的脾气,不愿白受人恩惠,于是自己给齐寄去了数百美元,谎称是齐画卖掉所得,齐因此事对张非常感激,认为张帮了他的大忙,解了他的燃眉之急。齐白石对大千的艺术也多次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一笔一画,无不意在笔先,神与古会”等。只不过齐白石的评价没有溥心畬、徐悲鸿等人的影响大而已。以上这些都可佐证张大千与齐白石关系非常密切。(图11)

图11.1937年张大千(左一)在北平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门前与好友和学生合影,左起:张大千、钱桐、于非闇、杨淑员、冷筱筠、黄华、陈国平、俞致贞、钱迪朋图11.1937年张大千(左一)在北平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门前与好友和学生合影,左起:张大千、钱桐、于非闇、杨淑员、冷筱筠、黄华、陈国平、俞致贞、钱迪朋  

  这是1937年张大千(左一)在北平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门前与好友和部分学生合影,左起:张大千、钱桐、于非闇、杨淑员、冷筱筠、黄华、陈国平、俞致贞、钱迪朋。根据有关档案披露,1937年4月6日,古物陈列所聘请周肇祥、张大千、于非厂、溥心畬、汪慎生和邱石冥为研究员成绩审查委员。之后,在钱桐先生的主持下,成立国画研究室。钱桐亲自向研究员们教授古典诗词;张大千、黄宾虹、于非闇等被聘为导师。入该室并成名者尚有郭味蕖、晏少翔、俞致贞、洪怡、杨秀珍、田世光、张其翼、季观之、钟质夫等人,这些人日后成为了北京画派的中坚。有关这段历史,晏少翔、张其翼、钟质夫等都有撰文记述。(图12)

图12.1938年,周肇祥(右三)与张大千(左二)等名流在北平故宫合影(左起:于非闇、张大千、黄宾虹、福开森、钱桐、周肇祥、徐世昌、江朝宗)图12.1938年,周肇祥(右三)与张大千(左二)等名流在北平故宫合影(左起:于非闇、张大千、黄宾虹、福开森、钱桐、周肇祥、徐世昌、江朝宗)  

  这是1938年张大千与北平名流在故宫雅集时合影。左起:于非闇、张大千、黄宾虹、福开森、钱桐、周肇祥、徐世昌、江朝宗。这些名流都是各领域的头面人物,其中黄宾虹(1965—1953年)是德高望重山水画家、北平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导师;徐世昌(1855—1939年)曾在民国担任过总统,有“文治总统之誉”。徐也擅长书画、喜好收藏;福开森(1866—1945年)是加拿大人,袁世凯上台后,推行“联美”政策,福开森成为了大总统府顾问和北洋政府总理衙门顾问,他也是著名教育家、收藏家;钱桐(1874—1938年)是民国时期北平古物陈列所所长,晚年创立“国画研究室”,后改名“国画研究院”,为中国画坛培养一大批美术人才;周肇祥(1886—1954年)是京津画派领袖。

  早年任古物陈列所所长,后与金城等著名画家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自1926年起任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出版会刊《艺林旬刊》《艺林月刊》;江朝宗(1861—1943年)是民国著名政客,曾在北洋政府任过代总理;于非闇(1889—1959年)是张大千多年的密友,北平著名画家。这些人中年龄最小的都要比张大千(1899—1983年)大10岁以上,大千能与这些京城前辈名流雅集,应验了黄君璧先生所言:“张大千是非常人”。(图13)

图13.1935年11月“黄山艺苑”欢迎大千先生茶会留影,左起:第六人张充仁、第八人郑午昌、第九人张聿光、第十人陆丹林、第十一人许士琪、第十二人张大千,第十三人谢稚柳、第十四人李秋君、第二十人马公愚、第二十四人颜文樑、第二十五人郭沫若、第二十七人吴湖帆、第二十八人吴青霞,其他社会名流不详。图13.1935年11月“黄山艺苑”欢迎大千先生茶会留影,左起:第六人张充仁、第八人郑午昌、第九人张聿光、第十人陆丹林、第十一人许士琪、第十二人张大千,第十三人谢稚柳、第十四人李秋君、第二十人马公愚、第二十四人颜文樑、第二十五人郭沫若、第二十七人吴湖帆、第二十八人吴青霞,其他社会名流不详。  

  这是1946年11月“黄山艺苑”欢迎大千先生茶会留影,大千挚友许士琪在照片上题了字。经笔者考证,照片左起:第六人张充仁、第八人郑午昌、第九人张聿光、第十人陆丹林、第十一人许士琪、第十二人张大千,第十三人谢稚柳、第十四人李秋君、第二十人马公愚、第二十四人颜文樑、第二十五人郭沫若、第二十七人吴湖帆、第二十八人吴青霞,其他社会名流不详。如此盛大的欢迎张大千茶会,场面壮观,参加的社会名流、大佬级人物之多,在民国时期文化名人中恐无人及,他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大千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之大,在文化艺术界人缘之好。(图14、15、16、17)

图14。肃榆林窟外景,1943年。罗寄梅摄。图中左侧桥上站立者为张大千图14。肃榆林窟外景,1943年。罗寄梅摄。图中左侧桥上站立者为张大千
图15。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图15。张大千在敦煌临摹
图16。张大千在榆林石窟与藏僧研究临摹敦煌壁画图16。张大千在榆林石窟与藏僧研究临摹敦煌壁画
图17。张大千以及常书鸿他们在敦煌的日常生活用具图17。张大千以及常书鸿他们在敦煌的日常生活用具

  这组照片是张大千为了追溯中国绘画的发展源流,于1941年5月率家人、友人和当地喇嘛十多人,自费奔赴甘肃敦煌,在人迹罕至的戈壁沙域风餐露宿,殚精竭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开启了前所未有的临摹壁画壮举,这些照片是在敦煌2年7个月期间留下影像资料。

  从照片上看,敦煌条件生活的条件极其恶劣,四面沙土,无水无电,时有狼群甚至土匪出没,难怪常书鸿之女常沙娜对敦煌的艰苦生活刻骨铭心,那时她随父母去敦煌,喝醋,吃盐、吃面,他的妈妈因忍受不了敦煌的艰苦,离开了常书鸿。有人曾说,那里即便盗物者肯去,恐怕不几日就会逃之夭夭。

  可以说,张大千的此次敦煌之行,开启了他人生和艺术道路上的一个最为艰苦、艰巨的探索与磨砺时期,同时也为中国文化艺术掀开了一页新的篇章。

  在长达2年7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临摹壁画,豪掷重金,花费极巨,据说举债5000两黄金,购买了大量昂贵的矿物质颜料,如赤金、珍珠、朱砂、石青、石绿等等,为的是确保临摹之作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后仍鲜艳如新。

  同时张大千对石窟的结构、彩塑与壁画的内容、多少、大小均做了文字说明和年代考证、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在此基础上完成又了长达20万字的《敦煌石室记》。他在敦煌共临摹了336幅作品(莫高窟276幅,榆林窟60幅)。1961年,大千先生家属将家中所藏敦煌画作183幅,捐赠给四川省博物馆;之后大千将62幅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尙余流入民间,有的赠送了好友留念。

  对这组敦煌照片,笔者也是感慨万千,若是没有对艺术宗教般的虔诚,大千是不可能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如此的壮举。正如作家高阳所说:“张大千在敦煌是艺术上的苦行僧,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同之处,表现了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虔敬。”叶浅予先生则说:“作为一个在艺术上已有很大成就的画家,为了追寻六朝隋唐遗迹,不避艰辛,投荒面壁将及三载,去完成只有国家财力才能做到的事,他的大胆行动已经超出了个人做学问的范围。

  尽管后来国家组织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为保护石窟和艺术研究作了大量工作,但不能不承认张大千在这个事业上富于想象力的贡献及其先行者的地位”然而,敦煌之行归来后,社会上竟传来他破坏敦煌壁画的言论,这是令大千始料未及的。(图18、19)

图18.1948年大风堂同门会上海分会公祝大千夫子五十大寿合影留念(右七张大千,右三李秋君)图18.1948年大风堂同门会上海分会公祝大千夫子五十大寿合影留念(右七张大千,右三李秋君)  
图19.1947年民国唯一出版《美术年鉴》师承记略章节图19.1947年民国唯一出版《美术年鉴》师承记略章节

  这是1948年大风堂同门会上海分会公祝大千夫子五十大寿合影留念,前排右七为张大千,右三为李秋君,其他不详,其阵容之大,人数之多,在中国画坛也是极为少见。图20是1947年民国唯一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中(实际发行是1948年),里面按师承记略的章节中,大风堂同门录阵容庞大,共有70多人,这也成为年鉴中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线。(图20)

图20.1948年海上文人在李秋君府上送别大千去成都时合影。第一排左起:不详、王韵清、李祖韩、顾青瑶、黄凝素、李秋君、徐雯波、张大千、梅兰芳、李祖夒、张乃燕,第二排左起:张比德、曹逸如、糜耕云、伏文彦、李祖模、顾景梅、李祖桐、谢稚柳、李祖元、陈德馨、李祖敏、不详、陈从周、胡亚光,第三排左起:不详、不详、张嘉德图20.1948年海上文人在李秋君府上送别大千去成都时合影。第一排左起:不详、王韵清、李祖韩、顾青瑶、黄凝素、李秋君、徐雯波、张大千、梅兰芳、李祖夒、张乃燕,第二排左起:张比德、曹逸如、糜耕云、伏文彦、李祖模、顾景梅、李祖桐、谢稚柳、李祖元、陈德馨、李祖敏、不详、陈从周、胡亚光,第三排左起:不详、不详、张嘉德  

  这张照片是1948年海上文人在李秋君府上送别大千去成都时合影。第一排左起:不详、王韵清、李祖韩、顾青瑶、黄凝素、李秋君、徐雯波、张大千、梅兰芳、李祖夒、张乃燕,第二排左起:张比德、曹逸如、糜耕云、伏文彦、李祖模、顾景梅、李祖桐、谢稚柳、李祖元、陈德馨、李祖敏、不详、陈从周、胡亚光,第三排左起:不详、不详、张嘉德。人数共计27人。从该照获知,当年得知大千夫妇即将离开上海去成都,闻讯的好友和弟子纷纷前来送行,送行的地点是大千的红颜知己李秋君府上,除了梅兰芳、张乃燕、谢稚柳、顾青瑶等少数挚友外,绝大多数是大千弟子和李秋君家人。这可能是大千在上海最后一张与友人、弟子的合影照,1949年,大千又从成都飞往海外,开启了羁留海外的生活。

  笔者解读以上图片,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五大结论:

  一是大千先生成名很早,20年中后期就跻身于海上一流名家之列,并享有崇高的地位。

  二是大千先生30年代中期已跻身于北平一流名家之列。试想,一个来自四川内江的人,一介布衣,没有什么头衔、官衔,仅凭借手中一支笔,闯荡中国南北当时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并成为了画坛叱咤风云的大佬级人物,这在当时中国画坛恐无人企及。

  三是大千先生交友非常广,人缘非常好,不少迎送大千先生的场面可谓名人荟萃,蔚为壮观。即便因误会引发的徐燕荪诉张大千一案,也被张大千搞定,两人重归和好。

  四是大千先生与兄张善孖创立的“大风堂”声誉极高,其门下弟子洋洋大观,成为民国画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五是大千先生40年代初2年7个月敦煌之行是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伟大壮举,他以自己的一已之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征服了令人生畏的险境,完成了只有国家财力才能做到的事。难怪学者陈寅恪曾高度评价:“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总之,这些珍贵的民国照片,旨在多个角度和侧面来还原民国时期一个真实的张大千,我想这也是对大千先生最好的纪念。

  朱浩云2019年2月8日写于海上五栖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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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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