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拍卖的资本定价时代

　　大鳄凶猛

　　艺术品市场的“货币战争”

　　主笔◎曾焱

　　2010年11月21日和22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在秋季拍卖中连续拍出两件“天价”书画：3.08亿元的王羲之《平安帖》、1.075亿元的李可染巨幅水墨《长征》。两位买家没有公开身份，但圈内能猜得八九不离十，一南一北，都是近两年在拍卖场上呼风唤雨的大买家，被视为进入艺术品市场的“财富阶层”代表。耐人寻味的是被演绎的后续情节：有人注意到，就在拍卖前后几天，这两位买家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在股市上各自都有大宗交易发生，其数额正好接近拍场上两件艺术品的成交价格——可能纯属巧合，但无论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种流入流出的简单对应，至少说明一种趋势：人们看待艺术品市场的心理和视觉，已经被拉入到金融市场的逻辑体系。

　　资金从股市和房地产流向艺术品市场，类似的联想现在变得越来越直接和普遍。“流动性资金的大量涌入，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量价齐升提供了基础。”北京匡时拍卖总经理董国强告诉本刊记者。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AMRC)主任赵力为本刊记者提供了他们的分析结论：2010年一些市场研究者也开始将国内书画市场的价格暴涨，归因于从房地产、股票市场流出资金的入场。虽然目前仍没有系统的数据支撑，但是从2010年上半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而言，相较2009年下半年的资金增量为100亿元，预计全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资金增量为200亿元，接近2009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交总额。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国内艺术品市场成为资金流入方向的结论。

　　触底反弹、行情回暖、V形复苏、价格指数、坐庄……2010年，当人们谈论艺术品拍卖市场时，从股市“舶来”的这些名词被熟练地援引、使用于口头和书面，其出现频率之高，让人错觉正在谈论的是股票或房产，并非书画古董。而退回到中国艺术品市场上一轮升涨的2005年，或者再拉近一点，在当代艺术被热炒至暴利的2006年，在这两个时间点上接受本刊采访的几位拍卖专家和市场研究者在提到这些词语时还显得斟酌，并努力想在谈话中区隔收藏、投资以及投机之间存在的差别。仅仅三四年过去，艺术品市场的语境已被重构，“投资”成了常态表述，投机被转化为“利润空间”，“财富阶层”正在取代“传统收藏家”，成为拍卖权力榜的主角。

　　在数字层面上，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体量增长速度惊人。根据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2010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报告》，2009年中国艺术品拍卖业的年度成交额为212.5亿元，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第三位；2010年的年度总成交额预计突破350亿元，年增长率将达到75%。而事实上，根据目前已有的不完全统计数字，2010年度中国艺术品拍卖业的总成交额保守估计也超过400亿元(春季总成交额为201.41亿元，秋季仅北京地区已有167亿元)。北京保利和中国嘉德的2010年秋季拍卖总成交额分别达到惊人的52.8亿元和41.33亿元，超越了中国香港地区的老牌国际拍卖公司苏富比和佳士得。

　　频出的过亿元纪录成了艺术品拍卖会的放大器，拍卖因而借媒体渠道进入公众视野，具有与财富相关联的观赏性。除了少数经常出入拍卖会的收藏家、买家和业内人士，对大多数人而言，艺术品拍卖就像一个谜团，引发各种各样的猜测而难以得到标准答案。在2010年，最常听到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贵？什么人在买这么贵的艺术品？来自《福布斯》中文版和胡润百富等机构的财富人群报告现在越来越紧密地被艺术品市场研究者引为观照，据此分析购买人群的结构和变化，试图给出答案。胡润百富2010年4月发布了《2010胡润财富报告》，计算出中国有87.5万位千万富豪和5.5万位亿万富豪，这90多万人被称为“中国顶尖消费群体”，而处于塔尖的，是140位资产在1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财富阶层。“在中国富豪榜上前100名以内的人，正是中国艺术品市场2009～2010年这一轮行情的主力，他们的身价都在100亿元以上。上海富豪刘益谦目前是唯一在媒体上公开露面的大买家，级别相当的大约还有5位：上海1个，山西1个，北京2个，台湾1个。他们每人一季拍卖就能买走5亿元以上的东西。”一位拍卖市场观察人士这样告诉本刊。

　　另一个被关注的现象，是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资金的机构化。《福布斯》中文版与中国建设银行最新发布《2010中国私人财富白皮书》，统计至2010年末，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量接近100万亿元，高净值人群将达38.3万人——2009年分别为85万亿元和33.1万人。报告认为，这两项数据的迅速增长，意味着财富管理及私人银行服务将成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引发金融机构的竞争。与此同时，我们在艺术品市场看到一些金融机构在做试探性布局，操作途径包括发行艺术品投资基金和信托计划、提供艺术品估价服务以及银行企业的艺术品收藏和艺术赞助等。以民生银行为例，该行从2007年起开始涉足艺术活动，资助并建立美术馆，发行艺术品投资基金(Ⅰ号和Ⅱ号)并参与艺术品市场交易，被指为中国拍卖市场上当代艺术的三大买家之一。而在2009至2010年，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开发了类似业务。有人计算过，在每年数百亿的银行理财产品中，一家银行的艺术品基金发放目前不足1个亿，在资金量上微不足道，但它的现实功用是被作为一个“招牌”来团聚高端客户，竞争未来私人银行服务的巨大市场。

　　机构的资金入场，目前主要是指除政府采购之外的企业等法人机构的购买行为，其行业背景包括金融、房地产、制造、能源、建筑等领域。另一方面就是艺术投资基金的资金入场，包括私募和公募的不同类型。据《2009～2010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报告》，资金的机构化在艺术品市场中的表现，首先反映在资金规模化的明显优势，而动辄千万级的竞拍出价已经将个人性购买行为迅速地“边缘化”，类似于股票市场中的“机构”和“散户”的区隔。其次是在操作目标和操作手段上的变化，由于机构收藏的体系化目标和投资基金以投资收益为目的的精确化选择，因此两者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那些具有明确文化价值和社会共识的稀缺性艺术资源，造成“名家”尤其是“名作”的价格飙升，从而创造出中国艺术品亿元级的价格纪录。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艺术品基金投资著称于世的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曾将它的投资额度特别限定在基金会每年可支配总额的3%，约400万到800万英镑，其原因放到现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语境下来看也许不可思议：约束投资额度，是为了避免短时期内投入过量的资金造成艺术品价格上涨，干预到艺术市场的正常秩序。在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炫目的数字和纪录背后，是资本的介入和操作在速造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庞大体量，已经有人担心艺术品收益可能“透支了10年”。

　　数字和市场：从一幅画说起

　　“有人统计了，现在进入艺术品市场的‘财富阶层’，在数量上连这个群体的千分之五都不到，艺术品市场本来就不大，又没有同量级的竞争对手，他们用点小力气就能在拍卖场上掌握话语权。”

　　“艺术品、钱币、古董和酒类等具有‘有形、长期’价值的收藏品已经成为中国财富人群广为关注的投资品类，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艺术品市场25%的年增长率。”

　　主笔◎曾焱

　　市场的一幅压缩标本

　　关于2010年艺术品拍卖市场之疯涨，有各式各样的段子——

　　某明星带了800万元去买齐白石的画，场上起拍价直接跳到了2000万元，结果他一手没举就走人了。这有点像几年前当代艺术最红火时的拍卖场面。

　　某拍卖公司把30多本苏富比、佳士得的专场拍卖图录标价拍卖了，居然拍出10多万元。

　　也有真实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数字魔术。

　　2006年中国嘉德拍卖曾经卖过一件张大千的《天女散花》，当时一位上海买家花了268万元拍走。2010年秋拍，他在北京保利拍卖以6200万元的落槌价把画卖了，创造了一个拍卖的奇迹。

　　在2010年重新排定的“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价格前10位”，也是一份亿元成交前10名单。除了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是在2005年拍出，另有一件明代吴彬的《十八应真图》是2009年秋季的成交纪录，其余8件均为2010年春秋两季拍卖中出现的过亿元成交。

　　当2010年12月12日徐悲鸿的巨幅水墨《巴人汲水图》在北京翰海拍出1.7亿元，当时话题全部集中在了这个中国近现代书画的新世界纪录上面。11月22日嘉德刚拍出那张1.075亿元的《长征》，仅过了半个月，新纪录就被《巴人汲水图》覆盖。10年里被拍卖三次，经历了艺术品市场的三次起落。北京翰海拍卖总经理温桂华向本刊记者讲述她所亲历的这三次拍卖，从百万到千万再到亿元，听下来《巴人汲水图》就像是这个市场的一幅压缩标本——

　　“1999年我们第一次拍卖这张画的时候，亚洲金融风暴刚过去两年，拍卖市场刚好起来，像翰海的总成交额也就在1亿元左右。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的区分也不明显，132万元的成交价格并没能最大程度地体现这幅画的价值。那时候像房地产商什么的都还没有入场，新面孔的买家不多，比较常见的是私企业主、小老板，尤其江浙一带的多，卖酱油的、卖衣服的，都有。买下这画的是河北一位私企业主，他从1993年内地开始有拍卖市场就买艺术品，算是这行里的老人了。

　　“2004年，《巴人汲水图》又出来了，在我们拍卖会上举到1650万元，也是当年的近现代书画成交纪录。买家是委托他人举的牌，具体身份不是特别清楚。那年是翰海10周年庆，总成交额过了10亿元，与画价一样，也是5年前的10倍。新买家在那个阶段开始多起来，房地产等行业已经有人开始入场买东西了。

　　“今年这画卖了1.7亿元，据我所知买家是基金，在翰海买了两三年了，每次出手不多几件，但都买精品，应该就是现在所说的那种资本吧。”

　　把故事拉回到最初的收藏者，所有细节立刻变得丰盈起来。1949年冬，一个叫朱良的年轻人跟随解放重庆的队伍进了城。他是个收藏爱好者，抽空去逛旧货市场，遇见聚星诚银行的管家在处理旧书画。看见《巴人汲水图》，懂得美术的他很想买下来，对方开价160万旧币，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60元。朱良钱不够，先交了10万定金定这画，回部队后把上面发的毛呢大衣卖了120万旧币，凑钱买到了《巴人汲水图》。转业后，朱良担任重庆市粮食局副局长，这幅画一直在他身边，80年代曾有一位浙江老板来买，开价180万元也没能够把画带走。1999年1月，北京瀚海拍卖公司主动联系朱良，定价190万元，拍卖时间定在半年后的7月3日，这时画在朱良手中已经收藏了将近半个世纪。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里，还有一幅《巴人汲水图》，当时曾有人提出疑问，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女士、徐悲鸿之子徐庆平鉴定后认为两幅同为真迹——1936年徐悲鸿在重庆画了这幅画后，印度驻华大使想买下，画家于是照原图重新画了一张。朱良所收藏的，就是印度大使买去的那幅。

　　三任收藏者，从传统的收藏爱好者到代表资本投资的基金机构，又正好各自对应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三代藏家群体。对于2010年的拍卖市场，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结束。

　　为什么这么贵？

　　龚继遂将2010年称作是“基金进入内地艺术品交易的元年，也是艺术品投资作为资产配置这个概念打动所有财富阶层的一年”。北京荣宝拍卖总经理刘尚勇告诉本刊记者，他觉得这个结论有些夸张了，“2007年民生银行就发行了艺术品投资基金1号”。他对资本进入的时间点没有那么敏感，关注的是资本操作艺术品市场的方式。“前一年还不过几百万元的东西，突然就上亿了，我们开始也看不明白，后来就发现是资本在起作用。因为某些艺术品正好符合了被资本关注的特征，可以形成财富板块，比如说‘红色经典绘画’，经过资本的购买整理之后突然就值钱了。不是画家多有名，成就多高——也许有人一辈子就画了那么一张画，但是它的题材值钱了，画也就跟着高价了。这种高价格是由资本的力量打造出来的，不是说装进篮子都是菜，要看它被装到什么篮子里面。”他说。

　　最终刘尚勇发现，其实资本要争夺的还不是哪一个具体板块，而是定价权，“定价权是市场里的核心权利”。他向本刊记者分析说：“定价权在中国艺术品市场有三次转移，从行政干预到消费干预到资本干预，这三次转移可以大体看出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一开始是行政干预时期，从解放初期一直到‘文革’前和‘文革’中，谁的画值钱、谁的画不值钱由政府官员说了算。齐白石的画很值钱，他是农民画家，出身好；李苦禅是车工，画也很好，工农兵画画都很好；傅抱石是旧文人，但笔墨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是个好画家。有些人虽然画得好，但历史有问题，思想不进步，都是不能进入市场的，不值钱，也不能卖。改革开放以后全部回归市场，那会儿叫‘消费干预的时期’，谁的画值不值钱由消费者说了算。林风眠的画在行政干预时期不值钱，但一进入市场时期，他的画开始被大家喜爱，所以很值钱。相反的是刘海粟，他的画不知道怎么不受大家追捧，其实画得也很好，以前名气也很大。我觉得是消费者的喜好决定了价值。从2009年开始，亿元价格出现后，市场格局又发生了变化，将来一段时间里可能要进入‘资本干预时期’，比如资本逐渐在打造他们的一些价值板块，谁的画应该值多少钱恐怕确实要由资本说了算。”

　　吸引资本关注的艺术品有什么特征？他举了个例子：“宫廷艺术品这几年被追捧，因为它的价值容易被确认，一本《石渠宝笈》就够了。从前我们几乎都没听说过的无名宫廷画家，作品现在也能拍出天价。画得好吗？就那样，但因为是皇帝收藏过的，价值容易被理解，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皇家收藏’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资本给的。在艺术品市场上能成为‘资本’的钱，一要钱量大，二要有力量，也就是具备影响价格的能力。内地艺术品市场一年三四百亿元的规模，10个亿的资金就能形成影响力。目前内地市场上的资本，有些来自个人，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刘益谦，市场上像他这种级别的买家总共也就三四个。也有私募基金，几个关系好的人把钱凑一块儿买东西，可以减少点风险。这种私募出现也就两三年的时间，规模一般在3亿到5亿元，小于2亿元就没人在意你了。另外有几只银行基金，属于谨慎试水的阶段，进入市场两三年，在市场上买过什么业内也无人谈论，这说明他们不成功。”

　　资深经纪人武劲向本刊记者透露，制造板块价值是资本的一种玩法，为的是控制边界，比如皇家收藏，以是否著录于《石渠宝笈》这样的简单概念就让价值被确认了，把古代书画市场迅速拉升。“《石渠宝笈》里面著录的东西市场上总共也就百八十件吧，刘益谦手里藏了30多件。他将这30多件全部竞拍到5000万元以上，哪怕是不知名的宫廷小画家也一样如此，有本事你来拿，没人接我拿，这就是坐庄的方式。今年市场上有4000件齐白石、4000件张大千，大买家只收这里面的前10名、前5名，其余被他们建立的识别系统一律视为假，买那3990张的人就成了冤大头，因为他们休想再卖给大买家，只能自己跟自己玩，所谓‘假的跟假的玩，真的跟真的玩’。拍卖市场说到底卖的是一个趋势投资预期，近似于虚拟。到底谁真正拥有有价值的财富，其实还属未知。只能说从2005年到现在的这5年，胜出者是刘益谦。”武劲说。

　　刘尚勇告诉本刊记者：“都说资本入市，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在内地艺术品市场其实还比较少，因为买艺术品的人再投机也要捂上一两年才能变现，进来容易出去难。所以现在我们在艺术品市场上看到的都还不算纯粹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如果要准确地描述，应该说，这些资本是以私人身份，但用金融资本的操作方式来进入艺术品市场。可以说，目前艺术品的高端市场已经被资本控制了。我所说的高端市场，指其艺术品的成交单价起码在500万元以上，5年前大约百万元以上就可以算了，而两三年后恐怕要超过千万元才能进入这个高端市场。至于500万元单价以下的艺术品市场，我认为仍然是一个文化消费的市场，传统型收藏者还是可以玩得起的。等到这个市场上的优质筹码全都被高端市场拿走了，资本就真要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主角了。我们做拍卖的，私下也和‘资本’聊，发现他们并不盲目，都是有算计的。对财富阶层来说，大的投资环境比起从前差了很多：股市这两年没有大涨，外贸不能投，实业不好做，进房地产也难了，资金找不到新的出路，相比之下进入艺术品市场一点钱就能使其天翻地覆。有人统计了，现在进入艺术品市场的‘财富阶层’，在数量上连这个群体的千分之五都不到，艺术品市场本来就不大，又没有同量级的竞争对手，他们用点小力气就能在拍卖场上掌握话语权。今年有人在英国花5亿多元买了个瓷瓶，被说得沸反盈天，其实在他们这个群体眼里5亿不算什么事情。上百亿身家，什么都有了，钱没有地方去，你说他不去买这瓶子买什么？”

　　中央美院教授龚继遂，20世纪90年代曾担任过纽约苏富比的中国书画部主任，近年研究收藏史与收藏行为，他这样向本刊记者解释普通人群对于拍卖成交价格的惊异：他们对财富阶层所持有的财富数量是陌生的，对艺术品在财富阶层中所承担的功能也是陌生的。“艺术品的终极功能是成为区别社会阶层和个人身份的文化载体，而中国的富人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开始需要这个功能。这些功能在古今中外从来就存在，只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急剧变动的时代，财富阶层需要统一它的文化载体，这些价格的社会影响力就被放大了。”

　　新买家和旧藏家

　　2010年6月，在由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Merrill Lynch)和法国凯捷咨询公司(Capgemini)发布的《2009年全球财富报告》中，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年增长率被计算为25%。该报告称，中国百万富翁的人数达到了47.7万人，全球占比4.77%，名列全球第四，年增幅达31%，名列全球第一，并引领亚洲在财富总量上超越欧洲，“艺术品、钱币、古董和酒类等具有‘有形、长期’价值的收藏品已经成为中国财富人群广为关注的投资品类，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艺术品市场25%的年增长率”。

　　财富阶层进来了，传统藏家还在场吗？北京“芷兰雅集2010年第二届中国艺术品高峰论坛”上，谈得最多的就是旧藏家向资本“交枪”的问题。台湾地区收藏家王定乾提到一个数字：号称收藏走得最长的港台，手上有好东西的也不到10个人了。

　　但北京荣宝拍卖总经理刘尚勇告诉本刊记者：“港台那边，大藏家的东西基本还在手里，面上大家知道的大约有十来个，私下不张扬的还有一些。但行家的东西基本都换手了，因为他们受不了了，几十万元买进的东西现在涨到了上千万元，行家谁还能忍住不出手？内地市场的第一轮行家都来自港台，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是他们在买卖，这个群体的数量在1000人左右，现在90%的人都退出了，他们的东西基本换手给‘资本’了。”

　　对以艺术品交易为生的行家人群，北京匡时拍卖总经理董国强向本刊记者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态环境：实力雄厚的藏家们从比例上说一直比较小，但一个新藏家进入市场，可能会带动十几乃至几十个新行家的进入。但是占绝对少数的藏家们垄断了高价拍品的市场，匡时5周年秋拍有1600多件拍品，其中27件千万元级别的拍品占了总成额的35%以上，而这些“大件”基本上都被藏家们拿下。至于整个拍卖市场单季最高价的几件拍品，确实只有少数几个大买家能够问鼎。

　　“2010年这一轮市场行情，财富阶层首先是把行家给挤走了。”资深艺术经纪人武劲告诉本刊记者。行家以手里有货为标志，如果货全卖掉了，也就出局了。如果5年前行家能接受的单件艺术品最高价格是1000万元，现在没有5000万已经买不到，也真有行家敢拿出5000万元来买货，但他至少要等上5年才能再次看到利润空间。武劲说：“在2009年的时候，在拍卖市场上资金投放达到刘益谦这个级别的，内地只有两个人，另一位不在拍卖场露面，每次都是委托上海天衡拍卖总经理陈郁举牌。现在拍卖场上的大买家，都是拥有上市公司、保险公司的财富阶层、银行股东或某个行业最大企业的老板，像蓝色港湾总裁王耀辉、步长集团总裁赵涛、山西企业家赵心等，另外还有代表机构的新疆广汇集团和湖南电广传媒。以油画市场为例，三方大买家也是众所周知的：刘益谦的夫人王薇，民生银行，华谊兄弟。20世纪90年代末的那批大买家其实也是资本的代表，如万达集团总裁王建林，他的好东西基本还在手上，当时500万元购藏的李可染、傅抱石，其品质和现在上亿元的书画没有什么区别。如杨休，2004年以6930万元拍下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页》，现在也没听说被转让出手，他的收藏的核心部分都还在。”

　　龚继遂认为，在各个重要板块如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瓷器等，高端艺术品的持有者数量一直以来都不会超过10个人。“在纽约，如果我们来分析艺术品市场的购买人群，关注的是行业和购买行为之间的相关性：首先要了解是来自哪个地域和板块的人买走的，第二看他是新买家还是老买家，第三是哪个行业的。在这方面，中国内地市场和国际市场其实有极强的一致性，比如新行业买新门类，老行业买老门类。但刘益谦是典型的金融性购买行为，古代书画、当代艺术、齐白石、瓷器都在买。从资产配置的层面上来说，他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他说。

　　新、旧藏家的转换，在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温桂华眼里却不那么明显，他告诉本刊记者：“行家和藏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明显区分了。我知道的几个行家，十几年下来已经变成了藏家，好东西都留在手里，准备建博物馆了。做文物这行39年，做拍卖16年，以我个人的经验，其实市场特别好的时候和市场特别坏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征集拍品都有难度。低迷的时候，很多人不想卖，担心价值被低估了。像现在这样涨得很好，真正有好东西的藏家还是舍不得拿东西出来，因为还想观望。新买家的特点，是他们往往对过去的成交价格没有太多概念，他们不认为某件东西应该是多少钱才对，而是会按照自己在现场的直觉来竞价，这也是现在不断出现让人惊奇的高价的原因之一。”

　　艺术品投资基金

　　“我个人对天价数字不是特别关注，觉得有相当的偶然性，不排除有市场的炒作在里面。我更喜欢看中档的数据，能看出走势。根据国际拍卖市场的结果，我们把中国瓷器的‘梅摩指数’(Mei/Moses)做出来了，今天我刚把指数更新，2010年这个指数在国际上涨了差不多43%，我想国际市场上中国艺术品的表现应该是从另一方面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火爆的反映，因为国际艺术品市场参与者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内地的藏家。”作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品市场指数——“梅摩指数”的两位创建人之一、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梅建平对数据有苛刻的筛选要求，数据模型是“梅摩指数”构建方法的特点。香港佳士得公布的数据佐证了梅建平的结论：2010年，他们有49%的买家来自中国内地。

　　“金融机构的信托艺术品市场在国外其实也是2003年以后才开始崛起。以前没有人很系统地做过艺术品市场效益的分析，2003年后大家突然感到艺术品市场和股票相比实际上还是相当不错的投资，也开始有人做这方面的事情。”2003年底，梅建平和摩斯在美国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12月号上发表了关于指数的文章，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以后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数据被机构投资者频繁引用。从那时候开始，美国以及欧洲陆续有艺术基金开始筹备，其中英国的Fine Art Fund和美国的Fenwood在2003年开始进入到操作阶段。两年后，以保守著称的英国巴克利银行在2005年投资报告中采用了“梅摩指数”，并建议全世界机构投资者，在做投资组合的时候考虑将5%的资金放在艺术品投资上。那一年，全世界的艺术基金会总额不到1亿美元。

　　说到国外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多半会提到英国铁路养老基金的例子，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少有其他金融机构涉足艺术品，其运作也表现得最为成熟：1973年底，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各国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至1974年底，伦敦股指跌幅达70%， 英镑国际货币地位逐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避免由通货膨胀所引发的资产流失，负责保管英国铁路员工退休金的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开始运作艺术品投资计划：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每年将可支配流动资金总数的3%(约400万～800万英镑)用于购买艺术品，并在持有25年后进行销售，获取收益。购买艺术品对于他们纯粹是作为投资资产考虑，买了不是挂在墙上或者收藏在会所里面，而是放在库房里面。对于这项艺术品投资计划，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成立了专门负责监管的艺术品小组委员会(Works of Art Subcommittee)，每一次采购都必须事先向委员会提交详尽的购买计划，包括艺术品的清晰照片、价格比较资料以及投资分析报告，并接受严格的审计，多少钱买进，多少钱卖出。从1987到1997年，苏富比拍卖公司为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在伦敦、纽约和香港举办的22个专场拍卖，为它兑现了承诺的收益以及巨大的名声。

　　“在国外，金融机构的信托艺术品市场发展很慢的原因之一，是艺术品市场交易成本比较高，买和卖的佣金，打一个来回要百分之二十几，对艺术品基金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外的房地产、股票、黄金等其他资产行业发展很完善，大家投资渠道很多，将艺术品作为资产组合的想法并不是很迫切。但中国这块市场比较特殊，股市和房地产因为种种原因让投资受到影响，所以我个人认为艺术品作为金融资产，我们的发展和国外基本处于一样的起点。”梅建平告诉本刊记者，国外很少有公募的艺术品基金，基本都是私募，所以没有人系统地统计过数额。“笼统地说，我想应该说全世界所有艺术品基金加起来应该不超过10亿美元。但全世界金融市场的规模应该在200万亿美元左右，所以你就知道艺术品作为金融产品是多么微不足道。”

　　2007年，民生银行在国内当代艺术市场进入高点的时候，推出“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产品。“当时为了发行总额7000万元的基金，团队曾到上海、温州、成都、太原等城市做巡回路演，又委托一家第三方投资的公司做募集，才好不容易发行出去。到第二期据说1亿元很快就募集成功了。”曾是募集团队主要成员的武劲向本刊记者回忆。这只基金面向的是银行的高净值客户——按照国际上美林银行的定义方式，“高资产净值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在金融机构的财富报告中指的是那些拥有股票、债券、共同基金、银行账户以及其他流动资产的总价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不包括自住(用)房产。所以，民生银行“艺术品投资计划”的发行对象为存款额在800万～1000万元的客户群。

　　等到两年后的2009年，“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产品如约到期，公布年化收益率12.75%，绝对收益率25.5%。单从数字上看，这个收益率已经高于多数理财产品。

　　2009年6月，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和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合作，推出国内首款艺术品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规模4650万元，产品的委托管理期为18个月，信托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所选定艺术作品的收益权，投资者能享受到7%的预期年收益。几乎与此同时，招商银行正式公布了其“艺术品赏鉴计划”：由专业的艺术品经营机构向招商银行私人银行提供艺术品供客户选择，客户在银行存入与作品价格全额对应的保证金，即可拥有一年的免费鉴赏期，如果到期完好无损退回艺术品，银行就全额退还保证金，客户也可以继续选择其他的艺术品，循环获得鉴赏权益。如果该艺术品升值了，客户可按照原来的价格购藏，由银行将之前缴纳的“保证金”转给提供藏品的艺术品经营机构。

　　中国艺术品基金目前的表现，让梅建平联想到美国房地产基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他告诉本刊记者：“开始的时候很小，但他们的存在就是个信号，大家开始把它看做金融市场了。他们对价格本身的影响应该是很小的。”

　　沉默的风险

　　“我为什么说现在内地艺术品市场的问题看不见？从微观的技术层面看，艺术品交易从来是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并将在这种前提下延续下去。比如专家在真品和赝品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拍卖交易缺乏保证条款，如果买假了，只要是公开成交认可的，赝品很可能就延续流通，至少卖出的那个拍卖行不拒绝再次交易。一旦成交了，买家也会形成一厢情愿的想象，夸大自己收藏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加入这种信息不对称，成为新的放大器，为下一轮新买家做铺垫。所以，无论是古代传世的书画还是近现代名作，现实状况都是赝品数量大于真迹。目前市场‘量、价齐升’的情况，导致买、卖双方都有放宽标准的想法，赝品因此而具有可交易性。这种量、价齐升的放大效应和示范性，必然带进新人入市，又为下一轮交易准备了买家。这些都很难见诸于报道，但必然会形成信任和保值危机。危机可能长期存在，却不一定形成爆发状态，因为这部分投资是运用财富阶层的闲钱和软性需求，在不能形成交易的时候，就变成‘沉默资本’。这个东西是很难看清楚的。”

　　以中央美院教授龚继遂向本刊记者的描述，在艺术品市场上，“高价无风险，低价很危险”，因为最高价位的购买者，必然有相当的资本来形成学术支持和学术判断，即使在专家层面上有争议，在市场支持上也会“言之成理”——“这种言之成理即使不能保证市场达成共识，也足以支持市场的流通性。财富阶层有强大的资本支持，他们购藏的艺术品已成为其身份和地位的载体——对他们来说，艺术品最重要的功能还不是审美、教育，是在于区别品位和地位。通过高价购买行为，他们已经在事实上为艺术品完成了增值功能。无论于学术还是于市场，高端艺术品都自然地形成一种话语权，产生社会影响力，从而保证可持续流通性。”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刘益谦2009年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曾说过，他从来不敢买便宜的东西，从来都喜欢“横刀夺爱”，这也是他规避风险的方式之一。

　　美国艺术杂志《艺术+拍卖》(Art+Auction)每年年末都会评选几张艺术权力榜，在2010年的“收藏家权力榜”上，入选名单的前列有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史蒂文·科恩(Steven A.Choen)，法国亿万富豪弗朗索瓦·皮诺(Francois Pinault)、扎布罗多维克茨夫妇，莫斯科投资商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及其女友达莎·朱可娃。这些也都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名字。无论中外，资本在艺术拍卖市场上所产生的权力已获确认，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和必须面对的真相。■

　　(本文部分图片由北京保利拍卖提供)

　　高价拍品的“制造链”

　　不论地点是在伦敦、纽约，还是香港、北京，拍卖行对于他们的客户其实只有一种态度：打动尽可能多的人对一幅画或者一个瓷瓶发生尽可能强烈的占有欲望，然后在华丽的厅堂之上，做一场尽可能激烈却看上去姿态优美的追逐游戏，而终极目标只有一个——最高的价格。

　　主笔◎曾焱

　　现场的诱惑

　　大型拍卖会一般都选在周末开槌，目的是吸引最大数量的公众目光——真正的买家并不关心日程，周一还是周末对于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在正式拍卖前，通常有3天预展，有点像是暖场。拍卖公司会在一座城市里并非最好但绝对体面的酒店租下两三层大厅——如果是在北京，过去通常是港澳中心、亚洲大酒店，现在是嘉里中心、国际饭店和柏悦酒店。大厅被临时分隔成一个个小空间，上千件等待拍卖的书画古董被按照品类和专场陈列出来。书画部分展场，开间往往是最大的，四处挂满名人书画，估价千万元的东西也近在咫尺，好像唾手可得。在那样的气氛下，空气里好像也流动着诱惑。工作人员穿着深色套装，站立在展厅的各个角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临时租用的酒店人员或者职业学校的实习生——对每一个参观者保持适度微笑。而那些真正重要的拍卖公司专家，大多数时间都陪在一拨拨儿熟悉的潜在买家身边，将他们引到可能会要追逐的目标之前。

　　至少在这3天里，这里看上去是全世界最平等可亲的地方。从标价数百万上千万元的书画、瓷器到“估价待询”的传世珍品，无需购票，任何一位走进这个空间的人都被允许在尽可能近的距离内观赏，不管你是看热闹的，还是真正的潜在购买者。如果想要翻看某一件书画册页，或者细看玻璃展柜里的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瓷瓶，除了少数珍品需要出示竞拍号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提出要求，工作人员都不会拒绝递上一双白手套，满足观赏者片刻拥有的乐趣。

　　在预展现场，人流的密度会奇妙地保持一种平衡，很难见到比肩摩踵的景象，但也不至冷清。可能会在人堆里看见歌星、明星或者著名主持人，和你站在同一幅张大千或者齐白石画前的人，也可能是一个刚刚对投资艺术品发生兴趣的煤老板，背包里装满现金。

　　——不管是清乾隆镂空转心瓶、《十八应真图》，还是《平安帖》、《巴人汲水图》，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要经历上面所描述的3天展示，然后才被送到拍卖师槌下。

　　无论地点是在伦敦、纽约，还是香港、北京，拍卖行对于他们的客户其实只有一种态度：打动尽可能多的人对一幅画或者一个瓷瓶发生强烈的占有欲望，然后在华丽的厅堂之上，做一场尽可能争夺激烈却看上去姿态优美的追逐游戏，而终极目标只有一个——最高的价格。

　　“搏货”

　　“有货才有拍卖行。开拍卖公司的，绝大部分本身是大藏家、大行家，有货或者有拿货的渠道。比如老牌的北京翰海，依托北京市文物公司，传说其玉器库藏可以吨来计。2005年前后成立的几个拍卖公司，匡时的大股东里有刘益谦，长风的老板是杨休，诚轩有台湾那边的行家供货。而中国书画市场，早年就是一个礼品市场，收礼的来卖，送礼的来买，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资深艺术经纪人武劲对本刊记者说起他所了解的拍卖市场生态。据他说，有拍卖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头几场拍就是“表演”，背后的大藏家出货，前面场上买的其实就是一个买家，等形成了气候，才真正有进有出，步入正轨。还有一些大藏家或大行家为出货做概念：“早年粉彩没有人要，后来拍一个高价，树一个标杆，价格就上去了——拍卖公司炒作板块概念，很大原因就是背后的藏家手里有货要出。”以高价竞标，为的是要维持或抬高手中藏货的全盘价值，在拍卖市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拍卖公司的收益方式主要是抽取买卖双方佣金。内地很多公司原来是各收10%，现在调整到12%。拍卖公司对外公布的成交以及媒体报道的价格，一般都包含佣金在内——为了吸引关注度，数字当然是越大越好。如果成交一件1000万元的画，以12%的比例，拍卖公司理论上可以抽取买卖双方佣金共240万元。拍卖的成本支出看上去也很简单，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日常包括人员开支、预展和拍卖场租、图录印刷费、宣传费等。“一家中型拍卖公司，以现在的标准，其一季的成交总额应在10亿元左右，那么佣金收入有2.4亿元，把前面列举的几项成本往最高标准计算，总数也不会超过2000万元——据我所知，场租和图录印刷的费用还可以延后半年支付。这样算下来，利润至少有2亿元。如果拍卖公司背后出资人诉求在资本市场，将利润空间在资本市场一放大就不得了：一家年收益达到2亿元的上市公司，其市值一般差不多在50个亿以上。比如华谊兄弟一年挣5000万元，市值也有四五十亿元。”武劲分析。

　　北京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也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以2010年成交总额来排序，北京保利拍卖以91.5亿元排在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第一位，后面是中国嘉德(75.5亿元)、北京翰海(32.1亿元)和北京匡时(26.5亿元)。据赵旭介绍，北京保利拍卖是“全世界宣传费用最高的拍卖公司”，2010年8次往返美国征集拍品，在当地媒体上投入的广告费为20万美元，约合140万元人民币。另外几项成本的计算和其他公司大致相同。“每年印刷6000册图录，几乎全部免费发送，成本2000万元左右。在雅昌艺术网上打广告，一年80万元。加上人员工资。场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成本估算1亿元。我们2010年的利润大概是10亿元以上。”他得出了一个让自己感觉有点好玩的结论：“说起来拍卖倒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但这些只是表面上的数字。据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刊，现在各家拍卖行最大的隐性成本其实在于“担保金”，即为了争夺重要拍品而向卖家预付成交，“如果收10亿元的货，拍卖公司可能要预付1亿元保证金”。

　　这项不成文法，从国际拍卖市场可以得到部分印证。为美国媒体撰稿的加拿大记者萨拉·桑顿(Sarah Thomton)写了一本《艺术市场探秘》，书中一个章节是对纽约佳士得拍卖会及其社会环境进行“参与性观察”，有一段她提及佳士得的老板、法国收藏家弗朗索瓦·皮诺(Francois Pinault)的担保行为。“皮诺是佳士得的所有人，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收藏家。在艺术市场中他能呼风唤雨，手中挥动的是一把双刃的剑：当皮诺担保佳士得的一件作品时，卖出，他饱赚一笔；买进，他自己的收藏声势又更上层楼。”萨拉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看2009～2010年度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极具戏剧曲折的代表事件：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夫妇和保利拍卖的合作。这个专场可以说是保利拍卖的拐点，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影响到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格局，比如第一件亿元拍品出现的时间点，再比如市场排序上的微妙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背后的那些细节还清楚展现了各拍卖公司角力的核心——搏货。

　　“尤伦斯夫妇是世界级收藏家，在金融危机之下决定出售他的中国书画收藏，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事情。尤伦斯方面和保利接触是2008年底，在这前面一年他们一直在和香港的老牌公司佳士得、苏富比谈，也找过中国嘉德。2008年艺术品市场不好。18件书画，包括宋徽宗《写生珍禽图》、陈逸飞的油画《踱步》等，尤伦斯方面要求预付1000万欧元保证金，约合1亿元人民币，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他们觉得冒险，深思熟虑后都拒绝了。但我看过东西后，马上答应了。保利集团开始也觉得有风险，但很快就做了支持我们的决定。”赵旭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一些细节。在2009年春拍中，这18件拍品百分之百成交，成交额1.7亿元。赵旭说，到2010年秋拍为止，保利连续做了4场尤伦斯珍藏拍卖，每场的预付款金额都在增加，“最终我们赚了1个亿”。

　　“到2009年春拍的时候，2008年底市场上那股战战兢兢的劲儿就过去了，1000万欧元变得不再是个事儿。”武劲以市场观察人士的角度来看待保利的这次举动，觉得还是很有专业眼光和操作能力。他说：“保利曾想以2亿元买断这批货，尤伦斯不干，坚持只接受预付。后来买了其中多件拍品的刘益谦，当时也不肯承诺一定买下这些东西。三方都在角力。”武劲说，像尤伦斯这样级别的大卖家，拍卖公司一般收不到佣金。大卖家会要他们选择要货，还是要佣金。“在拍卖市场，有货就有发言权，因为现在是资本在主动寻找。有货的都是大藏家，行家往往卖一两件就没了。2010年秋拍那件6000多万元的《天女散花》就是大行家的货。”

　　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刊：现在预付成交已经变成了拍卖市场的一种常态，往往征集10亿元的拍品，需支付3亿元左右的保证金，比例达到30%。甚至有一部分珍稀拍品，卖主要求支付保证成交的全部金额。如果一季拍卖挣2亿元，预付要拿走近1亿元，那些中小拍卖公司还怎么生存？有些中型拍卖公司在最高峰期也只有支付1亿元担保金的能力，而常态是5000万元。所以由股东借款给拍卖公司成为一种方式，基本上采取集团内部借款，利率相当低，将金融杠杆用到极致。

　　介绍完和尤伦斯方面合作的经过后，赵旭不愿再谈保证金的问题，“以后都来要保证金我们就惨了”。向他求证关于保证金比例高达30%的说法，他说：“不可能。我们预付客户的保证金在数额上不到5%。”不过赵旭也提到，保利拍卖在预付能力上具有优势，集团自己有财务集团，在银行方面授信额度是无限制的，“不过保利拍卖也用不了多少资金，集团内部就可以支持”。

　　夜场是一种什么样的场？

　　“搏货”之后，剩下的就是怎么能通过商业心理而把成交尽可能推向最高。国内外艺术品拍卖市场，每年都安排两季进行大型拍卖，形式上有点像“演出季”：春季在5～6月，秋季在10～11月，极个别的延迟到12月。总之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在内地，中小拍卖公司往往会盯着嘉德、保利的动向，将自己的拍卖安排在紧邻他们的时间。“一般我们不会专门为小拍卖公司飞一趟北京，如果时间隔得近，就多待两天，顺手去买买。”一位来自浙江的买家说。

　　在举槌前，拍卖公司对60%～70%的货的去向其实已经心中有数，接下来就在于如何在拍卖现场让两个或几个买家为了得到同一件物品而叫出远远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让买家坚定地相信，“一件艺术品值多少钱，就看你愿意付多少钱”。大部分的潜在买家拍卖公司的人都认识，买家对某些特定的艺术品是不是志在必得他们也许不那么清楚，但知道谁会看中什么，会对哪些艺术品参与竞价。对拍卖流程的控制很重要。不一定每个拍卖公司都像佳士得那样，将有可能创纪录的拍品都安排在前10号，但前10号的拍品确实重要。“一般来说，每场的第一件拍品一定是已经确认好买家的，保证不会流标，而且最好突破预估价。接下来几件应该能够让场内气氛慢慢升温。被大家期待要创成交纪录的拍品一般不会被安排过早出现，这样可以留住场内的人。”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助理李峰经常出入拍卖场，他告诉本刊记者，对于拍卖公司来说，最希望大家去现场，因为在那种气氛下，人人都可能有举牌买东西的冲动。

　　而“夜场”概念的出现，显然是在将拍卖这种表演形式推到极致。萨拉·桑顿在书中这样描述纽约佳士得夜场拍卖的情形：

　　拍卖会容纳了1000人，而一个人的位子被安排在哪里代表他的地位与尊严……拍卖会有站席、有很糟糕的位子、有好位子，也有非常好的位子，而靠近走道的位子，是最好的位子。出售阔绰的大收藏家会坐在前面稍微靠右的地方，卖主当然就坐在楼上的私人包厢。整个过程就是一种仪式。除了少数例外，今天每个人的席位跟上一季几乎完全一样。

　　另一位专攻艺术市场的法国女记者朱迪特·本哈姆-于埃(Judith Benhamou-Huet)则写道：

　　一般都是在黄昏时候开始……事实上，这是一场真正的演出，但是一场高品位的演出。女人们都精心打扮，衣着华丽，男子们几乎都是西装革履，拍卖方的人员则是身着礼服。记者们站在大厅的一角。一块板上标明金钱数量的上涨，而且是各种外币都有，表明这一事件绝对是国际性的。

　　……就在拍卖开始之前，总有一个小女明星穿着艳丽的服装，穿过公众席。整个氛围与法国的戛纳电影节差不多。

　　为了区分于爱穿Prada黑色礼服的佳士得工作人员，常去纽约佳士得夜场参加拍卖的客人会避免穿这个牌子的衣服入场。

　　在保利拍卖的办公室里，我向赵旭转述了其中的部分描述，他连连摇头说：“保利的夜场没这么多规矩。哪里有固定的座位？都是随意。我们原来设VIP区，都被客人坐乱了，去年秋季就取消了。记得2008年春拍的时候，香港佳士得做夜场，要求客人着正装，现场有手持红酒的模特，结果内地的客人都觉得不自然。”

　　保利拍卖最早在国内市场引入纽约、伦敦拍卖会的“夜场”的概念，时间为2007年春拍期间。赵旭说：“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夜场拍卖。最初是听一个朋友说起，他是油画专家，曾在伦敦看过夜场拍卖，我就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觉得可以试试。”2007年是当代艺术的高点，保利就办了一个“现当代艺术夜场”，60件拍品成交2.4亿元，平均每件都在4000万元以上。2008年当代艺术往下掉了，他们就改为“中国艺术品夜场”，从古董、古代书画到近现代，什么品类都有。“我们刚开始也想完全把国外的模式搬过来，要穿礼服，在现场喝红酒、抽雪茄。后来发现不太可能实现，就没再在形式上强求了。”

　　“夜场”现在保留的，仅是为保利带来实际收益的一个概念。2010年保利秋拍推出5个夜场，据赵旭介绍3/4的成交额都是由夜场创造出来的。而最大的收益在于，他们提高了高端拍品市场的入场“门槛”，规避了一部分风险。“2007年举办第一个夜场的时候，我们把领取拍卖号牌的押金额从10万元提高到了50万元，没有号牌的不让进。2009年秋季拍卖的时候开始有了200万元的号牌，竞拍吴彬的《十八应真图》的买家就交了200万元。到2010年春拍夜场，最高一级的号牌押金为500万元，就是竞拍《砥柱铭》的号牌。在中国金融制度还不是很健全，买家冲动的也很多，各地新入场的买家也很多，通过夜场的高额押金，也可以让买家对自己的行为负点责任。”

　　武劲说，保利不断提高领取号牌押金数额也从侧面说明，拍后交割难是现在中国拍卖公司面临的大问题。“买了东西不取货，这个比例有多大？公开说的数据是10%，但肯定远不止。2010年，据说一家成交额达10亿元的拍卖公司至今收到的款项不到1亿元。另有内地的大买家欠付佳士得数亿元，佳士得亚洲区一位高管离职据说与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