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岚桦

　　有关圆明园文物的话题，一直在触动着国人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上周，一对中年英国兄妹在打扫去世亲人的房间时发现的乾隆时期瓷瓶，拍卖时被神秘的中国商人买走。拍出超过4亿人民币天价，震惊英国媒体。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竞拍者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国。有英国记者称，天价购文物背后是中国人的“瓷器爱国主义”。(11月14日《新京报》)

　　留心了一下网上的评论，多以负面居多。但最辛辣的，当属被英国媒体称为“瓷器爱国主义”。尽管争议居多，但笔者不得不承认，“瓷器爱国主义”的论调，可谓一针见血说明了拿着大把银子撒钱的虚妄和无知。为什么不通过外交途径，据理力争的讨回我们本属于自己的流落海外的文物？这种方式，与去年2月份蔡铭超拍卖购买遗失的圆明园兽首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150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抢走园中所有珍宝，一个大国背负100多年的耻辱。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些园中被抢走的珍宝，一个半世纪后居然要重新花钱买回。从小偷手里买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实在是既丢面子，又丢里子的事情。最近，秘鲁政府不是致信奥巴马政府，讨要耶鲁大学百年前用于“研究”的马丘比丘神庙的文物吗。既入情入理，又不失尊严。迫使耶鲁大学归还了文物。

　　据报道，上述文物是根据1912年耶鲁大学与秘鲁政府签订的一项租借协议借走的，协议期满后耶鲁大学以秘鲁没有能力保护这些文物为由，一直拒绝归还。由于秘鲁政府的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几个月来，秘鲁一些城市的公民还举行了示威活动，要求耶鲁大学归还文物。秘鲁这种做法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最终，耶鲁大学已同意归还百年前从秘鲁古城马丘比丘“借走”的文物。

　　这个故事就说明，尊重普世价值观、尊重国际惯例，在国际上多数情况下还是行得通的。与其花大价钱搞这种“瓷器爱国主义”，不如好好反思下这些国宝是怎么流失海外的。大家都知道，圆明园是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可烧毁的原因、甚至入侵北京的原因，至今多数人仍是“以其昏昏使其昭昭”。传统的历史观认为是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抢东西的罪恶而烧毁的。那样看来，烧圆明园岂不是更大的罪证？现在越来越多的史料表明，烧毁圆明园是清政府的不守信用，不遵循国际惯例的“很大程度上的自取其辱”(费正清语)。

　　鸦片战争后，清廷陆续和美、法、俄、意等其他列强签署了相关条约，也给予了这些国家在五口通商的权利。不过，条约虽然签定了，清朝方面认为对条约不需当真的大有人在，广东巡抚叶名琛坚决不同意英国人依约进入广州城，道光皇帝对叶名琛还降旨嘉勉。洋人方面此时也认为条约的内容很不完善，他们觉得，清朝官吏对外国人采取敌对态度，使正常的贸易难于进行；货物从口岸城市转运内地时，各地官吏照例强制收取高额厘金，也使他们无法容忍。为了解决双方已有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西方人认为应当在北京设立使馆，以便随时和清朝方面交涉。次年，英法联军带着新任的驻华公使往北京换约，在通州地区，使团也招致僧格林沁蒙古骑兵的攻击。就在和谈中，清廷还拘禁并侮辱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为了报复。英军统帅额尔金伯爵遂以报复清廷“对外交人员的野蛮虐待”为由，下令放火烧圆明园。

　　在今天看来，外国侵略者要求清廷遵守的通商、互设使领馆、建立外交关系，则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各国之间交换常驻代表和使节，逐渐成为国际惯例。然而，封闭的老大帝国对世界的发展一无所知，他即便知道了也不想以这些规定来约束自己。试想，你在中国能攻击驻外使节吗？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清朝末年清政府与外国冲突，很大程度上是自取其辱”；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廷对洋人的遵守条约却深感意外。北京沦陷期间负责和洋人交涉的恭亲王等人，见到《北京条约》签定后洋人即自动退兵、交还首都，令他们感到喜出望外。外国人控制下的海关，也将快速增加的关税收入交给清廷，以前这些钱大都进了贪官们的口袋。在他们看来，洋人虽然恃强凌弱，但却相当讲究信用，不太象奸滑无赖。

　　认清了这一层，150年后的今天，更需反思历史，反思以往昧于世界局势的害处。其实，我们加入世贸、融入世界经济，不是也在遵循着“国际惯例”吗？可悲的是，当时我们愚昧于国际惯例，今天我们依然花大价钱来赎买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不知道据理力争的讨要，而被英国人笑话为“瓷器爱国主义”，这是中国现代化后亟待补上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