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他的课在北大几成一景；由于其前卫观念，他曾长期备受争议。他想做的，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对于艺术的理解可以反映对当代文化的理解

　　15年前春季的一个晚上，在厦门，一名男青年被三个歹徒疯狂地砍伤，他死里逃生；如今，这位男青年已经成为了一位有名的艺术家。

　　曾经的那段痛苦经历一直使他在精神上倍感压抑。这时，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朱青生(微博)教授找到了他，提出了一个帮助他的想法。

　　就这样，一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和法学院的合作项目《寻找杀人犯的母亲》运作了起来。两个学院的学生一同开赴厦门，寻找三个杀人犯的家以及他们的家人，并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探讨刑法中的宽恕之道。

　　对于法学院，这是一次调研；对于艺术学院，这是一件作品。

　　朱青生教授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这是行为艺术中的一个观念作品，我们想传达的是：我国的刑法是否在恕道上应有所改进？”

　　从厦门归来，法学院为此举办了研讨会，而朱青生则带着学生们将作品的后期处理好，今年国庆，将在成都展出。

　　“行为艺术本身是好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在当代艺术中，艺术家们不应该是讲故事的人，而是应该能让观者可以参与进来、自由感受的人。”朱青生微笑着说。

　　批判卢浮宫

　　今年年初，在央视热播的12集大型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让更多的人领略了中西方文化艺术的不同魅力，也让人认识了总撰稿人朱青生。

　　然而，这部被很多观众称为艺术欣赏入门好片的纪录片，却让朱青生本人觉得很可惜。

　　可能是为了收视率和受众的需要，我的原稿被不停地修改，其中，很多尖锐的问题都变成了很平庸的问题，最后的定稿我看了后惊呼：这是我写的吗？接着，朱青生半开玩笑道，我都不想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感觉不能把深入的问题讲清楚，很可惜。

　　尖锐的问题、深入的问题，朱青生想做的，是批判卢浮宫。

　　当时央视来找我，我是拒绝做卢浮宫的。原因有二：一是卢浮宫作为西方艺术的代表，它包含着对中国艺术的压抑；二是卢浮宫代表旧的西方艺术，现在的西方艺术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不能继续学习、继续延续错误。

　　但随后，朱青生被告知，央视已经锁定了他这位去过卢浮宫不下20次的艺术史专家。而故宫(微博)摄制组先期拍摄的平日很难看到的大量素材，亦让朱青生心动。

　　最终，他决定接下纪录片总撰稿的任务，开始让自己的思绪与精神往返于卢浮宫和紫禁城之间。

　　朱青生想做的，并不是简单地介绍卢浮宫、介绍紫禁城、介绍中西方艺术，他想力图澄清并且说明一个问题西方艺术现代化的进程，使西方文化脱离了以卢浮宫为代表的传统的、保守的封建文化，如果我们现在还对卢浮宫抱着全盘学习的态度，学到的就是西方新旧参半的文化，甚至是旧的西方文化。要知道，仅仅有卢浮宫，当年的法国未必能与中国作战。

　　为了纠正这个可能发生的错误，他提议，将这部纪录片的基本立场定为：中国的眼光、现代的立场。

　　在朱青生看来，历史上，中西方对艺术品的定义不同，中国是书画，西方则是建筑。

　　在西方，大师的手稿可以乱丢，这在中国不能想象；而中国历史上，敦煌壁画在最初也不被认为是艺术。这只能说明，东西方对文明的重视方面不同，各有侧重，各有忽视，没有孰好孰坏之分。后来慢慢的，随着东西方的交流，双方互相注重对方的意见，观念在改变。

　　只有精神转换后，才能成为强者。卢浮宫是西方封建时代产生的旧艺术，其思想早已被现代艺术所替代，所以，应当用现代的立场对卢浮宫作超越性的批判。

　　最终，朱青生的这些想法都被摄制组接受并吸纳。

　　在拍摄过程中，让朱青生记忆犹新的是卢浮宫的管理人员对央视摄制组说：这是我们看到的设备最好的团队。

　　这说明我们的设备已经不落后了……说完他有意地停了下来，略带自豪地笑了笑。

　　人人都想听他讲课

　　如果你到了法国，首先去的是卢浮宫，而不是蓬皮杜艺术中心，那证明你所在的文化还不是最先进的文化。因为卢浮宫代表着西方封建时代的旧艺术，而代表现代艺术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才是最有创造力的地方，才是人类精神的前沿。

　　朱青生不大喜欢保守，他喜欢先锋、前卫，尽管这让他饱受争议。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北京大学里学生最受欢迎的老师，成为学生口中那位风度翩翩的教授。

　　朱老师人长得帅，个子高，戴着黑框眼镜，对学生特别和蔼。有时在校园碰到他跑步，他还会停下来和我们闲谈几句。一位北大学生这样回忆朱青生。

　　从1985年开始，朱青生就开始在北京大学教授《艺术史》通选课；如今，这门课让广大学子趋之若鹜。由于过于火爆，有的学生选了四年都没选上。

　　曾有学生这样写道：朱青生的课在北大几成一景，永远都在大教室，永远都是可容500人的座位，最后挤进的是800人，明晃晃的日光灯下那种人头攒动的凶猛劲是我旁听朱青生艺术课的第一感受。听朱青生课的第二个感受是，在他高大的身材、洪亮的嗓音下，按捺不住的对现代艺术的激情……令你由衷地感叹：艺术原来就是这样逼迫着我们不能变老。

　　还有学生对朱青生上课的大教室十分着迷，这位学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偌大的教室，一上课，灯一关，全场黑暗。只见投影仪亮了，朱教授开始讲课。有时候，射灯他不用，就让大家在烛光里看希腊雕像，那感觉太棒了！

　　老朱二三事也几乎在每届学生中流传。

　　由于上课教室的最大容量是500个座位，可是多年来，每期学生总在600人以上。朱青生决意解决这个问题。他专门请人编程，根绝某种平均分配原理，排出一个学期每人每次听课的座次，让学生们领号码，按照黑板上的座位分布图落座。担心席地而坐的学生受凉，他又专门订做了一批舒适的蒲团。

　　而考试，则更是别出心裁。不是让你在齐白石给毛主席画像时什么掉在地上？画笔？眼镜？帽子？中做选择题，就是让你提问题笔记讲义里能作出答案的问题，零分；越是找不着答案的问题，越得高分。

　　也许，这些争着抢着想选到《艺术史》课的学子们并未想到，站在讲台上风度翩翩的朱老师，在15年前，刚从德国留学回来之时，也会和他们一样，在不上课的空闲时间，跑去选课、听讲、记笔记，甚至课下还要问问题，即使曾被看成是作秀。

　　我们学错了

　　1990年6月，朱青生踏上欧洲大陆，到德国海德堡大学美术史研究所攻读博士。71年前的1919年5月，徐悲鸿前往法国留学。

　　徐悲鸿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第一代留学生学西方学错了。朱青生尖锐地说道。

　　1919年，刚踏上法兰西土地的徐悲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参观卢浮宫。当时，他就被卢浮宫的艺术震惊了。他决心，一定要学好，带回中国。

　　在此之前的1910年，毕加索已经完成了立体派的创作，并很快风靡文化界，其思想成为推动西方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朱青生说：毕加索的作品是不会被放在卢浮宫的，徐悲鸿可能都没有看到过毕加索的画。

　　再往前推半个世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以梵高为代表的、反对卢浮宫艺术的印象派就已诞生。

　　在西方已经开始因反传统而现代化的时代，我们才去学习西方的传统。分不清传统的西方和已经对传统否定了的西方。使西方强大的，是后者。当时，我们把两种西方都同时学了回来。朱青生将此称为五四差错。

　　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引回了西方的美术学院制度。现在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是素描和色彩，这是西方的方法。而我们自己的传统是书法和诗歌，如今考美术学院绝对不参考这个传统。我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朱青生叹息道。

　　对历史，我们应当有一个恰当的、应该的态度，一个历史的、科学的眼光。只有懂得西方如何摆脱传统而成为现代的人，才能判断究竟我们应当学习西方什么。他语重心长地说。

　　朱青生的另一个担忧，集中在艺术品文物的保护上。

　　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艺术的保护逐渐演变成一种对视觉遗产的保护。但中国的现状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过分地和旅游、商业开发联系在一起。应当由国家设立基金会，把文物保护作为一项事业而非产业来做。现代人把文物当成旅游资产过度利用，把我们千秋万代的事业变成了本代人赚钱的工具。

　　先锋与传统

　　对既有艺术史观念提出质疑并求证，为现代艺术、尤其是以行为艺术为代表的当代艺术辩护与解说，朱青生将此当做事业，并因此闻名。

　　同事和朋友们曾戏称他为充满碰壁感、生活在自己建造的世界里的顽固的理想主义者。

　　从前年开始，情况好多了，开始有更多的人理解我做的事情，我也开始参与一些很主流的艺术讨论和交流。之前，我老被批判。无论思想多么激进，朱青生总是幽默、儒雅。

　　六七年前，他还被一些主流的美术杂志连续十几期发文质疑和攻击，原因是，他支持行为艺术。行为艺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不能因此就否认行为艺术本身。

　　国外有位著名的美术史学家曾说：看中国，就看她的3000年和30年。3000年，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30年，就是中国的当代艺术。

　　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当代艺术思潮传入中国。当时，尚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读大二的朱青生接触到了这些新鲜的东西。我那时才知道，自己在学的油画，当时在西方已经成为被废弃的艺术，油画早已被摄影、电影、电视所代替。他说。

　　这让朱青生不禁追问：艺术到底是什么？

　　追问的结果是：人的问题更重要。

　　于是，本科毕业后，朱青生北上至中央美术学院，在美术史系攻读外国美术史硕士；尔后，他又向西行，赴德国海德堡大学美术史研究所攻读博士。

　　在他看来，艺术史不是艺术。艺术史是一门哲学，一门人文科学，研究人的问题、哲学的问题。

　　始终关注人类精神前沿的态度，让朱青生选择了关注当代艺术，尤其是中国的当代艺术。

　　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中国的当代艺术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很大贡献。当前最重要的是，推进艺术的现代化，也就是推进当代艺术的发展。当代艺术，对中国本身很重要，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前途尤为重要。

　　问及原由，他这样解释：当代艺术可以让人们恢复自身反省的能力和突破的水平。

　　如今，朱青生是《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总编。对此，他很感激北京大学。虽然我一直不间断地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但北大依然让我做学术。让我很荣幸的是学校还把燕南园的一栋楼给我用，让我和我的学生们在那里专心编辑当代艺术年鉴。

　　由于其前卫观念，朱青生长期备受争议，曾有一段时间，他没有职务。现在，他倒是乐于用自己的职务幽上一默：我其实是研究国学的。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汉画研究所所长，是朱青生的正式头衔。多年来，他守着这份寂寞的工作，仔细核对每一块汉代画像的资料遗存。如此带着考古性质的研究方向，让一般人很难将其与当代艺术联想在一起。

　　朱青生半开玩笑地说：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艺术已经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对艺术的理解，反映了对当代文化的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沿问题是建造精神的道路，我觉得此生无望了。但我还是会顽固地、不间断地工作，我会一直做这个事情，哪怕身败名裂，哪怕默默无闻。

　　朱青生

　　1957年生于江苏镇江，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硕士学位；1990年至1995年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美术史研究所，获博士学位。1985年至1987年，于中央美术学院任职助教、讲师；1987年于北京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2年至1990年，主要从事艺术史研究和批评，同时进行实验艺术；1990年以后，在欧洲继续实验艺术和科学研究；1995年回国后，继续实验艺术、绘画创作、科学研究和教学。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