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触目惊心的流水线作业

　　范曾状告郭庆祥一案在社会上引起了美术界、文艺界以及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日前由《美术博览》和《美术天地》杂志在上海举办的“关注艺术批评研讨会”，可以说明“关注艺术批评”已由上海这个文化大都市拉开序幕。

　　研讨会上，许多评论家就目前国内艺术批评的现状以及对范曾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利益让艺术批评无力

　　艺术评论家吴亮在会上坦言，由于金钱的涌入，使得艺术圈成为一个巨大的名利场。当作品和经济之间产生强大的利益时，金钱会影响话语权，利益会导致真正的批评失语。画家的身价变化会直接影响藏家和机构的利益，所以就听不到坏话。

　　艺术评论家毛时安在谈到艺术批评目前已变的索然无味时指出，现在的批评文章往往触摸不到批评家心跳的，许多是商业性写作。评论文章往往和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内心有感而发的批评写作已变得极其罕见。现在的艺术作品和市场联系太紧密，批评厉害了会影响作品的价格。

　　艺术评论家江宏认为，评论家虽然能看到艺术作品不好的地方，但最终往往选择说好话，因为有人际关系的因素。作为一个评论家，常常难说批评的话，因为真正的批评不受欢迎。打开报纸杂志，介绍画家的作品，千篇一律全部说的是好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画家多是评论家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人际关系的种种制约，让你最终没有办法说真话，只能说好话。

　　在整个研讨会上，文艺批评有被金钱所绑架的嫌疑成了人们讨论的重点。

　　来自北京的艺术评论家刘传铭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绑架是被谁绑架？是被权力绑架？还是被金钱绑架？是绑架还是自愿投降我认为都很难说。不要一说到批评界的问题，就把责任往权力、往领导、往金钱身上推，作为批评家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也应该反省。

　　当下的艺术批评让收藏者困惑

　　在中国歌坛，仅凭一首歌唱上一辈子的歌手不乏其人，此种现象被称为“一首歌现象”。如今，此种现象也在画坛蔓延和盛行。目前艺术界十分浮躁，存在着不求真、流水线作业、自我复制、千篇一律的现象。“一张画现象”比比皆是。翻开拍卖图录，会发现不少知名画家的作品，几十年没有一点变化，只有一种题材和一种形式。

　　收藏家郭庆祥在研讨会上的感叹，来自他作为一个藏家的苦恼：由于听不到中肯的批评，导致现在的收藏者碰到疑惑找不着北，同时也导致了画坛出现了大量 “流水线画”、“任务画”和“垃圾画”。

　　他认为，尽管美术评论家是自由的，但美术批评家的文字是不自由的，谁给钱，就为谁写，美术评论被金钱所绑架。而且整个书画界的浮躁心理，使得充满创造力的好作品越来越少，“一张画现象”和“流水线作业”，在画坛四处蔓延。让这样的艺术家占领我们社会的文化资源，将严重误导全民的审美。

　　投资者和真正的藏家不是一回事，目前市场上，大多数是投资行为，真正从事艺术收藏的极少。如何让藏家能买到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还需要评论界的努力。

　　范曾：内靠官僚，外靠奸商

　　研讨会上，有关范曾的话题不时被与会者们提及，其范曾现象也倍受关注。

　　“说到范曾，我没有兴趣，虽然外面说他不好的地方特别多，但是他在南开捐了图书馆，也捐了很多钱给研究生。范曾的问题自然有历史来验证。”这是艺术评论家吴亮先生在开场白中说的一段话。

　　然而艺术评论家吴林田认为：范曾确实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不管是好还是坏，回避谈他是不对的，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反面教材。画俗，人格我了解也不是很高，但是他有创举，比如说捐款，其实很多中国福布斯富豪在抓进去以前都是有巨额捐款。至于范曾的画为什么那么好卖，其实很有意思。他的画卖给了谁，谁在消费他的画，我觉得研究这个很有意义。范曾这个现象之所以引人注目，因为范曾确实是当下中国畸形艺术市场的缩影，他是一个代表。

　　刘传铭在谈到范曾时很明显有些顾虑，他说：在范曾出国前的人际交往中，很难有人超过我和范曾的关系。今天来了很多媒体的朋友，如果你们要对今天这个座谈会做报道，我希望关于我的说话能提前和我沟通一下，我不是要如何如何的言不由衷，说完以后不负责任，我只是希望能够准确的把今天讲话的意思表达出来。

　　范曾现象今天大家说了很多，流水作业，操纵市场，作为一个现象来批评他没有问题，但是既然是一种现象，我们要找找根源。80年代早期所有的中国画家要想扬名，要想被社会认同，首先要有体制认同，体制认同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美术家办的刊物。如果被刊物认同，或者被中央美院认同，或是在全国获奖，你就会成功。范曾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跳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内靠官僚，外靠奸商”。我认为，针对范曾现象，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使人受益的批评环境。

　　郭庆祥在谈及范曾时说：范曾在公众场合夸大自己的绘画水平，吹嘘自己的艺术才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在愚弄社会和民众，是在误导大众的审美取向。他那种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画是对社会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尤其是他在“自述”中以媚日的口吻在解读日本的侵华战争和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这是对中国人民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的亵渎，他严重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像范曾这样的人，我们不是批判他，应当是在艺术界铲除，因为他没有资格受到我们的批判。

　　本报记者郑文钊 整理

　　追溯

　　范曾状告郭庆祥案

　　2010年10月，范曾将郭庆祥告上法庭，起因是郭庆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文中指责国内有些画家“流水线作业”，大量复制自己作品。这篇并未点名的文艺批评文章惹怒范曾，他以侵害名誉权之罪，将郭庆祥告上了法庭，并索赔500万元，同时被告的还有上海《文汇报》和美术评论家谢春彦。(谢春彦的《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对范曾也有批评。)

　　11月9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原定于当日开庭的审判，因此案的第二被告——上海《文汇报》提出管辖权质疑而不得不择日开庭。

　　11月19日，郭庆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针对范曾“流水线作业”及范曾用国学大师来伪装自己的现象，称要扒光他的“外衣”。

　　11月底，郭庆祥在北京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直斥范曾是“当代汉奸”。其依据源于《范曾自述》中一段对其妻子及其岳父母(侵华日军，因战败而自尽，并被供奉在靖国神社。)的介绍。

　　从文艺批评到指斥“汉奸”，从艺术范畴的批评到人格国格的质疑，可以看出，这次被惹怒的不是范曾而是郭庆祥了。

　　范曾因一篇并未点名的文艺批评文章能将郭庆祥告上法庭，那么，面对郭庆祥的“汉奸”指责，他视乎更有理由再度起诉郭庆祥。

　　郭、范之案何时开庭目前依旧在“择日”中，但随之而来的有关文艺批评的底线何在以及范曾作品的艺术价值如何的讨论则引起了国内美术界文艺界的极大关注。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这样的讨论对营造健康的艺术审美氛围，对推动真正的艺术发展必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截至发稿时，记者多次联系范曾，他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当记者与他的经纪人徐先生取得联系后，徐表示不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