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第一人”的尤伦斯，将彻底退出中国舞台。

　　“尤伦斯的这次拍卖，非常迫不得已。”3月的上海，曾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首位馆长的策展人费大为在一场名为“见证尤伦斯”的讲座上，慨叹尤伦斯运营艺术馆的不易。

　　如今，这家支撑4年的艺术馆终于不堪重负。

　　费大为说：“要成立非营利的机构，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实际操作几乎不可能，可能要等5~10年才能下批文。”和李连杰的“壹基金”一样，尤伦斯基金会也不能直接在中国注册。

　　从一开始，尤伦斯艺术中心(UCCA)就注定是个烧钱的机构。火上浇油的是，公司化的运作形式要求它必须产生盈利。

　　UCCA的生存困境让费大为感到无奈：“必须盈利，5年不盈利就要关停。工商局的人就要怀疑，你们要干吗？不停地进钱、花钱，又不赚钱，是不是要洗钱？”

　　2005到2013年这签约的8年间，UCCA每年的租金费用近千万元，即便在改造施工的两年间也要照付。按照国际级美术馆的标准打造UCCA，每年也需要巨大的运营费用。费大为说，UCCA的开幕费用就高达上亿元，第一个展览就花了800万元。

　　UCCA每年还需向政府交税。有业内人士表示，UCCA存在三年多，本身已经是奇迹了。造血机制缺失

　　私人资本运营艺术馆的空间有多大？尤伦斯的前车之鉴让后来者三思。对国内民营资本而言，非营利机构的申请注册虽已逐渐放开，但造血机制、扶持政策的缺失仍时时牵绊着民营艺术馆前行的脚步。

　　最大的困难来自税收制度。几乎所有的民营艺术馆都对“免税”政策翘首以盼。

　　在欧美国家，非营利性艺术机构的运营建立在捐赠和免税制度上。个人与企业向艺术机构、艺术项目进行捐赠或赞助所享受的“免税”原则，保障了艺术馆的生存可能。

　　例如美国规定，企业捐出善款，如数额超过应缴税10%，应减免10%税款，如不到10%，可在税收里扣除已捐出的善款。中国在这方面的减免额度只有3%，且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常难以落实。

　　由于许多企业家没有时间和精力直接与艺术机构发生关系，大部分捐款人会将资金捐献给专业的艺术基金会。因此，在国际艺术生态中，基金会制度是民营艺术馆得以生存的支撑性制度。但由于缺乏艺术金融立法的基金会制度，国外的私人艺术馆不能在中国合法注册，国内所有中外身份的民营艺术馆的运作，实际上都是靠投资人的个人收入或者企业的宣传公关费在运转。

　　无论是艺术类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基金会，都面临着很大的筹款压力。中国还没有一个艺术类的基金会享有全额捐赠免税的优惠待遇，艺术基金会普遍规模不大，对于艺术的资助能力有限。因此许多艺术机构和艺术活动仍然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向国家美术馆叫板

　　私人美术馆的建造是正在崛起的又一股潮流。

　　在浦东汤臣一品的会所大堂内，一些构图大胆的巨幅油画夺人眼球。这是上海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的私人藏品。他们与会所达成协议，不定期在会所布置展览。

　　被称为大陆圈内第一人的刘益谦、王薇夫妇，仅在过去两年间就花费了20亿元购买中国艺术品，其中不少来自尤伦斯的收藏，包括宋徽宗《写生珍禽图》(6171.2万元成交)、吴彬《十八应真图》(1.69亿元成交)、曾巩《局事帖》(1.08亿元成交)以及陈逸飞的《踱步》(4043.2万元成交)等。

　　刘益谦夫妇的下一步目标是建造属于自己的私人美术馆――龙博物馆，8300平方米的建筑已在装修中。

　　2009年11月18日，在上海美术馆，王薇首次将自己的红色经典收藏公之于众，反响热烈。

　　“文艺界的领导看了展览很激动，说我做了一件国家美术馆都难以做到的事。”王薇对记者说，“我要做就做到最好，要在两三年内做到世界高度，和国家美术馆竞争。”

　　对于国内私人美术馆的经营现状，王薇早有心理准备：“我们一定会赔钱。每年300万至500万元的亏损是可以承受的。如果有人捐助，那当然更好。”龙博物馆之外，王薇还计划打造一家当代艺术馆。艺术馆跃进潮正在发酵

　　对于尤伦斯的离场，甚嚣尘上的“阴谋论”和“套现论”之外，更多人开始反思中国艺术生态存在的问题。

　　在UCCA开幕前，工作团队曾专程访问了100多名艺术界人士：“你们理想中的中国的美术馆是什么？”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所有的回复都指向了最低的需求，比如“能不能不收场地费”；“能不能不要强迫我送作品”。

　　“这很可悲。”费大为说。

　　喜马拉雅美术馆馆长沈其斌告诉记者，民营资本在艺术馆投资的整体建设上并不规范：“大部分是进入了艺术买卖的流通领域，规范的很少。许多名义上的艺术馆实际上是画廊，挂羊头，卖狗肉。这也是政府严格限制非营利机构注册的原因，因为整个社会缺乏诚信，政府觉得难以控制。”

　　2008年起，全国各地民间美术馆、艺术馆开始遍地开花，名目繁多的文化创意园区批量涌现，众多艺术家的作品展示空间纷纷被更名为“个人美术馆”，一场新的艺术馆跃进潮正在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