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家玲

　　到威尼斯慕虚荣已经从个人的、专业的层面上升到了国家的官方层面，这从第53届、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的选择上明显可以看出来，也就是这两届威尼斯双年展，围绕对中国馆的批评已经不单停留在艺术专业领域，而更倾向针对于国内自身的体制文化。

　　威尼斯双年展是威尼斯的城市传统，在业界至今拥有至高的地位，威尼斯双年展能够延续至今，葆有传统，这与当地政府推动旅游观光、振兴城市面貌并无关系，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去质疑威尼斯的业界权威，这毕竟和国内目前大兴“文化产业”之风不同。威尼斯对于艺术和商业的处理已自成系统，这本就是威尼斯的城市规则。确切的说，国内对威尼斯双年展的批评，批评的不是威尼斯双年展本身而是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因为中国馆越发表现出的是官方试图在海外打造一个当代艺术的“国家形象工程”，就像某艺术网站采访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彭锋使用的标题，将之视为一个“国家任务”，而在“国家任务”下的策展人，自己就成了一个完成任务的“策展工作者”，其独立性就已经消解了，策展的观念和艺术家的选择必然以“国家”为前提。因此，如果再去批判策展人“内幕”，去寄望中国馆不要成为“傀儡”就显得多余，显然，中国馆在当前语境已成为意识形态化的产物。

　　事实上，威尼斯双年展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并不能说明中国馆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反过来说，意识形态化的中国馆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的“国家形象”，这与今年年初在纽约时报广场亮相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一样，不过是一场大动干戈的冷幽默。国内的一些批评家对威尼斯双年展的批评显得愤愤不平，认为策展人应该是某某，应该怎样去选择，真是关乎艺术还是关乎利益，关乎做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权威性，这些都令人生疑。还有人甚至把中国馆的场地简陋上升到“民族尊严的问题”高度，这种批评本身也是意识形态化的，也值得批评。

　　随着官方对文化系统日益控制的加剧，中国馆在当下已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和文化的世界窗口，因为它对策展人和艺术家的选择都已带有强大的政治话语，也不要寄望即使没有官方的强力主导，中国馆就可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扇公义的对外之窗，因为无论中国馆由谁来策展，艺术家和作品都是被选择过的，整个中国的艺术生态都是在“被代表”，如果要取消这种“被代表”的假性权威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不要把中国馆看得太重要，中国馆对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既不能代表什么也不能说明什么。

　　批评威尼斯双年展对中国馆的不重视，同样显得无理。威尼斯双年展并不独是中国馆的一个展，中国馆在整个威尼斯双年展中也并不显得那么重要，所以指望威尼斯双年展来输出“国家形象”无疑是一种高抬之举，更有天真之嫌。威尼斯的规则就是如此，去参与就要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我们不能要求威尼斯双年展都围绕中国馆为核心，突出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地位，反倒我们更应该思考和批评的不应是中国馆，而是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如何才算真正强大。

　　国家的形象树立显然不是一个场馆，一部宣传片就能做到的。对一个国家的尊重，首先是这个国家自己对自身文化的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早已折腾殆尽，树立新的文化传统只能依托当代人的努力，如果只是把文化符号作为文化象征，而忽视对当代人的真正重视，强大的文化形象断无树立可能。当代优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音乐家本是这个国家最鲜活的文化分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这个国家当前文化的高度和厚度。只是，目前根本的问题仍然是被集团利益捆绑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与自由价值对立、与普世价值对立，于是，诸多优秀的文化人便依然无法摆脱被逐和排挤的命运。

　　一个国家的文化理应由这个国家优秀的文化人担当，而当前，公信力的瓦解亦促使官方自信崩溃，于是国家的形象只能靠包装、制作来完成。建构一个国家形象，绝非依托的是官方宣传片和文化主导行为，而是官方应该把这个国家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资助到世界各地去自由交流，为他们尽可能的提供服务和便利，而非完成行政使命，然后这个政府可以很骄傲的说，你要了解我们的文化不必到我们的国家，他们就是我们的文化。

　　在这个层面，再来批评已经是意识形态化、体制化的中国馆已显得没有必要，更不必再在此上寄托更多希望，它也不配拥有更多的批评。意识形态化、体制化的中国馆也绝不是“国家形象”，如果非要说它有某种形象，那也只能是“官方形象”。再如若真有个什么“国家形象”，那也不应该是政府去做的事情，而是每一个文化人，在基于共有的普世价值层面上，他那份个性的尊严受到国内社会的肯定与尊重，然后，他可以背靠祖国自信的说“我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我就是这个国家的传统”。否则威尼斯也好，纽约时报广场也罢，真正与这个国家无关，不过只是一次又一次官方的虚荣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