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伟

　　今天应邀写一些有关北京早期抽象画的事儿。在我的记忆中，70年代“无名画会”中个别人的有些画作的确具有抽象的感觉，或者说看上去可能像是抽象画，但那并非理性的对抽象艺术的追求，之后的“星星画会”在当时也尚未见真正抽象形式的表达。    

　　80年代初抽象画才悄悄地在政治高压之下的京城绽露出一种前卫的姿态。传统水墨、书法中的抽象因素和西方现代主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革后的青年人。“无名画会”个人化、个性化的艺术诉求，朦胧诗人们以文字呈现的潜意识和自由的遐想，无不为当时正在形成的抽象艺术起到难以低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星星画会’对极权统治的正面冲击，给中国人撕开了一线艺术自由缝隙。经过大约两三年的酝酿和实践，一些在野(非学院体系)的画家们以反极权、争自由为目的，接续着前人的使命，用非政治化的抽象绘画，对抗着当时的专制政体。当抽象艺术在北京初为成形之时，具有明显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而不仅仅是对一种艺术形式的探索。

　　张伟     

　　“无名画会”

　　简介

　　“无名画会”远早于星星美展，它技法上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性，思想上则以中国的传统精神作为自己的立足点，体现传统的“庄－禅”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无名画会是60年代初到70年代之间的前卫艺术，它秉承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念，即使到了今天，无名画会的老成员依然拒绝媚俗，拒绝任何的利益妥协。

　　张伟、李姗、马可鲁、郑子燕与韦海承认，在无名画会的时光是在“用心灵画画”。

　　意义

　　“无名画会”的确应该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具备了一种独立的精神，将“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身上具备了中国旧文人身上的种种特性，正是本文中提到的“庄－禅”传统，他们在当时的环境中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当然他们也并未放弃自己对天下的关怀)。但这样的自得其乐并非完全消极，实际上已经是一种默默的抗议。

　　在今日之中国，“无名画会”仍然是“前卫”的，因为他们并不屈从于商业文化的诱惑。当大部分当年意气风发的前卫艺术家与画廊老板合谋的时候，赵文量与杨雨澍两人仍然蹲在自己狭窄的小屋里，仍然在从事着自己的艺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