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廷

　　曾经有一个笑话流传甚广，说是“如果你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个人肯定是处长；如果你在巴黎的地铁里踩着一个人的脚，那个人一定是艺术家”。北京的官多，一个部门，仨人俩处长，剩下一个是助理处长。巴黎的艺术家多，每一栋楼里都住着艺术家。法国政府规定，巴黎的房地产开发商盖楼建房必须把底层和顶层设计为供艺术家使用的studio(工作室)。

　　北京的官都是本国人，而巴黎的艺术家却有很多外国人。像所有发达国家一样，法国也不是孟尝君，不欢迎外国“食客”。但只要你在留学签证申请表上填上art(艺术)或peinture(绘画)的字样，法国大使馆的签证官就会眉开眼笑，把给你的visa(签证)上的签名花字写得比舞蹈还要轻快流畅，你想让他拒签都难。如果有面谈，签证官一定会情不自禁地主动提到fauvisme(野兽派)、Matisse(马蒂斯)、Dadaisme(达达主义)、Duchamp(杜尚)等诸如此类的名词，你的法语可能一塌糊涂，加上害怕拒签的紧张，不是忘了动词变位，就是搞错了性数搭配，你连一句完整的法语都说不上来，但此时只要你能“激动地”(实际上你的心跳脸红完全是因为你紧张的缘故)附和：“Oui，oui！”(是的，是的！)他就会兴奋得眉飞色舞：“Très bien! Soyez le bienvenu en France! Au revoir à Paris。”(太好了！法国欢迎你！巴黎见。)这时，你的法语再臭也没关系，因为在他看来你已经掌握一门不用翻译人人能懂、且令人愉快的世界性语言——艺术。给你签证之外，恨不得再发给你一张奖状。(换了个想留学理工农医的，你就瞧着，那签证官的眼神一准会换成防贼的警惕。他还真怕你去他们的国家偷了他们的高科技。)由于法国人对艺术的狂热迷恋，由于法国对世界艺术家的“门户开放”政策，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麋聚巴黎，且越来越多。

　　巴黎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世界艺术家向往的麦加的，确切的时间未作考证。我们知道，自“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17世纪起，法国就以其奢华富丽的“罗可可”艺术开始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的艺术中心，但直到18世纪末，法国画家仍然以留学意大利为荣。新古典主义大师达维德和安格尔等人都有留学罗马的经历。巴黎真正成为各国艺术家的俱乐部大约是从19世纪下半叶亦即印象派时代开始的。丹麦的毕沙罗、英国的西斯莱、美国的惠斯勒和萨金特都是法国印象派中推波助澜的重要人物。更不用提那位红头发的荷兰人凡·高了，他以其极度的贫穷、残缺的耳朵、疯狂的自杀和魔鬼般超凡的绘画天才在法国画坛上抢尽了风头。到了20世纪，伴随着野兽主义、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一出出大戏在巴黎画坛上演，巴黎更是成为各国艺术淘金者的乐园。西班牙“公牛”毕加索在巴黎喧宾夺主坐上了立体派的头把交椅。法国作家安德烈·布雷东编导的超现实主义“戏剧”完全是为人作嫁，戏中的主角全被外国艺术家抢走，德国人恩斯特、西班牙人米罗和达利、比利时人马格利特借超现实主义大红大紫并享誉世界，有谁还知道戏中的配角法国人唐居依呢！不仅如此，莫迪里阿尼(意大利人)、夏加尔(白俄罗斯人)、苏蒂纳(立陶宛人)等外国犹太人还在巴黎拉帮结伙组成了一个名为“巴黎画派”的国际艺术家团体。正如笔者在《巴黎画派》一书中所写的：“一百多年来，对于世界各国的每一位年轻艺术家来说，巴黎就像是一个强大的磁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百鸟朝凤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希望实现个人的艺术之梦。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世纪早期，曾有世界各地的三万艺术家旅居巴黎。这些艺坛的淘金者和探险家既带来各自的本土文化，为法国艺术补充新的营养，又带走艺术之都各种新的信息，将现代主义艺术的火种播撒到世界每个角落。对于外国艺术家来说，巴黎是一片丰饶的沃土，他们因巴黎而成功。对于巴黎来说，外国艺术家是一团燃烧的火，巴黎因他们而辉煌。正是由于巴黎与外国艺术家对向互动的亲密关系，使20世纪的西方艺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不是以风格命名，而是以巴黎这个地名为称号的艺术流派——巴黎画派。”事实上，巴黎画派这个概念后来被泛化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艺坛的崛起，巴黎画派完全成了一个与纽约画派相对应的地域性概念，它不仅包括在巴黎生活的外国画家，更包括法国本国画家。然而，纽约再红火也动摇不了巴黎的至尊地位，查一查20世纪世界艺术史上所有优秀艺术家的履历档案，无一人没有留学或旅居巴黎的经历。

　　能进入博物馆并被写进历史的艺术家毕竟是少数，而这少数幸运儿大多也得经历漫长的奋斗期，也就是说，在巴黎生活的艺术家大多数是默默无闻的。那些城里有房产、郊外有别墅，钱挣多了拿画画当消遣的业余艺术家另当别论，我们要说的是那些专以艺术谋生的人。艺术史告诉我们，在巴黎许多后来功成名就的艺术大师在发迹之前都有过穷困潦倒的时期，这样的例子以凡·高最典型。凡·高从画店店员变成画家之后，就没有任何收入，生活上全靠他的弟弟接济，他天天都在为面包发愁，最终在贫病交加中自杀身亡。不过，今天的法国不会再有凡·高那样贫穷的画家了。作为人权宣言的发起者，法国早已向世界承诺：绝不让法兰西的国土上有一个人因贫穷而饿死病死。穷人已不再是家庭的负担，社会福利不仅庇护本国人，更惠及外国侨民甚至包括非法移民。对于外国艺术家，法国政府更是关爱有加，不仅给予特别的“艺术家居留权”，还会分给你宽敞的工作室。如果你新来乍到，你的画无人问津，政府会按失业对待，发给你失业救济金。法国的失业救济金与最低工资数额相等。另外，法国政府和民间还有各种名目的基金等着艺术家去申请。已经有画廊代理销售业务的画家自可以在个人品位和市场需求之间找平衡求发展。巴黎的画廊有五百多家，画廊陈列的作品风格又各自不同，任何一种风格都能找到知音。

　　艺术家街头卖艺作为一道文化景观已经成为巴黎的民俗。在国人的印象中，街头卖艺者总难免蓬头粗服、可怜兮兮，但巴黎的街头艺术家并不自惭形秽，他们同样受到巴黎民众的宠爱，享受着贵族般的尊严。于是，巴黎街头被当作舞台，每天都上演着艺术家或平常或奇异的节目。那种把头脸手脚涂满颜料、身裹布袍、装扮成雕塑(有铜雕、有泥塑、还有石膏像)的艺术家似乎最省力气，“活人雕塑”只需两眼一闭，一动不动，就只管耳听脚前钱盒中硬币撒落的清脆响声。巴黎人面对艺术从不小气，从钱包里掏出的绝不会是小币值的铜子(生丁)。巴黎人的慷慨大方甚至抬高了吉普赛行乞者的胃口。面对外国人，巴黎的吉普赛女子或儿童会伸出五个指头并用英语发话：“Five dollars(5美圆)！”你如果给的是铜板，他们要么不接，要么随手扔到地上，转身就走的同时，嘴里就有你听不懂的叽里咕噜的脏话。在他们眼里，你的吝啬就是对他们的侮辱。顺便说明的是，吉普赛人流浪乞讨甚至偷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作为一种民族特性，受到欧洲社会的包容和袒护。在欧洲警察看来，吉普赛人的小偷小摸不算犯罪而是一种劳动。

　　街头画像是巴黎这座艺术舞台上最精彩最迷人的保留节目。许多艺术大师当年都曾以这种方式获取paguette(棍面包)和vin (葡萄酒)。莫迪里阿尼那时坐在酒吧一边喝酒一边给人画像，谈笑之间信笔而成，被画者只需代付酒钱就可把画拿走，倘若画像被留到今天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如今，巴黎艺术家街头画像有两个法定据点：蒙马特高地上的Place de tertre (高地广场)和埃菲尔铁塔下的Pont d’Iena(伊厄娜桥)。前者是阿拉伯人的道场，后者是中国画家的领地。这种说法不免有种族隔离之嫌，实际的情况只是，蒙马特高地上棕色皮肤的画家多一些，而埃菲尔铁塔下则以黄面孔的中国画家为主体。两类画家风格有别，画价也不同。阿拉伯画家擅长漫画手法，三下五除二，只须几分钟，一张五官夸张变形的肖像就完成了。看着自己长相中某种特点被幽默地强化但又不失神似的画像，被画者往往要笑弯了腰。这种画像的价格是一张一百法郎。而中国画家——那些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则操着在欧洲几乎已经失传的精良的写实技艺，精雕细刻，一丝不苟，一张炭精素描肖像得花二十分钟。按照劳动量与价值成正比的经济学法则，这种肖像的价格远远高于阿拉伯人的“糙活儿”，一幅是三百法郎。尽管付费较贵，捧着那幅形神兼备的肖像，被画人还是满心欢喜。由于愿意掏钱画像的游客不少，这些街头艺术家的收入竟也相当可观。旅游季节，一人一个月可挣两三万法郎。街头艺术家的背景千差万别。有人以“俗”养“雅”，一边街头挣钱，一边在画室里孤芳自赏钻研自己的个性化纯艺术。有人半年(旅游季节)工作，半年休息。还有人乐此不疲，天天“出摊儿”。中国画家说到这类同行都要笑言：“他画房子呢(意思是赚钱买别墅)。”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巴黎街头是藏龙卧虎之地，给你画像的那位画家很可能就是未来的大师。天津《艺术家》杂志1997年第一期曾介绍过一位从四川去的在蒙马特高地画像的名叫杨光素的中国女画家，多次被爱丽舍宫邀请为总统密特朗画像。当然，在后现代时代，在人人平等的法国，这样的故事也属平常。1997年12月28日，笔者在蒙马特高地见到过这位已是六十多岁的为总统画过像的女画家，她并没有拿她画的总统肖像的照片当广告，更未因此而特别得意。她仍然像所有的同行一样，微笑着向每一个经过她身边的游人打招呼，招揽生意。

　　1997—1998年在巴黎作访问学者期间，笔者见过许多旅法中国画家，其中有已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朱德群，有功成名就的陈建中，还有尚在探索奋斗中的后来者。从他们那里我见识了老中青三代旅法中国画家的不同景况。他们构成了一幅层次分明的立体画面。朱德群住的大院走得我都转了向。陈建中就住在蒙马特毕加索的故居，只不过当年的木板楼早已改成了带落地大玻璃的水泥墙小楼。从中央美术学院去的尹齐当时仍主要靠在埃菲尔铁塔下画肖像谋生。也许是每天做日光浴的缘故，他有着法国人万分羡慕的古铜色的皮肤，加之身材高大，更添英俊干练。他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边一座公寓的一层拥有自己的studio，复式结构，高大宽敞，足可举办舞会；一面玻璃墙，室内采光绝佳。此房乃法国政府分配，租金极低，租期九十年。有一天，我陪一位朋友参观埃菲尔铁塔，碰巧看到尹齐一身短打，正拿着样画招揽顾客。此时此地见到我，他脸上的笑容中竟有一丝羞涩，也许是他不满意自己的处境，不好意思让我看到他的“落魄”。其实，我心里羡慕他还来不及，只恨自己没有他那“几把刷子”。假如有来世，我一定要做画家——在巴黎——在街头。

　　人们都知道西方当代艺术千姿百态，什么“表现自我”，什么“个性解放”更是成为西方艺术家的专利。为什么能这样，哲学上的解释不一而足。我只知道，无衣食之忧，或者说可以把生计与艺术分割开来，无须“为五斗米折腰”，是西方艺术千人千面的物质基础。

　　世人都说巴黎是浪漫之都，又把绵软轻柔的法语看成是恋爱的语言，巴黎美女配上巴黎时装和香水更是一道日日常新的动人风景。但是，这一切都抵不上艺术带给巴黎的巨大魅力。毫无疑问，是艺术和艺术家给了巴黎浪漫的灵魂。

　　下一次见到尹齐，我会对他说：“知足吧！你生活在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