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青铜鬲 215.45万美元 思源堂旧藏

　　青 茗

　　9月16日，纽约佳士得受何安达 (Anthony Hardy)委托，在亚洲艺术周期间隆重推出“思源堂中国古代青铜器珍藏”，上拍了其收藏的艺术品122件，估值逾1500万美元，当天共成交98件，拍出了2075.1万美元的总成交额，成为了近十年来中国青铜器成交额、成交率最高的一场专拍。

　　佳士得亚洲名誉主席及美洲副主席杜超惠(Theow H. Tow)表示：“何氏苦心孤诣，搜集了一批当世罕见的重量级中国古代青铜器私人珍藏。他穷四十载心血研精覃奥，对每件藏品的铸工、铜绿、铭文及出处俱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佳士得受托举办是次拍卖会，资深及新晋藏家既可藉此良机庋藏华夏文明的典藏之作，亦可借助何氏的灼见雅识，在其历年旁搜远绍所得的作品中寻珍觅宝，这些拍品件件俱是当今最广为称道、发表和展出的艺术瑰宝。”专拍中5件拍品的成交价超过100万美元，备受瞩目的是一件商代礼器青铜鬲拍到了215.45万美元的高价，成为此场青铜器拍卖的第三高价。这件品相佳妙的鬲铸造于公元前12世纪商代晚期，出自著名的费理思博士(Dr. A.F. Philips)及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旧藏，知名中国艺术古董商卢芹斋早于1939 年亦曾展出。这件重器刻有三组意趣盎然的饕餮纹，各由一对相向的兽面组成，其巨角沛然生威，双目狭长犀利，以规整细密的翮状纹和雷纹为地。思源堂青铜器珍藏中，有许多公元前13至12世纪商代黄金时期的巅峰之作。商代的统治阶级常用青铜器盛载祭祀仪式中的酒食，以祈求祖先神明庇佑。

　　专拍引起了全球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者的关注，拍卖当天盛况空前。青铜鬲之外，16至11世纪的商代青铜爵——何安达年幼一见倾心之作，原由其父亲收藏，这件酒器底承三足，结构谨严，造型优美，见证着收藏家难忘的孩提经历，也正是这件作品埋下了日后他对中国早期艺术——尤其是中国古代上乘青铜礼器。

　　商代晚期的连盖方彝以333.05万美元拍出，这件青铜酒器制作于公元前12至11世纪商末安阳。方彝的缘边状若出戟，盒式器身框格内的纹饰在其衬托下益发鲜明。器身与盖饰以饕餮纹，其眉眼鼻爪和兽角俱凸雕而成，细节栩栩如生，背景雷纹密布。饕餮的眼瞳刻画细腻，并衬以弯角尖耳，半人半兽的感觉呼之欲出。彝身与盖上的铭文亦提及若干氏族及祭奠者的身份。此器制作精良、品相绝佳，晚清学者吴大澄(1835-1902 )曾于著作中首度发表，此后不少重要著作和展览皆见其身影。

　　造型敦硕的珍罕商代晚期青铜尊也以108.25万美元成交，此器是公元前约13世纪商代晚期安阳制作的盛酒礼器，纹样亦以饕餮为主，分别用于装饰高撇足和广圆腹的宽阔纹饰带。此尊的斜肩饰以三个高浮雕牛首，其头生虬角，状若山羊，而喇叭形广口则饰一道刻满图案的蕉叶形纹。商代及西周(约公元前1100至771 年)的密封青铜器可用于酿存风味独特的米酒或黍酒，酒中常掺有各色香草、花卉甚或树脂。

　　鉴于思源堂收藏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已经具备了非常完善的一套价值评判标准，在欧美地区影响广泛，杜超惠曾对何安达进行过专门采访，请何安达从自己的藏品出发，向收藏者介绍了自己数十载的收藏经历，其中不乏可资参考的宝贵经验，本刊征得佳士得北京代表处的同意，今选刊部分，以飨读者。

　　杜超惠：(下称杜)您从事收藏多年，为何专攻古代青铜器，何时拥有了第一件藏品？

　　何安达：(下称何)我的青铜器情结源自一件商代爵(此次拍卖的808号)，那是“二战”后我父亲在日本、香港时收集的一件亚洲古代艺术品。正是这佣酒器的特殊造型和礼仪功能激发了我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浓厚兴趣。

　　1970年代凭着自己的眼力我买了第一件藏品——青铜簋，可惜后来发现它充其量只是件仿古品，并刻有不可信的铭文。这是我学习收藏的起步。

　　杜超惠：你收藏青铜器是按既定策略，还是随缘而得？

　　何安达：在明确收藏目标之前曾经历过一小段时间的摸索。最初我打算有目的地去选择每个时期一两件代表性青铜器，上起殷商下到唐末。这样系统化的收藏应该很有趣，从中可了解各个时代的青铜工艺技术及其蕴含的历史背景。但这个想法最终放历了，因为我发现早在二里头、二里冈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起)中国的青铜铸造已开始了漫长的探索和实验，它孕育出卓然大成、技臻高峰的安阳青铜器，随后西周的繁华装饰及东周世俗化的审美倾向亦是从中演变而来。

　　从那刻起，我开始深深迷恋安阳之前的青铜器，即二里冈至公元前1400年间的青铜器。无论从其铸造技术、礼仪作用还是神秘的象征意义上，它们对安阳青铜器产生了至深影响。因而，我决心开始倾力收藏这一阶段的青铜器。

　　当然，机缘至于收藏也是个重要因素。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近代铁路的开建，商墓在开山凿路的工程中重见天日，大量青铜器流入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很快我便发现流通中的商代青铜器，尤其是殷商青铜器非常稀少，为免收藏活动脱节我就不时购入其他朝代、甚或其他文明的古青铜器，在此之中期望能抓住获得安阳青铜器的机会。

　　杜超惠：可否解释一下您提到的“4P”收藏原则？在此之中，您认为哪个原则最重要？

　　何安达：我为自己的收藏设定了4个“P”原则，即铜绿/皮壳(Patination)，铭文(Pictogram)，铸造精湛(Precision)和收藏历史(Provenance)。

　　依我之见，任何一佣上乘彝器都应该包含这4个元素，而其中以制作的精妙最为重要。高超的铸造技术可使一件古铜器栩栩如生，脱颖而出。安阳青铜器工艺的精湛程度可与3000年后清乾隆朝各类御制珍玩的鬼斧神工相提并论。

　　其次是铭文。青铜器铭文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它不仅是中国古文字的主要形式之一，其记载的内容亦填补了先秦古史的诸多空白，我认为它的作用相当于明清的皇帝年号款。

　　再次是铜绿。青铜器因埋藏于地下，与四周不同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产生发绿、蓝、红及其他各色铜锈。铜绿是大自然赋予的美，是数千年来大地对青铜的一种特别眷顾。

　　最后是青铜器的一个新兴属性：收藏历史。它记录了藏品的流通经历：收藏于何时？为谁研究、供谁瞻赏？在何处展示过，曾被谁考证研究过？简而言之，收藏历史就是标明器物身份的护照或DNA记录，至关重要。

　　杜超惠：您在大部分青铜器藏品是何时、何处购入的？

　　何安达：由于第一次购买青铜器(簋)受挫，至1979年我决心增加资源，委托三、四位顶尖的青铜器古董商来助我一臂之力，他们的客户都是当时最知名的收藏家。也就在那时，我开始意识青铜器收藏历史的重要性，因为流通中的古铜器数量有限，它们基本出自名家收藏，而任何一件器物得以展出或出版，须有充分研究，得到权威专家的认可，这些都提供了可靠保证。

　　1979年至1990年间我频频出击。乔瑟普·埃斯肯纳茨(Giuseppe Eskenazi)先生很快成为我的良师，虽然我须鼓起勇气才敢第一次踏入他位于伦敦的宝阁(FoxgloveHouse)观摩，而他总能有精美器物让我开眼。东就壶中居的  津悦也先生、纽约的詹姆斯·劳利(Games Lally)先生同样成为了我信任的朋友和委托人，良好的口碑和信誉使得他们总有机会接触至名家珍藏。那些年，香港的金才记(T.Y.King)、巴黎的米歇尔·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及纽约的弗兰克·凯洛(FrankCaro)都有一些有趣的藏品介绍给我。同时，具传奇色彩的戴福保(J.T.Tai)，吉赛尔·柯尔斯(Gisele Croew)，沃尔特·赫斯坦德(Walter  Hochstandter)和克里斯蒂安·戴蒂耶(ChristianDeydier)也向我推荐过一些精彩的青铜器。对我而言，这些购藏的经历是一种学习和享受，回首其间，有些是幸运使然，有些是机缘巧合，同样也需要具备市场洞察力、艺术品位和很多其他因素。

　　杜超惠：您最喜爱哪件/几件藏品，原因是什么？

　　何安达：呵呵，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都想笑，就好像问你最喜欢你哪个孩子？这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当然，事实上多少会有些个人偏好，而且最喜爱的并不一定的收藏中的最精品。

　　我最喜欢三件藏品，具体解释之前先声明一下，器物的尺寸大小从来不是我考虑的因素。过去很多年中，总有机会碰至西周时期的礼仪盛器，体型之巨令人瞠目，而商代青铜器这方面虽然难望其项背，精湛的铸造工艺却更胜一筹。一个人只有对市场保持敏锐嗅觉，方能在收藏领域精益求精。思源堂收藏中我最喜欢3件青铜器，恰巧它们分属三个历史阶段。

　　鬲鼎意起盎然，牛形的兽面，鱼形的眉及三道勾状扉棱，曾归属于3个著名收藏家，后辗转到我手中。它在3件器物中年代较早，体型较小(21厘米高)，却独具特色，锈意天成，除精湛的工艺外，艺术价值亦很高。

　　商晚期方彝的造型独特，制作精美，是众寤寐以求的品种，器内尚保存着残留的稷酒。同时，该彝器收藏历史正统，无懈可击。

　　第三件是精美的西周早期双耳簋(878号)，夔凤纹绕身，并刻有关于失落的古“楷”国文明的铭文。在斑驳古朴的绿锈下泛著吉金的金色，两者交相辉映。

　　这三件青铜礼器均给予我莫大的乐趣。

　　杜超惠：自1995年9月21日 纽约佳士得举行的“思源堂藏中国早期瓷器”专场拍卖后，你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整体走向？

　　何安达：如我前述，物以罕为贵。1980年及1990年代，新石器时期、商周及汉唐陶瓷器在收藏界风靡一时，但90年代末开始由于这类器物大量涌现，市场一下子难以消化，除个别迄今仍有需求的品种外，早期的陶瓷买卖一蹶不振，相信很多人感同身受，都经历了这个变化。而古青铜器、书画及一些精美工艺品在近年的市场中非常抢手，尤其是那些宫廷御用或见证了重要历史事件的器物往往能创下拍卖天价。

　　杜超惠：您还从事其他门类的艺术品收藏吗？

　　何安达：我的退休计划是协助香港海事博物馆2012年底迁建于维多利亚海港旁的筹备工作，因此现在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清代中国口岸绘画(1775-1875)及博物馆相关藏品的收集工作上。

　　杜超惠：能谈谈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收藏经历吗？

　　何安达：你们肯定知道日本的松冈清次郎先生，他是一位执著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大家，在东京拥有自己的博物馆。1995年12月，我原本计划去竞拍伦敦佳士得的青铜方彝(拍品18，Grossspuhler旧藏)。这件青铜器曾在苏黎世瑞特堡博物馆陈列多年，是我希望纳入的高端藏品。然而，就在拍卖前几个星期，却得知松冈先生也要亲临伦敦参拍这件重器，以补遗阙。当时我的信心一落千丈，那个时代的松冈先生驰骋拍场，无人匹敌，每次参拍都坐在前排，用手示意(他都不需要举牌)，而且志在必得。我肯定没戏了，便黯然取消了伦敦之行并委托乔瑟普·埃斯肯纳茨先生参拍。

　　后来，当你收到乔瑟普先生“松冈不来，请速至”的电报时，你可以想象我是何等兴奋！我知道松冈先生的习惯是亲临现场参加竞拍，绝不缺席或委托他人，因为令人激动的临场举牌正是他享受收藏乐趣的重要时刻。这真是个天时地利的好机会，我立即搭乘下一班去伦敦的飞机，并在乔瑟普先生的协助下，成功竞拍到了这件青铜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