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第三种思想：美国艺术家凝视亚洲1860-1989”回溯了“东方”的艺术文学和哲学体系是如何在美国文化和思想浪潮中被了解、重构和转换，并且影响到新的视觉及概念语言的结合。

　　亚洲作为方法

　　至少1900年左右，所谓神秘主义在知识上和概念上的摇摆，已经将现代主义者把非西方对象作为文化护身符去“收集”的痴迷，转化为体现一种优越感的玄学体系的“内在化”。一个不断膨胀的经典亚洲图书馆形成了在西方包括美国的亚洲文化展示。

　　梭罗对于《薄伽梵歌》——克里希纳和阿朱那探索形成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最著名部分的冥想的玄学对话——的赞赏代表了相关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于东方神圣文本的感受：《新约》因其纯净的道德而引人注目；《道德经》的绝佳因其纯净的知性读者不可能再被唤起并保持一种比《薄伽梵歌》里面更高的、更纯粹的、更“稀有”的思想领域……与《薄伽梵歌》庞大的天体演化的哲学相比，甚至我们的莎士比亚有时候似乎是幼稚和缺乏历练。

　　默顿记述《薄伽梵歌》晚于梭罗一百多年，他声称：“它带给西方一种有益的暗示，即我们高度放任及片面的文化正面危机，并最终可能以自我毁灭告终，因为它缺乏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意识。如果没有这样的深度，我们的道德和政治主张只是空话。”

　　布莱斯·马登将他向姿势的、书法的绘画〔脱离了他的极少主义的、单色的木板绘画〕的转变归功于1984年在纽约亚洲博物馆和日本博物馆举办的日本宫廷、文人和禅宗书法展。

　　美国艺术家经常通过挪用亚洲材料，从而在他们的艺术中创造新的形式、结构和意义；这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主体性、世界观和创造性想象的基础。

　　西方许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分别提升了日本和印度文化特殊性的精神性，因为它们被西方的东方主义这看做是一剂治疗侵蚀现代化和西方化虚无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药方。

　　当代亚洲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根据西方术语在改写哲学传统中的角色，美国禅宗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禅宗的知性根源是现代日本哲学的京都学派。

　　铃木和久松真一等哲学家推广了对于禅宗和日本文化的解释，促进了对禅宗思想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水墨画和书法的禅艺术、茶的艺术与表演等的广泛消费。

　　1960年，日本的中国文学学者竹内好发表了“亚洲作为方法”的演讲。他比较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现代化，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更为纯粹，因为它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愿望“立足于亚洲原则”。他很欣赏泰戈尔关于“东方的现代化”的思想，并且思考了“内、外一代文化之间的区别”。如果亚洲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球的平等，它就必须普及它的文化价值；为了进一步提升西方自我自我生产的普遍价值，东方必须改变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