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珍藏，皆国之瑰宝；馆藏稀奇，是物之精华。故宫失窃，文物遗失，对文化记忆与物质财富的双重创伤，令人错愕并唏嘘。

　　文物保护，关乎历史传承与文明沿袭。睹物思人，吊古念今，文化含蕴丰富的文物，无异于“去雕饰”的文明教科书，包罗着历史原野的兴衰枯荣，涵盖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等历史常规。它连接着今人的耻感与反思，直指社会的进路。若商业图谋、利益算计的“利刃”，轻易地割断了文物“筋骨”，那么文物的残损，势必成为文明发育畸化的比照。

　　故宫之中，聚洋洋大观，藏文物万千，安保上的重点“关照”，是文化保护的必需措施。事实上，几经演变后，故宫的安保已大为改观，缜密的技术监控、多方联动的四道防线，筑起了坚固的保护墙，也降低了故宫文物的残损、遗失等风险。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形，也勾勒出文物保护上的困境：安保的技术含量是提升了，盗窃者的娴熟也日益长进，稍有纰漏，就可能沦为“鸡蛋缝”，被鸡鸣狗盗之辈“叮”上。

　　安保短板，让文物难以摆脱“被盗”的风险。技术防范怎样“密不透风”，委实考验管理者的用心和智慧。安保的常态化、精密化，容不得过多“失败教训的砥砺”，只能在层层审核、增强预警等细节改善中不断强化。可单纯的技术防盗，最终还得依托“心防”，只有责任感的提升、防范心的到位，才能为防盗网安上牢不可摧的锁镣。

　　故宫失窃，因富于戏剧性的情节而备受关注，随着嫌疑人的锁定，事态的良性发展值得期许。但说到底，它只是文物保护欠缺中的典型性个案。太多的文物，早已成偷窃的“黑手”的践踏品。只不过，此中的“偷盗者”未必是小偷，也许是政绩冲动下的官员、为利所驱的开发商等。他们赤裸地伸出利益之手，摧毁那些弥足珍贵的文物，让承载厚重记忆的文物剩作了推土机碾压下的一掊土。

　　譬如梁启超故居，本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寄予着民众拜谒前贤的期望，也极具教育意义，鞭策后人进取。可在拆迁大潮中，它也没能幸免于外，尽管在舆论声援下，它暂得以“苟延残喘”，可被拆的悲戚境遇挥之不去。许多名胜古迹，再富有历史内涵，在消费逻辑和利益考量前，都难逃被夷平、摧毁的厄运。

　　“窃钩者诛”，窃文物者暴富，但短暂得志的背后，终是道德的唾弃、法律的惩责。他们抹杀了珍贵的文化资源，也必将为之负罪、埋单，名誉扫地。

　　故宫失窃，为文物保护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镜鉴。从制度设计、道德引导等方面制衡那些“偷窃”之恶，让文物免于被权力或商业预谋扼杀的命运。这，或许就是“亡羊补牢”的借鉴意义所在。(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