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论坛有两位中国专家发言，他们的发言都涉及了与中国美学有关的当代艺术，他们希望在中国当代艺术里面寻找到一种美学的纬度，这种纬度被他们夸大为只有美学的线索才能代表中国的当代艺术。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拼命地要从中国古典美学当中找到它存在的依据。不管是潘公凯的反对艺术的歌颂和反对艺术的批判，还是高名潞所主张的，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结。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对中国当代艺术构成一种非常大的伤害，这种伤害的核心就是放弃了中国活生生的生活现场，使中国当代艺术就像一个盆景或者是一个花瓶一面的一枝中国美学的花。围绕这样一个问题，也不是我今天才提出这样一种挑战。事实上从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假如说艺术放弃政治，放弃对社会的介入，这样一种艺术可能会退到没有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的艺术过程。由此而来，就是我一直用我的理论和我的主张，甚至于是我的作品，一直在支持介入性的，与中国社会发生关联的艺术作品。围绕这样的艺术作品，今天的演讲本来有两个部分组成，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谈一个部分，以后有机会再谈下面一个部分。

　　大家都看到，这是我目前正要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就是《批评性艺术的兴起》。国内对我关注的理论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都知道，批评性艺术作为一个关键词，一直是我十年当中反复使用、反复出现的概念。围绕这个概念，也有了下面的关键词叫中国问题情结。这个出发点是针对中国符号，大家应该也会知道我这十多年来一直在批判中国符号的中国当代艺术。这个中国符号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简单化的中国的红色政治，比如说文革的记忆、文革的符号。第二类是简单化的东方神秘主义。围绕这样一种批评，在我的书里面早就汇编成一本论文集，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出版。

　　到底用什么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假如说美学不再是唯一的方向，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向？我从这个角度切入，我用三个案例，把问题的框架告诉大家。

　　(此处有PPT，金锋的作品。)左边的是艺术家的作品，右边的是西湖岳坟前秦桧夫妇的跪像。因为他们是千古罪人，所以就让他们永远跪着。中国的艺术家金锋的作品是让秦桧夫妇站了起来。这样社会题材的作品，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讨论话题并产生一些问题。随着这样的作品被查封以后，紧接着政府部门下令这件作品不能在中国的媒体上发表。我当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我支持了这件作品。我是从法学上的人权概念来支持这件作品的。哪怕是罪犯，也不能用羞辱的方式来对待有罪的人。但是传统法律不是这样的，秦桧夫妇作为罪人，让他们跪着，已经成为公共趣味，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导游，等等一系列的道德和法律原则都认为罪犯是可耻的，是应该下跪，而且对罪犯是可以用任何羞辱的方式对待他都不会过分。这件站起来的秦桧夫妇的像就重新讨论了罪犯的人权问题。但很遗憾，这件作品一直受到关注，这个关注我说是被查封的关注。围绕这样一组作品，当初因为我支持过这件作品，我写过两篇文章支持了这件作品，我经常会受到举报，比如我到某个高校去讲课，有的时候就会受到举报，其中一个罪状就是王南溟这个人不能在高校里面讲课，因为他支持过这件站起来的雕塑。倒过来讲，一件作品对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活构成什么关系？就是只从作品本身来看，这件东西是不完整的，还要看它的社会背景，以及这个作品所针对的公共话题，那就是我非常关注的一点。所以我把它命名为中国问题情结，区别于简单化的中国符号。这是一件我支持过的作品。

　　(此处有PPT，何成瑶长城行为照片)我依然会选择一些，我认为是跟中国的政治生活相关，同时也需要艺术家努力去做的作品。这是我在上海正大艺术馆策划的个展，命名为心灵之痛。何成瑶在2000年以后以行为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她最典型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脱掉她自己的上衣，在长城上走。脱衣服在行为艺术史当中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因为行为艺术史认为用身体做艺术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她的裸露上身与她个人的经历有关，她出生在1964年，那时候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开放。她的父亲和母亲有了她的时候，还没有结婚证书。他们两个人就讨论要不要生下来。最后他们夫妇两个人就讨论要生下来。但是非婚生子女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以此的后果，何成瑶的父亲为了剩下何成瑶，被开除了公职。因为她母亲没有结婚生小孩，肯定是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在精神的压力下，患上了精神病。她母亲患病以后有一个特征，就是脱掉衣服，在大街小巷上又喊又叫，狂奔。何成瑶脱去她的上衣，其实是对她母亲生下她自己，以及她自己面临的遭遇，和她母亲当时得了精神病以后的对过去的生活和自己遭遇的呈现，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深思。不能简单地看到她脱衣服，而是要把她的身世联系起来。这件作品，前面是她的母亲，后面站着的就是何成瑶。

　　(此处有PPT，何成瑶作品照片)还有一件作品，扎针灸。得了精神病以后，何成瑶的父亲找了民间偏方，帮她母亲治精神病。其中一个治法就是把她的母亲绑在门板上扎针灸。她从小就听到她母亲扎针灸时挣扎和痛苦的叫声。她自己的作品也用扎针灸的方式，把她母亲当时的痛苦进行还原。

　　(此处有PPT，何成瑶作品照片)她做了一套广播操。广播操是集体锻炼身体的方式，就是用标准的动作，按照标准的节奏，进行的，统一化的集体主义的体育活动项目。这个体育活动项目被何成瑶改装过，她用风箱带，黏的放在外面，让身体一圈一圈的缠起来。她四肢并拢的时候，四肢会粘住。要做操的时候，黏的，张开的过程就会发出一种撕裂的声音。像这样一种行为，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和磨难，通过这样一个行为方式，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在07年的时候我帮她策划了心灵之痛，何成瑶的行为与影像。这个是行为的回顾，还有一组我这里没有。因为她在四川龙藏县出生，所以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她拍了很多照片，在美术馆展览。这些照片是她老家的有精神病患者的家庭的小孩，甚至是一些残缺不全的小学生的资料和图片。我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特地做了一个项目，就是慈善捐款。就是何成瑶的开幕式也是慈善捐款项目。通过她自己身世的行为回顾，同时也对她老家，与她同病相怜的，她认为那些精神病患者的小孩子遭遇的不幸生活，希望通过自己的展览，得到社会的捐款。用这些捐款专门资助弱势的小孩。因为中国不能自己办慈善机构，只有政府可以办慈善机构。我们就找到了上海的慈善基金会。正大现代艺术馆非常愿意与慈善基金会合作，完成这个项目。慈善基金会认为我们在协助他们做慈善事业，所得的款项都可以给慈善。他们把何成瑶的资料，我们要展览的行为作品拿回去，然后打电话回来说这个项目不能合作，因为作品有问题。我们那本展览的图录，何成瑶的心灵之痛，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作品，我们准备在中国出版社买书号。我为什么特别提问题情结，而不是简单的中国符号，就是没有在中国本土生活和交往的西方人，肯定就很难理解中国特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它的难度在哪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它真正面临的问题，怎么建构真正的次序。正大美术馆出两万块钱在出版社买书号，中国出版社的很多书号是要靠钱买的。审查了半年，答复说这个书不能出版。然后我们正大美术馆就做自己的图录，不用任何书号出版。我举这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当代艺术，仅仅看一件作品，眼睛看到的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作品从生产过程到结束过程，一个系列，只要在这个情境当中，它制造了情境话语，都可以作为作品的组成部分。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杨小彦先生刚才讲了摄影。08年，我策划了五个摄影个展。这是办公室的作品，拍了一些乡村办公室和商务办公室。然后他拍了一组乡村的信仰空间，基督教的教堂，虽然很简陋，但恰恰是农民得到心理安慰的地方。第三组是乡村的医疗设施条件。08年我帮他在墙美术馆做了个展；第二个摄影个展是何崇岳，他拍了很多计划生育的照片。经常会出现生男生女都一样。第三个是金江波的摄影个展，他拍了小商品市场，然后又转向了加工厂。因为越南、柬埔寨的劳动力更便宜，所以他就拍了一些撤离的加工厂的图片。第四个是倪卫华的摄影个展。十年之前他拍了一个广告栏，叫发展是硬道理。十年之前发展是硬道理是政府宣传的广告栏。十年之后，广告栏变了，叫共建和谐社会。两条标语代表了两种国家意识形态；第五个摄影个展，有一个艺术家拍了放心广告，放心大米、放心豆腐、放心食品等等放心，还有放心奶粉等等。很多放心的东西，还有被行业协会授予的放心店。

　　我做这五个摄影个展其实就是一个摄影个展，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新闻就是艺术。当我们在讨论摄影的时候，以往有两种摄影，在支配着我们对摄影的理解。一种是纪实摄影，在瞬间，在现场拍下的东西，然后看这个镜头在瞬间能不能捕捉到一刹那的过程，或者有没有重大的事件在镜头里保留下来；第二是用拼贴、摆放或者用理念、概念做出来的。我做这五个摄影个展，首先是反对观念摄影的虚构性、模糊性，以及中国符号性。另外，反对传统纪实摄影的标准对可能性的限制。假如说用传统纪实摄影的话，我刚才给你们放的摄影可能都不算是太好的摄影。但是恰恰是这一点，我的评论希望从大家认为不太好的艺术作品当中寻找到新的成长点。这个成长点是要用一种非艺术的图像进行对艺术概念的突破，这就是我称为的艺术就是新闻的来源。我现在就锁定在放心，由于时间有限，我就结束简短的发言。我做了五个摄影个展，争议最大的就是今天看到的梁越的作品，摄影家认为这不是作品，就是用数码相机随便拍。当我们依然用摄影的概念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它当然不像作品，但是我们需要转换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当作摄影来看，应该把它当作图像来看。它是用图像来浓缩中国的一段心理状况，比如说去年的奶粉事件，直接构成了这件作品。我策划展览的时候，正好是奶粉事件爆发的时候。就像我策划金江波加工厂撤退的摄影作品的时候，正好是金融危机的时候。政治学的纬度、社会学的纬度，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恰恰这一纬度一直没有受到本国评论家的重视。当然，由于这样一种艺术作品需要大量的中国生活经验以及社会背景支撑，西方的评论家一下子也很难了解它的价值之所在。这样一组艺术作品，一直是不受关注的。倒过来讲，十年间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在07年、08年做了这样的展览，也就意味着我一直在关注不是当红的，或者是大家认为不太好的艺术。我开玩笑，我是专门策划做得不好的艺术家的策展人。

　　谢谢大家！

　　讨论提问部分：

　　提问：当你认为艺术作品成为艺术形态的批判性工具的时候，认为它还是艺术吗？作品本身的精神还存在吗？

　　王南溟：你的问题是大家都愿意问的。假如说一个艺术作品放弃了对艺术形态的反思和审视，表面上你感觉到不再做意识形态的作品，你是独立的。但恰恰相反，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只有自己不停地用艺术，独立的政治学来警惕和反思意识形态，那个时候恰恰不会让艺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恰恰让艺术成为一个独立判断和审视意识形态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我们今天的政治学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的政治学的最大区别，就是艺术与人的天赋人权结合在一起，它只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而不是政治工具。假如说政治工具化，离开了它自己的血液和心脏跳动，这个时候恰恰是以前的政治生活当中的，你是老百姓，莫谈国事。今天我为什么要强调政治学，恰恰是要把政治回归到个人生活当中，政治就是每个人的生活。

　　提问：您是独立的艺术批评家，我的问题可能与您本人的专家背景有关系。您当年是学法律专业的。从您的策展和您个人的评论当中可以感受到很强的艺术的政治指向性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我非常赞同，而且我也非常支持您的观点和风格。我的问题是，比如说我们通过艺术揭示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以及底层的基本生活经验等等，这个背后我们是希望达到更好的次序重建或者是改善的目的。考虑到您当年的法律背景，我有时候也在想，比如我们推动社会进步、人权进步，只有艺术，是不是足够？或者说您认为哪一个的作用更大？

　　王南溟：以前也经常有人这样来反攻我，我自己的评论生涯已经有二十年，因为这样一个项目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推进的也非常慢，而且是我一个人在做。更绝对的，对我的提问是，与其你这样努力，还不如直接去做官，行政领导人可以改变社会。往往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也是中国党派教育下来的结果，就是一个社会的改造层面，本来是很丰富的，结果变成了官本位的层面，只有靠官本位才能改变。其实我们说艺术对改变今天的生活有多大价值？可以退到底，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这个没有价值不等于思想史上不能构建更好的思想概念和思想系统。比如民主时代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但是讨论民主从古希腊就开始了。只有大家共同思考什么样的社会组建模式才是更美好的时候，这个社会可能会朝向美好的方向去发展。假如没有这个动因，这个社会永远是黑暗的。我有一本书叫《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当我们用行政来改造社会之前，必须要经过一个程序。每个人都应该有参与社会的权利，让社会变得更美好。这样一种参与的权利，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记者可以用大众传媒、公务员、专家、教授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调查报告，公务员可以通过吸收各方的意见，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艺术家可以用自己的艺术方式。假如说每个职业都有这样一种方式，共构成了各成员、各领域的公共话题，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不能抱希望说一个艺术家能改变一个社会，或者是一件作品能改变一个社会，不是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说一件作品能改变一个社会，这样更好。但是艺术评论和艺术家不能用这种标准衡量艺术，只能说参与比不参与好，不能说能不能改造一个社会，成为一个有效或者无效的答案。今天的政治是老百姓政治，叫凡人政治，不是英雄政治，也不是伟人政治。假如说依然有英雄政治和伟人政治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在社会当中起多大作用，还是政治学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没有理清这些关系，所以在讨论艺术问题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些问题。谢谢你的提问。

　　提问：既然谈到批评艺术，我就谈一个它的反义词，颂扬艺术。我认为批评和颂扬的绝对就是零。既然你赞成批评，你也赞成颂扬艺术吗？

　　王南溟：颂扬的艺术让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颂扬者去颂扬，跟我无关，是另外一些人做的事。我是专门负责批判地，不负责颂扬。

　　提问：颂扬和批评的绝对值是一样的。既然你赞成批评，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反对颂扬。或者你也赞成颂扬。

　　王南溟：我又赞成颂扬，又赞成批评，变成九头鸟了。

　　今天最大的误区就是没有理解多元的概念，多元是每个人一个方向，多元是针对社会宏观管理而言，这个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自主发展的主体方向，共同组建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并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一个方向的东西，所以后现代理论在中国也是被歪曲，被误解的，被中国的教条的辩证法给误解的。

　　殷双喜：作为主持人，我向王南溟提一个问题。刚才他为大家播放的图片，关于秦桧的问题，可能有一些听众，包括与会的外国朋友，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他没有进行介绍。秦桧是宋朝时，用我们现代话说是叛国者。在中国历史概念当中，老百姓认为这个叛国者应该千秋万代永远跪在那里，以向国家和民族示罪。王南溟先生认为从人权的角度和现代法律的角度，即使他有叛国罪，他也可以站起来。这体现了他的现代法制理想。当然他的法制理想和整个民族的惯例和情绪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王南溟坚持艺术要坚持现代民主的意识。我的问题是，这两件作品本身就是艺术吗？就像您刚才说的新闻就是艺术，或者说可以转换成法律就是艺术，人权就是艺术，这两者之间是不是等号呢？

　　王南溟：我简单的回答。我批评性艺术的兴起后面的副标题是中国艺术情境自由理论。这本书是不能出版的，只能用香港书号出版。艺术的本体一直在限制着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在今天，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我们以前说杜尚的《小便池》不是艺术，后来成为了艺术。现在前卫艺术家只认同杜尚的《小便池》是艺术。再往前走，他又甚为不是艺术。我们说岩画，是我们今天认为它是艺术。当时的人没有认为这是艺术。艺术作为一个概念，往往会限制发展过程当中的艺术。结构主义也好，海德格尔也好，就是讨论命名不能涵盖一个事物所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往往会被命名切割掉，命名到最后成为限制人的思维发展的过程。这是大家讨论语言哲学差异性的来源。从今天而言，在哲学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们在谈前卫艺术的时候，依然用艺术的概念限制艺术行为，那前卫艺术史可能是发展不出来的。假如用浪漫主义的、传统人文主义的标准衡量达达、安迪·沃霍尔等人，显然这种标准就不是艺术。当年格林伯格为了抽象表现主义坚持了很长时间，就是美国很多评论家认为抽象表现主义的东西实在是很好。如果我们把艺术的开放过程限制住，可能会把更加前卫的艺术发展方向的路堵死。按照今天自由社会的自由主义原则，我们宁可先让一种东西产生出来，至于它是不是艺术，有待于以后评说。或者说这个艺术对于今天而言，假如一直停留在艺术概念的话，是远远不够的。从艺术本身来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从这几个关键词可以看到艺术这个概念，以及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一直发生变化。美术有美的概念，后来它往往容易变成一个商品化的代名词，画很古典的人体画，唯美的美术。现在美术这个词也不用了，基本上用艺术。艺术一旦到本体化以后，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艺术一直在限制着往前发展的前卫艺术，可能图像理论的产生对艺术这个概念再一次进行了突破。为什么大家都用图像理论解读艺术，因为图像理论扩大了艺术本体的范围。关键在于哪里？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针对哈贝马斯的1980年那篇著名的演讲《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其中涉及的艺术问题，对他进行了质疑。他对艺术的质疑，认为是否定文化的伪纲领，还是停留在现代主义阶段。他把艺术自主或者把艺术本体理解的过于狭窄。反过来讲，杜尚的小便池，从某种意义来说不能观念，同时做语言，语言可以成为现成品，可以成为艺术的存在，可以表达你探索的语言载体。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一直在往前发展，这正好是我考虑的问题，我考虑的问题正好相反，我不再考虑艺术如何做得好，我恰恰是想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大家看着不像艺术？我感兴趣的是要找一些不像艺术的东西，它是不是艺术不重要，对我而言，它有没有一种图像可以导致一种话题，使图像成了话题的引入者。这是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倒过来讲，我们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我还评论了不是艺术家做的作品。中国人都知道胡歌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还有新闻记者拍下来的一堵墙，小手印。我要证明一点艺术是向艺术家在挑战。你不认为是艺术，什么是艺术？是你规定是艺术，它就是艺术了吗？以前是上帝说这是艺术，上帝死的以后谁规定？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流动性，以及公共领域里面的开放度。这次我做的整个展览系统，美术馆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美术馆不是一个审美的对象，包括何成瑶的展览。美术馆也可以成为讨论社会问题的场所，这是今天的美术馆功能的变化。只不过这样一个讨论社会问题的场所，这样一个话题是由艺术家，或者是不被称为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所挑起的。所以说，我同时又再搞艺术制度与法律的讲课和研究，一个艺术制度我们称为一个艺术的生产和接受系统。对于今天而言，我们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界定美术馆？如何界定美术评论家？如何界定艺术家？围绕着我的理论核心，所有的问题有待于重新讨论。其中一个有待于讨论的其中一个作者而已。这样的讨论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当然也希望来自于方方面面的争论。事实上我面临的问题比其他人要多得多，比高名潞多得多。很多人这十几年来都会问我这样的看法和我所主张的图像，进行各种各样的质疑。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我同样欢迎各位专家和艺术家对我的质疑，我也很耐心地回答对我的质疑。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把我想到的东西，跟大家进行对话。

　　殷双喜：谢谢王南溟先生的回答。我的感慨是我昨天看到艾金斯看到的圆环，已经从一环到了七环，就像原来北京到二环就是城边上，现在北京已经到了六环。如果北京再划七环就到了天津了，可能天津就不存在了。北京如果划了八环可能到了渤海海边，如果再继续到九环、十环，可能整个中国就置换为北京了。王南溟强调的是艺术无限的开放可能性。刚才沈语冰教授强调艺术规范的必要性。在开放与规范之间，在不断的动态的过程中间，我们面临着对艺术理解的深化。我个人觉得，王南溟的态度和开放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他这样的思维火车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欲望，也没有火车的终点站。这是我的一点忧虑。