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吴晓蕾 　　

　　圆明园，有人说它是中国的凡尔赛宫，也有人说它是世界园林的典范。它是清朝五代皇帝倾心营造的皇家营苑，被世人冠以“万园之园”；它也是雍正皇帝最爱的离宫，最多的那年，雍正曾在里面居住了168天。它毁于庚申之劫。

　　2011年7月6日，见证了这座皇家园林由华丽到荒凉的正觉寺，经过9年的修缮后，首次对公众“试开放”，使人们再度进入这个失落的角落，探寻那段历史的些许踪迹。

　　“圆而入神，明而普照”

　　假如没有空气中那尚未散去的油漆味儿，你从北京地铁四号线的圆明园站口钻出来，恐怕很容易就会错过这个圆明园“试开放”的新景点，直接就走到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绮春园南门。

　　但是，只要你回头往西再走不到50米，稍一抬头，就能看到乾隆爷用汉、满、藏、蒙四种文字御书的“正觉寺”三个字—寺门口的红墙两侧还竖着印有“圆明沧桑？正觉重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展”字样的广告牌。

　　据说，这座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正觉寺，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保留至今的古建筑群。在复建之前，基本完整的有山门、文殊亭、西五佛殿、西转角房、鼓楼以及天王殿台基基础、三圣殿大殿台基等。

　　复建后的天王殿是单檐歇山式建筑，面阔五间，建筑面积约202平米。有单翘单昂五踩斗拱和金线大点金龙锦枋心旋子彩画。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者郭黛姮介绍，乾隆盖正觉寺的目的是“兴黄教以安蒙古”，其建筑风格反映了儒家思想，因为“很规矩”。

　　文物专家曾这样评价，正觉寺是研究圆明园清代皇家园林宗教建筑院落布局、建筑构造及工艺的珍贵实物例证。

　　17世纪末，康熙执政的中后期，康熙就已经在北京西北近郊的西山脚下，重修了许多辽金时期以及明朝亲王们遗留下来的残破园囿和园林。据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1774)记载，康熙在原本属于明代武清侯李伟的已经破旧的清华园基础上，建造起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皇家宫苑—“畅春园”。

　　1709年，基于风水方面的考量，康熙又在距离畅春园五六百米远的地方兴建了一座崭新的宫苑，并将其命名为“圆明园”。再后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经过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清帝的不断扩建与修整，最终形成了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组成的“圆明三园”。

　　对于“圆明园”这个名字，雍正曾经有个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但事实上，这个名字是佛语，出自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圆明一切智”。

　　清朝皇帝信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是世人皆知的。自清世祖顺治帝将尊崇藏传佛教定为国策，以后历朝均为恪守，康熙与雍正也不例外。康熙就被誉为“佛心天子”，雍正也自号“圆明居士”，认为自己是不着僧服的僧人，“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然而，如果说康、雍二帝对于藏传佛教的尊崇仅仅是个人精神需要，那么乾隆则为这种信仰赋予了更明显的政治意图—乾隆曾在《喇嘛说》一文中解释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得不保护之。”“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

　　凭借着强盛的国力，乾隆不惜巨资在全国修建众多的藏传佛教寺庙，仅紫禁城中就有佛堂30余处。而在“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周围，乾隆还建造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寺庙群，也就是俗称的“外八庙”。这些凝聚了汉、蒙、藏等多民族建筑风格和艺术的古建筑，分布在避暑山庄外的东面和北面，众星拱月般围绕着象征皇权的避暑山庄，昭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觉寺破土而生。

　　据圆明园管理处文史科文博馆员吴凤春考证，正觉寺，亦称三圣庙，是圆明三园中唯一一处喇嘛住持的寺庙。但是，从金勋(1883-1976)在《成府村志》中叙述的寺内佛像陈设上看，则既有藏传佛像，又有汉传佛像。

　　尽管从目前来看，已无法考证这一设置的考虑是否与团结汉人的指导思想有关，但据记者在修复后的正觉寺所见，寺中主殿的屋檐上立有五只神兽。由此可见，假如从建筑标准反映建筑等级的角度来看，在圆明园的寺庙中，正觉寺的等级属于中等偏高。

　　正觉寺的幸与不幸

　　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的工作人员陈辉曾撰文写道，在圆明园中，为了满足帝后礼佛的需要，也建有不少佛教寺院，如慈云普护、月地云居、日天琳宇、舍卫城、正觉寺、法慧寺、宝相寺等。为了朝夕礼佛，九州清晏、奉三无私、含经堂这些主要起居处也设有佛堂。

　　但是，这座受佛光“普照”的帝王宫苑，却似乎并没有得到佛祖的庇佑。

　　1860年(咸丰十年)10月，英法联军把圆明园洗劫一空之后，为了销赃灭迹，掩盖罪行，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

　　“这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地在颤抖，人们在哭泣，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变成了一片废墟……”直到现在，在中国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上，关于火烧圆明园的记载仍是这样的语句。在它的旁边，也必定会配着一幅印有西洋楼大水法残迹的黑白照片。

　　对于中国人来说，火烧圆明园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因此，才会出现近年来人们对于圆明园海晏堂喷泉十二生肖兽首的追讨回收之风—在百余年的金铁交鸣中，它们早已成为那场非正义战争的见证与中华民族情感的象征。

　　但火烧圆明园不仅仅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心理重创。据陈辉在《圆明园出土的佛教文物》一文中写道，圆明园中的寺庙和佛堂不仅供皇室成员拈香朝拜，举行各种佛事活动，还收藏有大量的佛像和各种供器。这些佛教艺术品种类繁多、用料讲究、制作精细。其中，在园中规模最大的一组宗教建筑—舍卫城，自康熙以来，王公大臣在每年帝后生日时进贡的各种佛像，都收藏在这里，日积月累数以万计。圆明园遭劫掠焚毁，仅此一处所造成的损失，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文化艺术价值，就已难以用数字估量。

　　然而，在正觉寺“试开放”的报道中，人们却在新闻中意外地发现这样的消息：在1860年的那场大火中，正觉寺幸免于难，保留至今。

　　“圆明园不是早就被烧光了吗？怎么又冒出来一个独善其身的正觉寺呢？”这个问题也许问到了大部分人的心坎里。但事实上，正觉寺之所以能免于遭受庚申之劫，全赖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正觉寺位于绮春园正宫门之西，从目前在圆明园长春园内展出的极盛时期圆明园全景复原沙盘可以看出，正觉寺实际上位于圆明三园的墙外，仅仅是圆明园附属的一座寺庙。它与绮春园既有后门相通，而又独成格局，单设南门。

　　吴凤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种说法。在《藏传佛教与圆明园正觉寺》一文中，她写道：“正觉寺有独立的院落……历史上的正觉寺，南临河，东、西、北三面环山，西北山上一道墙，北山后有一水池，池中有南北向石桥。正觉寺连同周围景观还真有些‘深山藏古刹’的味道。”

　　“也正因如此，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正觉寺是唯一幸免的古建筑，也是圆明园内保存下来的完整程度最高的一组建筑群。直到现在，寺内还保存有26株大小、粗细不均的古树群。这在整个圆明园，都是仅有的古树群。”7月10日，正觉寺门口的一个管理人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可是，尽管躲过了那场大火，正觉寺却并没有躲过后来的破坏。

　　由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的《圆明园》第四册中，曾收录了原北京市规划局综合处处长、圆明园专家赵光华先生的文章《圆明园及其属园的后期破坏例举》。在这篇文章中，赵光华曾对正觉寺后来的遭遇有过考证和专门的叙述：

　　“……至光绪庚子时，该寺曾一度立为坎子义和团所占用。有团众约百人，其头目人名滑六者为香头，助理坛务，练众大多为来自文安县之种水稻与编苇席的农民，联军入城后一哄而散，至翌年即光绪二十七年春，由于德军驻朗润园，离此极近，所以德国兵常到该寺拆大殿之装修及门窗作燃料。偶像之鼻子亦多被德国兵砍坏，有大量西藏进贡之锦边彩画番佛像，亦多被携走挂于朗润园之兵营内。该寺钟楼之钟，为青铜铸造，周身梵文，铸工很细，亦被德兵拉入朗润园西门内……

　　“进入民国以后，颜惠庆(注：曾任北洋政府代国务总理)用理藩院之公款买到手，作为其私人别墅之用。将殿内佛像全部拆去，堆积于部分空房内，改造了建筑装修，安装了地板，给资遣散了十几名喇嘛。”

　　“过了些年，这片房子和周围古木柏林，又全部转手给清华大学。学校一直作为单身教职员宿舍之用。那时古柏森森，山水荷塘，春日少风尘，夏日倍凉爽，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依然保持得很完好。后来清华大学退出，海淀机械修造厂(注：今北京长城锅炉厂)便进入。特别是从1975-1977这两三年中，大量修造厂房及生活区，乱拆乱建，至今已90%毁光，并且砍光了近百株的松柏树林。至此，一处硕果汉存的唯一完整的圆明园之遗存，又宣告消灭……”

　　没有佛像的寺庙

　　在赵光华的文章中，赵先生曾将对圆明园的破坏分为四个时期：1.1860年闪电式的掠夺与焚毁；2.1900年的“木劫”；3.辛亥以后的“石劫”；4、从1940年前后算起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的“土劫”。

　　如果说正觉寺受到最大破坏的时期是在第四个时期的话，那么从某种程度上看，作为圆明园的一个附属品，正觉寺遭遇的这种尴尬似乎也折射了圆明三园内大多数文物遗迹的命运。

　　目前，多位圆明园专家都较为统一的一点意见是，圆明园的山形水系遭到巨大破坏就是在被称为“土劫”的时期内。从一开始1940年前后的平山填湖、毁园还耕运动，到后来1960年前后圆明园附近农民人口迅速膨胀，大规模的公社活动和数家工厂进驻使得圆明园逐渐变成荒山农田。

　　著名史学家汪容祖在其著作《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一书中，曾悲痛地写道，他很讶异于中国对于圆明园保护工作的呼吁，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大规模出现。

　　这样的文字，总让读者也跟着心酸。

　　1979年8月，在原中国建筑(3.94,-0.03,-0.76%)科学院院长汪之力、原国家建设部一位总工程师郑孝夑和赵光华等人的呼吁下，北京市政府公布圆明园遗址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次年，由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等知名人士及建筑、园林、文物等各界人士1583人联名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发起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1983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把圆明园遗址规划为遗址公园。

　　要打造圆明园遗址公园，将园中居民迁出并非易事，要将驻园单位搬走更是难上加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4年初，三园遗址内仍有一零一中学、市化工研究院、区绿化队、长城锅炉厂等14个驻园单位。截至 1994年初，遗址范围内陆续形成的大小约20处自然村落上仍居住着610户居民，常住人口多达3500余人。

　　1999年，北京市政府责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着手编制《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并先后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得到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批复同意。为让规划落地，从 1999 年起，海淀区政府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搬迁工作。到2001年底，圆明园搬迁工作基本完成。

　　正觉寺也就是在这一次的大搬迁中，迁走了25位住户和驻扎在寺内的长城锅炉厂。此后，正觉寺的保护、修缮和复建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是目前北京文物主管部门批复的整体复建的唯一古建筑群。

　　然而，也不知是没来得及设置，还是只为重现一组建筑，记者看到，“试开放”的正觉寺中，并没有佛像，也没有香炉。

　　这让我想起在翻阅圆明园资料的过程中，经常看到的一个争论：对于圆明园遗址，究竟是应该保留原始的废墟风貌，供人凭吊，还是应该在原址上另外复建，重现当年的胜景？

　　事实上，这样的争论，似乎从讨论圆明园遗址发展方向那天起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也许有人还记得，1997年初，以北京圆明园为原稿、投资6亿元人民币建成的珠海圆明新园正式开门营业，并在开业第一年就创下了1.6亿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丰厚的利润让中国电影城横店雄心勃勃，也开始了横店圆明新园的建设，并计划于2013年对外开放。

　　对于这种现象，汪容祖在书中曾如此评价：“我们应该警醒的是，传统中国建筑与园林工艺里最精巧的技术已经失传。充足的经费虽然可以在任何时候重建一座失落的宫苑，但失传的技艺几乎不可能再找回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遗址到最后仍然还是受到城市化和商业主义的威胁。笼罩在商业化氛围中的圆明园遗址公园显得毫无庄严、悲怆之风。”

　　7月10日的傍晚，正值“第十六届圆明园荷花节”，绮春园鉴碧亭周围的水面上彩灯闪闪。距离鉴碧亭约30米处的一小段石拱桥(残桥)遗迹，被黑夜吞噬在寂寞里。“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圆明园。”这么想着，我往西边看到了正觉寺屋顶的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