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洗礼下，文物如何在保护与利用、生存与发展的多元选择中找到平衡点，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寻求立足点，延续文脉，已然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和砌刀的敲击，向我们发出了倒计时的信号。

　　“刘老根”与文物的二人转看来一时半会儿落不了幕。晋翼会馆风波尚未平息，文保人士再次举报，指“刘老根”将乾泰寺和柳祖祠改为就餐包厢。

　　这一馆一寺一祠，虽然问题曝光有先后，却颇多相似，在商业开发之手的强力改造下，总逃不过搭罩棚、修山墙、开侧门之类的折腾，传承百年的文物变身饭馆，古都风物、人文气韵湮没于嬉笑与杯盏的喧闹之中。

　　命运相似背后，更有身份的相类。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保”字号文物，包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及省市县级文保单位；另一类则是尚未核定公布为文保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这一馆一寺一祠皆属于后者。在许多人印象中，似乎古建筑都挂着文保单位的牌子，经由刘老根会馆事件的科普与刺激，人们才关注到这一类有文物之实却无文保单位之名的文物。

　　按理说，只要是文物就该保护起来，即便是仍被今人使用的不可移动文物，也需一视同仁地得到珍惜呵护。这是情理，更是法理，可是对照法律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条款和现实境况，个中反差让人忧心忡忡。

　　其一是报备制度与擅改用途。按照法律，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改变用途，应报文物部门备案。即便是私产，只要文物用途有变就要备案。然而，当“刘老根”擅自把柳祖祠改成饭馆，有关部门竟以不属于文保单位为名，认为无需备案，这样的理解和做法无形中消解了法令的保护效力。

　　其二是用旧如旧与过度使用。使用不可移动文物，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而外墙开门、外接橱窗、私建长廊等做法，不仅有损文物本体，也破坏了原有的历史风貌，且埋下火灾隐患。不管是现实问题还是潜在风险，都已对文物构成威胁。

　　有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却在制度上名分不够，在现实中难以受到有力保护，一馆一寺一祠的尴尬境遇，有点类似于住房领域的夹心层。值得警惕的是，类似夹心层文物并不少见。仅在北京，日前有媒体调查发现，一些没有被列入文保单位的私家园林被过度利用，有的成了职工宿舍，有的变成大杂院，有的被改作餐馆；建筑专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现存44处私家园林中，保护基本完好的只有一半。在市场经济洗礼下，文物如何在保护与利用、生存与发展的多元选择中找到平衡点，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寻求立足点，延续文脉，已然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和砌刀的敲击，向我们发出了倒计时的信号。

　　本报特约评论员詹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