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魂游(艺术家、评论人)

　　不少人说，相对于传统的艺术形式如绘画或雕塑，行为艺术往往由艺术家直接用身体或自己介入作品以实现概念或主题，并不需要特定技术的训练或掌握，也就是人人可负担与应付。作为一个技术要求低而门坎低的创作形式，行为艺术不该是简单直接的吗？但实际上，愈是看似简单直接的形式，实践起来却愈是复杂而纷乱。随着半世纪的发展(1)[1]，行为艺术也逐渐进入了历史与典藏的阶段，又岂无暗潮汹涌？在建制内外徘徊守望，行为艺术何去何从？

　　今年十月，亚洲艺术文献库与小区文化发展中心合办了“彳亍——亚洲行为艺术之实践与档存”，在一连五天的密集活动里，试图以透过圆桌交流、艺术家讲座、演出及工作坊等活动，汇聚了世界各地研究及档存行为艺术的专家与一众亚洲地区的主要国际行为艺术节搞手，从过去展望未来。

　　“彳亍”研讨会以两天的圆桌交流作序幕。首天的议题是“档存行为艺术的挑战”由专门研究行为艺术的艺术史家 Debra Wacks 主持，先由以研究中国行为艺术为博士论文、现执教于澳洲悉尼大学的学者汤伟峰(Thomas J. Berghuis)讨论媒体文化与行为艺术或展演性创作的关系；而印度尼西亚视艺文献库(Indonesian Visual Art Archive，简称 IVAA)行政总监 Farah Wardani则从 IVAA 有关行为艺术的馆藏谈起当代社会状况。两个历史观正好连接到其后两位行为艺术文献专家分享档存和推广经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现场艺术文献库(Live Art Archives)的 Paul Clarke 谈及以艺术家为本的行为艺术资料架构(Performance Art Data Structure，简称 PADS)；美国富兰克林熔炉文献库(Franklin Furnace Archive)创办人及总监 Martha Wilson，则从自身出发呈示三十多年来前卫艺术或行为艺术与建制之间的角力。后来 Ray Langenbach 则分享了多年来手执摄录机在不同的场合里纪录行为艺术时的两难处境(如美学考虑而决定纪录或不纪录个别作品等)；而我则分享了周旋于艺术家与亚洲艺术文献库研究员等诸多身份之间的研究方法与策略。紧接的讨论集中于研究行为艺术的方法论、如何编写行为艺术的史料、行为艺术与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疑虑、行为艺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侧写等。

　　相对于传统的创作媒介，行为艺术总没有有形而固定的形式，如何收藏正是根本问题。用摄影(相片、影片)作纪录则取决于纪录者的选取意向，而如何收容多形式的记录(如演者或观者的文字、对象或道具等)，并把藏品或数据有系统的整理，都是如履如临的过程。亚洲艺术文献库既然要将行为艺术订为未来十年的专题收藏，观照了多方的经验之后，如何把行为艺术定位？又将在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这就牵连到第二天的圆桌交流了——小区文化发展中心请来一众亚洲地区的主要国际行为艺术节搞手前瞻亚洲行为艺术的发展。日本国际行为艺术节(Nippon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Art Festival，简称 NIPAF[2])(2)创办人霜田诚二可说是亚洲行为艺术节的老大哥，一边东拉西扯的说及在资源匮乏情况下紧持继续搞交流搞艺术节，一边飞快浏览他多年来储存在计算机内游历多个国内外行为艺术活动的照相簿然后幽幽的说：“谁人担心未来？”。下来菲律宾的Yuan Mor’O Ocampo当年亦蒙NIPAF与霜田诚二的启发而在本土搞起了PIPAF，同时关注行为艺术关系自身、身份认同与历史；Aye Ko回顾了过去十多年来行为艺术在缅甸的兴起，而政府对艺术活动的审查和政治压迫亦难免成了大家关心和争议的话题；来自北京的舒阳，也从一些前人经验说起他借用英国的现场艺术(Live Art)概念来绕过行为艺术的一些困境；台湾的王墨林则扬出了他的“身体气象馆”十多年来举办的行为艺术活动，诉说起如何以“小剧场”的精神搞行为艺术以批判和抗冲主流文化，以及艺术馆或建制对他们的冷待；随后小区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莫昭如也拉着香港的艺术家丸仔，展示过去多年来本着普及艺术的想法，在香港举办行为艺术活动和保荐本地艺术家到海外参与艺术节；随后泰国的Chumpon Apisuk也谈谈他办Asiatopia的经验，而新加坡的李文则带出了一个反问：为甚么大家只顾讨论行为艺术节，而忽略了其他形式的行为艺术活动(如艺术家发起的行动等)？

　　或许，按第二天交流议题“亚洲行为艺术的未来”(The Future of Performance Art in Asia)来说，各位讲者想当年的演说多少教人心生疑窦：是我们都没担心未来而不必多谈？还是对未来乏力张望？或是这些行为艺术节在过去十多年来在亚洲各地区大鸣大放的行为艺术节已经由蓬勃开到荼蘼，暮景坎坷？

　　讨论间，汤伟峰提出了在座讲者性别失衡的疑问或许多少带出了端倪：为什么演说席间的行为艺术节搞手都是男性呢？(是日主持人高小兰是圆桌上唯一的女性，她既是艺术家也曾办过行为艺术活动。)为什么没有其他女性或年青艺术家及活动策划人的声音？当一伙(哥)儿必恭必敬的前呼后拥着，或许——如李文之前的质疑——再延伸的问题是：为什么行为艺术节得循“-IPAF”的模式来想象或界定行为艺术的实践？行为艺术节是否是必然的模式？在艺术节以前或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行为艺术(或是具展演性质)的实践？如何识别甚至是敞开归纳或排斥的界线，以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这些多数由个别艺术家牵头的艺术节又可会薪火相传持续发展？

　　对我来说，“彳亍”研讨会第三天，谢德庆的艺术家讲座除了那门外长长的人龙掀起了活动的高潮，更带出了行为艺术面临建制化的两难困窘。谢德庆五个长达一年及一个长达十三年的行动已堪称行为艺术的经典，至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着实有多少人曾在当年现场鲜活地见识过行为的实现(遑论那十三年不展示的作品了)？没有了确切而适当的纪录和转载，也没有近年在艺术大场所如古根汉博物馆或现代艺术馆(MoMA)的个展，或是专集出版的话，再经典的作品也不易代代相传。怪不得连另一行为艺术殿堂玛莉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近年也尝试以(让别人)再展现(re-enactment)的方式活化旧作，以延续行为艺术作品的能量与生命。当下的行动在岁月里瞬间即逝，而行为艺术也渐渐发展成一种既定的艺术形式，走进艺术史与既有艺术体系的洪流似是不能否定也得早晚面对的事，当中如何拉锯、整合或转化出持续的生命力让它发展下去，正是有待开发与耕耘的工作；而档存或文献整理亦担当着决定性角色，是开明灵活或是加固权威与边防，足以左右路向，任重道远。

　　回想行为艺术之始源于艺术家对既有形式或体系的反抗或质疑，而行为艺术往往也因此而长期处于(自我)边缘化的位置，不附权贵而捉襟见肘艰苦经营是一回事；如何让行为艺术透过偏峰及批判性的形式冲击主流又是另一回事。当行为艺术节在亚洲不少地区已因循发展至一种牢固的模式，交流还不过是互邀友好到家作客的招徕，如何在局促的小圈子里打开一扇窗，容纳更多不同类型的行为艺术或展演性实践(performative practice)而开放更多可能性，让行为艺术在多元化的实践里绽放更旺盛的能量？

　　从经济或技术上考虑，行为艺术乃是一种极易普及的展现形式。没有了外在工具或技术的必备要求，人，往往成了创作和实践的主要素材，而“自我”就成了行为艺术创作的核心。当行为艺术的实践成了结集的群体，以人为本的模式牵连着串连的势力、利害关系，而亚洲的众多行为艺术节亦如各占山头各领风骚，也毋忘在艺术节以外形形色色的其他行为艺术或展演性实践。往前走，如何放下小我，成全大我？如研讨会的题目“彳亍”所言——文献为彳，实践为亍——如何回顾过去，展望将来？再丰富的文件存或文献纪录，还有赖行为艺术本身的发展素质。说到底，能混在复杂而纷乱的境地里独善其身吗？却不是立时三刻或三言两语能一一说清的事儿，也是“彳亍——亚洲行为艺术之实践与档存”未圆的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