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兴华

　　生物政治是本雅明、福柯、阿甘本和内杰里、哈特起用的概念，指的是国家对于生物生命的生和死的服务、控制和利用。在艺术中，它指的是国家通过对应用艺术如建筑、城市规划、产品设计、广告、时尚的引导和管理，人为营造生命环境，使得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无法触及这些领域，生物生命作为一个创造活动和周期，最终被有效管理和控制，然后，当代艺术在国家管理者眼中，就成了“创意产业”。

　　在今天，艺术本身的“生命”周期和创造活动，正越来越被国家及其经济的规划、预算、法规、向政府上交的事实性报告、统计汇总和研究、远期发展计划所控制。而当代艺术为了应付这种生物政治，正越来越将自己的艺术的活的部分文献化；当代艺术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于它自己的生命的一种指称；艺术品的寿命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文件、计划、展览主题、管理权力来决定。当代艺术往往是由政策、基金和文件、机构发动和收集起来的。

　　当代艺术的文献化，是艺术的生物自我的努力。但它是对于当代艺术自身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工的出生，当代艺术里可以通过文献化，而被追认为一种起源。当代艺术会越来越成为一种从人工起源里掏挖出活的艺术史，从技术实践里拱出生物性创造活动，成为将技术-管理变成艺术的一种仿生技术。艺术像海德格尔担心的那样，扑到了技术的怀里。

　　这就是Groys所说的当代艺术变成bio-art的倾向，这种生物-艺术同时是当代艺术里的一种生物政治(《艺术权力》，56)。照阿甘本的认识往下推，我们实际上可以说：当代艺术是目前的全球景观国家集中营里的艺术；当代艺术是homo sacer式存在，存在于一切法则之外了，但目前仍滞留在某一法则统治内，生杀完全由你。集中营里的生命是无法被观察和想象的了。只能被文献化、被报道，而缠在各种叙述里，永远不能直接呈示的了。全球景观集中营里的当代艺术，只能被这样文献化。艺术文献化只能越来越像官僚文献化和技术文献化。

　　当代艺术文献化表明，它的创造式生命越来越难被直接展示到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