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衔

　　不必赘述那些与《巴人汲水图》相关的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随着岁月的积累，这些传奇、背景惟一能带给这件作品的只是它的小说魅力、增加其传奇性神秘性，而不是其本来存在的艺术魅力和现实价值。事实上，这件在徐悲鸿个人艺术生命中及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都已经、并将继续书写其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里程碑式重要意义的作品，不仅是徐悲鸿艺术生命中国画写生创作的巅峰之作，历史、世界上名画比肩而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艺术写生创作的最佳范本。

　　《巴人汲水图》的美术史意义最突出体现在其现实性。尽管是否需要或坚持现实性、需要多大程度的现实性一度是中国现代绘画领域长期讨论的话题，且一度被当时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们诋毁甚多，但谁也不能否认，在一个非常时期，——尤其是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交炽而战乱频仍的现实处境下——，现实性具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关于这一命题，徐悲鸿创作于次年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已经切实证明：在物质的方面，当时因该作而募集到的资金或可计算，而在精神的一面，由此而激荡起的爱国爱家、保国保家的热情却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毋庸置疑，《巴人汲水图》和《放下你的鞭子》显然都是一贯鼓吹坚持现实性的徐悲鸿的现实主义杰作。但问题是，在一般人的认识里，《巴人汲水图》和《放下你的鞭子》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有一定的不同。关于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事实上，造成这种情况的，是两个人力不可左右的原因：一是创作的时间节点和地点。《放下你的鞭子》是徐悲鸿1939年10月在新加坡筹办画展赈济国难途中即兴创作的，当时法西斯德国刚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国际注意力都集中在战争之上，这样，以反战为题材的《放下你的鞭子》自然就受到特别、额外、严重的关注，正如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时间和地点都掐得很到位；而《巴人汲水图》创作于1938年晚秋，当时的国际形势并不对中国抗战有利，虽然德国国内动作频频，已对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但战争并未打响，英法奉行的仍旧还是绥靖政策，美国也并未有进一步的表示，因此，尽管当时国内情势已经如火如荼，国际上确实有一部分注意力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聚焦于中国，但终究不能形成席卷全球的潮流。

　　另一即是采用的表现方式，《放下你的鞭子》采用的西方世界更易于认知和接受的油画表现方式，有理由推测这显然是徐悲鸿经过精心考虑而决定的；而受制于前一个客观条件的影响，《巴人汲水图》采用的是中国式的国画表现方式。不妨做一个有趣的假定，将《放下你的鞭子》换成国画写生创作，而将《巴人汲水图》换成油画写实创作；或者将前者置于重庆而后者置于新加坡，它们本身的能量及激荡起的能量其实可以推想得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已经远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射、承载并凝聚于这两件巨作之上的历史重量——包括社会责任感和现实性——却渐渐平衡。

　　我们同样可以这样定义：《巴人汲水图》是徐悲鸿国画创作中现实主义作品的最高峰。这其实只要将其与徐悲鸿其他的经典国画作品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即可知道。为人民熟知的徐氏经典国画巨作，目前看，有如下数件：《田横五百士》(1928-1930)、《九方皋》(1931)、《奚我后》(1933)、《愚公移山》(1940)、《九州无事乐耕耘》(1951)等。毫无疑问，以古代诗文传说题材入画的前四件，并不具备现实性，而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这种表达方式与其法国老师达仰的作品更类似；而建国后创作的《九州无事乐耕耘》虽然算是现实主义创作，实际上更多的则是体现了比较多的浪漫主义情怀，并非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至于徐悲鸿那些以雄狮、骏马、雄鹰等动物为表现对象的作品，虽然有现实的情怀在内，但基本上遵循的是中国文化中的“赋比兴”传统，更注重的是其比喻意义、象征意义而不是其现实意义。就此而言，如果说徐悲鸿以《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及骏马、雄狮题材作品为代表的创作是《诗经》中众多的篇章，那么，很显然，《巴人汲水图》就是惟一的《春秋》。

　　在《巴人汲水图》创作的前后，当时的中国美术界产生了许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1941年，国画)、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1940年，油画)、冯法祀《捉虱子》(油画，1945年)等，乃至鲁迅倡导下的新木刻运动中出现的江丰《码头工人》(1931)、陈烟桥《拉》(1933)、罗清桢《逆水行舟》(1933年)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徐悲鸿的《放下你的鞭子》。但如果以艺术性和现实性完美结合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作品，除了《放下你的鞭子》可以与《巴人汲水图》媲美外，其他人的创作并未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甚至有一些绝对现实主义的创作，现实性确实非常充分，但艺术性却非常匮乏，变成现实性的傀儡，甚至基本消失，因此，它们的作用充其量是煽动，而不是感染、感动。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根据地内部更为严重。严格来说，这已经不再是艺术的范畴。

　　有意思的是，这件可以认定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国画创作的最佳范本的《巴人汲水图》，其300×62cm的形制，似乎不仅是徐悲鸿作品中惟一一见的，也是当时国画作品中仅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